潘知常:生命美学:“我将归来开放”

——重返八十年代美学现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20 次 更新时间:2017-11-23 14:3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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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在时代艰难思考的云深不知处。因此,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必须尊重自己的内心感受,文章绝不为应时而做,应权贵而做,应时髦课题而做——一次也不!因为这是一个真正的学人的尊严所在(美学界应该树立这样的“一次也不”的风气,应该以固守学人的尊严为荣)。1823年,贝多芬将《D大调庄严弥撒曲》手稿献给鲁道夫大公,并题词:“出自心灵,但愿它能抵达心灵”。其实,所有的学术研究也都应该如此:“出自心灵,抵达心灵”。生命美学的动力,当然也是因此。

  

   而且,生命美学的实践也告诉我们,思想的创新还要贵在坚持。从1985年到现在,三十三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我也已经看到了太多太多的“兴衰浮沉”,但是,生命美学却仍旧在壮大、仍旧在发展,生命美学已经从过去的“百口莫辨”到了不屑一辩——因为生命美学的成长已经毋庸置疑,也已经无可否认。这让我想起,当年日本的德川家康曾被提问:“杜鹃不啼,而要听它啼,有什么办法?”他的回答是:“等待它啼。”这个回答,我很喜欢。很多东西,如果你等不及,那,也就等不到! 对于生命美学,我也想这样说。

  

      也因此,也许与其他美学学人不同,我在此以前的全部美学生命,都是与生命美学荣辱与共的。有一首流行歌曲唱得真好:“若是没有你,我苟延残喘!”生命美学也是这样,我也可以说:“若是没有你,我苟延残喘!”不过,这毕竟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其实,生命美学的成长还有另外一个方面,这就是美学在思想解放大潮中逐步形成的宽松、宽容、相互扶助的良好氛围。过去在读《第二十二条军规》的作者海勒的《上帝知道》这部作品的时候,我曾经为其中的一句话而感动: “人怎能独自温暖?”其实,在创新和探索的道路上,同样谁也不能够“独自温暖”。就我个人的经历而言,无疑也是如此。我愿意直言,这么多年来,我为此而倍感艰辛,例如,还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叶,我刚开始提倡生命美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磕磕碰碰。仅仅是被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去加以公开批判,就有两次,还被在北京的一次学术会议上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在美学界的代表点名批判一次。其它的曲折,就更不用去说了。但是,我却又绝对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就以李泽厚先生为例,我幼年在北京长大,居住在北京东城区和平里九区一号,美学界的学人都熟知,那里正是实践美学的诞生地,因为李泽厚先生文革前后就一直住在那里。我家与李泽厚先生的家在前后两排,因此我认为自幼就应该是深受李泽厚先生的熏陶,而且,我至今也认为他的学术贡献无人可及,堪称一代大师。或许也因为这个原因,当年我最早批评实践美学的时候,确实也心怀忐忑。但是,李泽厚先生却不以为忤。我1991年把拙作《生命美学》寄给李泽厚先生指正的时候,他立即回信,给我以鼓励,而且,还提出可以开一个学术讨论会,他愿意亲自到会。蒋孔阳先生也是这样。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在给蒋孔阳先生的信中提及自己对于实践美学的疑惑以及自己对于实践美学的批评的时候,他立即给我回信。在信中,他写道:“来信收到,甚为高兴!我也曾听说过,你写了评‘美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文章,我认为很好。学术上谁也不应称霸,应当有自由的争鸣空气。不能只让我说,不让他说。争鸣空气愈是激烈,议论愈是xx(信件字迹看不清楚),学术就愈是繁荣。不然,只是一家独鸣,大家喊万岁,那还有什么学术?”只要想一想当时我还只有三十多岁,初生牛犊,而蒋孔阳先生已经早已名动天下。而且,我还是在批评实践美学,那么,立刻就会知道,蒋孔阳先生的信写下的其实不是他一个人的心声,而是一个时代的心声。确实,实践美学与生命美学之争其实只是形式,而其中的最为内在的内涵,却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共同拥有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这就是:“为真理而斗争”。

  

   还有阎国忠先生对我的美学研究工作的关心与批评。从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开始,我提出了自己的关于生命美学的设想,以我当时二十多岁的年龄,无疑决然想象不到这会给我日后的学术生涯带来什么。探索者的艰难,是我在后来的经历中才逐渐咀嚼到的。可是,早在1995年,阎国忠老师就在《走出古典——当代中国美学论争述评》中给了生命美学以与实践美学等其它美学主张同等的地位。只要联想到那个时候的我还只是一个不满四十岁的年轻人,就会知道,阎国忠老师的这一评价是何等不易。继之,在1997年1期的《文艺研究》,阎国忠老师又发表了《关于审美活动——评实践美学与生命美学的论争》,再后来,在2001年6期的《郑州大学学报》,阎国忠老师又发表了《何谓美学——100年来中国学者的追问》,不久,他又把这篇文章扩展成了一本专著:《美学建构中的尝试与问题》,把生命美学与其他六种美学模式并列,作为20世纪中国美学探索的主要成就。可是,这对于一个当时仅仅四十多岁的年轻学人来说,该是何等的诚惶诚恐?!无疑,阎国忠老师的鼓励对于我的鞭策是十分重要的。当然,阎国忠老师对生命美学也多有商榷,不过,这些商榷,也早就化作了我在推进、完善生命美学时的动力。

  

   还必须感谢的,是王世德先生。我与王世德先生的相识,是在上个世纪的1987年。我去成都的四川师范大学开会,第一次见到了与会的王世德先生(也就在这次的会议中,我还结识了王教授的两位高足:封孝伦、薛富兴),令我意外的是,对于我的浅见,他却给予了我极大的鼓励。这鼓励的弥足珍贵,应该说,对当时的我而言,是无论怎样评价都不为过分的。

  

   然而,更为令人感动的是。当年王世德先生还曾经力排众议,全力支持他的硕士研究生封孝伦(后为贵州大学常务副校长)完成了自己的硕士学位论文《艺术是人类生命意识的表达》。而今回首往事,我想说,没有相当的理论勇气与敏锐的学术眼光,这样的题目,在生命美学萌芽之初的时期,无疑是早在开题阶段就会被保护性地无情“枪毙“掉的。

  

   王世德教授对于生命美学研究的支持还不仅仅是我和封孝伦两人,在2002年,我还注意到,他又热情地为范藻教授的新著《叩问意义之门——生命美学论纲》写了评论,而且明确表态说:“我赞同和欣赏新提出的生命美学观这一美学思潮。”“我赞同和欣赏生命美学这样的美学观和审美思潮”。

  

   王世德教授对于生命美学研究的支持还不仅仅是一时的,而是一贯的。2015年,我也注意到,他在《贵州大学学报》的第一期中,又发表了《喜读封孝伦新著<生命之思>》。这一次,他仍旧明确表态说:我“很赞同生命美学论”。

  

   还必须提及的,是众多的生命美学的爱好者的鼓励与鞭策。在这个方面,多年来,我经历了很多,也无数次地被感动过。例如,2016年,我在江苏大丰作美学讲座的时候,主持人就在现场介绍了一位在座的老年舞蹈老师在多年前曾经受到我的《生命美学》一书影响的故事;2015年,在江苏省的戏剧编剧培训班上,作为主持人,江苏的一位著名编剧也曾经在现场回忆,他本人在早年的艰难探索中,就受到我的《生命美学》一书的启发,并且当场朗诵了拙著中的一段……

  

   古人云:“吹尽黄沙始到金”。现在,在改革开放四十年到来的时候,我终于可以说,生命美学的过去已经成为美好的回忆,成为传奇,也必将会进入中国当代美学史。但是,而今美学界的思想解放也仍旧并不容易。与过去截然不同,斗转星移的当今学术界,不少人已经把拿到项目的多少、获奖数目的多少、核心期刊发表论文的多少作为评判学术研究的标准。“著书”却不“立说”,在现在的学术界已经见惯不惊了,人们也早已不以为平庸,反以为光荣。“著名”却不“留名”,某些学者在当下的学术活动中地位显赫,但是在悠久的学术历史中却难寻踪迹,或许也会成为未来的一个学术景观。不过,我却始终固执己见。因为实在没有办法设想,康德与黑格尔怎么去组合一个学术团队,更无法设想,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美学》、《历史哲学》《宗教哲学讲演录》竟然是他指导不同学术团队合力完成的成果。在人文科学,其实谁都知道,倘若如此,那只是笑柄而已。

  

   也因此,无论别人如何选择,我多年来是始终固执坚持不去申报诸如重大项目之类的项目的。当然,这会因此而影响诸多的“福利”,那也只能如此了。在我看来,起码对人文科学来说,对于研究成果的最高评判标准,只能是:出思想。也因此,我始终认为,在中国当代的美学界,就美学的基本理论研究而言,实践美学的提出(不仅仅是李泽厚先生,还有刘纲纪先生、蒋孔阳先生,等等)以及后实践美学的问世(超越美学、生命美学等等),还包括其它一些美学新论的首创,才是当代中国美学研究中最值得关注的的成就与贡献(当然,这里论及的只是“最值得关注”,因此,绝不意味着对于任何的认真的美学研究成果的不敬)。“尔曹身与名俱灭,不费江河万古流”,不妨大胆想象,将来在历史中终将沉淀下来的,必将也首先就是这些成就与贡献。

  

   我记得杜近芳曾经告诉丁晓君,当年她拜师时听到的第一句话是,王瑶卿先生问她:你是想当好角儿?还是想成好角儿?王瑶卿先生解释说:当好角儿很容易,什么都帮你准备好了。成好角不是,要真正自己付出一定的辛苦,经历一番风雨,你才成为一个好角儿。而牟宗三先生在《为学与为人》中也告诫过我们;做学问就是要把自己生命中最为核心的东西挖掘出来。在我看来,牟先生的话绝对正确。倘若要想在美学界“成为一个好角儿“,要想在美学界真做学问,那也只能如此了:“把自己生命中最为核心的东西挖掘出来。”至于某些课题或者项目,或者某些献媚权贵之作,某些应时之作,在我看来,都是一些伪学问,不做也罢!

  

   三

  

   当然,生命美学的出现也不是孤立的,而是直接与置身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大背景下的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密切相关。

  

   首先,生命美学是在与实践美学的长期论战中脱颖而出的。实践美学有其历史功绩,这毋庸置疑,但是,实践美学也有其缺点,这同样毋庸置疑。只是现在对于实践美学的批评已经并非难事,也已经很难想象到在过去倘若公开批评实践美学会意味着多么大的风险。因此,现在出现了不少学者,在批评实践美学已经没有任何风险而且也已经成为时髦的时候,纷纷自称自己是实践美学的最早批评者,更有人时时在有意无意的把批评实践美学的“事迹”算在自己的身上。还有一些学者,因为时代久远,也因为对于当时的情况缺乏实事求是的研究,因此在谈及这一段史实的时候会出现种种张冠李戴的谬误。

  

   然而,历史的真相却难以掩饰,更难以篡改。我常说,在这里,唯一的标准无疑应该是去考证公开发表论文或者论著的时间。

  

例如,现在一般学者都认为后实践美学的发端是1994年,这是因为在这一年杨春时先生发表了为“后实践美学”颁发出生证的论文《超越实践美学,建立超越美学》(《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1期)。对此,我没有异议。不过,倘若论及国内最早的对于实践美学的批评以及对于美学新说的提倡,则不能从1994年算起。因为早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的中页,高尔泰先生以及我本人就已经开始刊发相关论文了。因此,应该将在1994年之前的对于实践美学的批评以及新观点的提出作为最为重要的前驱,才符合美学历史的实际情况,也才是真正尊重美学历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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