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剑涛 刘玉海 朱天元:中国政治学的“失语”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891 次 更新时间:2017-11-15 20: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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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80年代一直绵延到现在,还有一些引人瞩目的思潮,比如萧功秦所代表的新权威主义。新权威主义,说权威,它倾向于权力;说新权威,它倾向于现代。所以,它一开篇就注定吃力不讨好。但它确实有一种宣称的好处,容易吸引社会公众的注意:第一,因为有新权威,进行改革,社会代价小;第二,一旦新权威一念之间把传统体制转到现代体制,很迅速。成本低,转型又迅速,满足了休克疗法的优势;有新权威,有认同符号,不至于解决不了渐进变革问题。所以,新权威主义在中国一直有比较广泛的市场。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思潮——民主社会主义,党内谈论的不少,比如原人民大学的副校长谢韬,当然,也遭到党内人士的严厉批评。

   这些不同思潮,按照科斯《变革中国》中提出的开拓思想市场,让各种论述竞争的主张,应当展开相互间的思想竞合。在这一点上,我历来有个强烈的信念——不仅仅是信心的问题——政治学的繁荣是中国下一步学术繁荣的龙头。一旦中国政治发展内在的呼唤政治学出场,那么它会改变目前政治学的研究取向、研究面貌、思想观念,会使政治学成为真正引导中国现代变革的现代学科。

  

中国学习型现代化的困境

  

   问:如果把视角拉得更广一点,不仅仅是当下的思潮,这一个多世纪中国一直持续学习不同国家的现代化经验,其各自对中国的现代化路径有哪些影响?

   任剑涛:中国的现代化,被定位为学习型现代化。我们学习哪些东西,就注定了我们每走一步都要看我们心仪的现代化国家怎么推进现代化。所以,我在《建国之惑》一书中,清理了留学六个国家的留学生群体对中国政治发展——从晚清到人民共和国——的重大影响。

   英、美、德、法、日、俄,是中国先后潜心学习的6个国家,英美算一类,属于渐进现代化类型。中国留学英美的学人归国后大力提倡效仿英美,提出诸如“工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等主张,以为这些东西是英美称霸世界的关键所在。他们的意识形态热情不是很高,问题意识比较凸显。像胡适这样主张效仿英美的代表人物,一直到1948年才写了一篇非常通俗的自由主义的文章,之前都只是涉及容忍和自由的关系、新文化运动的意义。晚清时的中国已经面临着国家崩溃,文化建设明显缓不济急,只谈文化改革怎能解决现实问题?今天有人断言新文化运动激进,其实是需要商榷的,尽管推进新文化运动手段上很激进,但只要选择文化,就不能说是激进的,因为政经变化才是最激进的。

   学习英美,基本上两个特点,第一想学他们的渐进改良,第二想学他们的从长计议。这是一种先不从政经核心下手,而是从科学、文化、社会这些方面下手推进的现代化方案。但学英美两个国家最大的麻烦是,他们是现代化的 “例外”、而不是现代化的常态。全世界在英美成为英美之后,都学不来英美。因为它们作为现代国家的兴起,给后发国家施加了巨大压力。加之作为全球化进程的现代化,一个国家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占有比例是有排斥性的——西班牙称霸海上,荷兰就无法获得令自己满意的贸易份额;荷兰称霸欧洲,英国就必须打掉荷兰的舰队——没有所谓双赢局面。因此,后发现代化国家不再可能从从容容地迈进在现代化道路上。竞争性的现代化进程,还充满了暴力,英国的崛起,缺少与欧陆战争的视角,就得不到深入理解。法国承接英国发展,一定要通过拿破仑的铁血征战,体现出他“马背上的世界精神”。一个后发国家要想渐进发展,绝对很难。英美这种类型,中国笃定是学不了的。一个漫长的现代化发展,对中国来说实在太奢侈了。

   一些留学英美想表达跨越发展的人,对直接民主或专制政治的兴趣非常浓厚。我在《建国之惑》一书中,点评了民国时期的钱端升和当下的王绍光两位代表人物。

   钱端升留学美国,回来居然提倡专制!因为当时德国一时兴盛,留美和留英的学生就扛不住了。他们深知中国学习英美而不得,因此转而对德国艳羡无比。至于“文革”式社会主义情结郁结心中无法化解,学习英美知识而不改直接民主信念,就更是对英美道路颇表不屑。

   另一些留学英国的学人——譬如储安平那一代人——处在英国已经走向社会主义的精神氛围中,所以他们有强烈的社会主义情结。拉斯基的好几个学生,是中国社会主义的提倡者。他们在1946年到1949年中国立宪决断关键时候的表现,是不值得赞扬的。

   另外一种类型,就是想学习崛起邻居的“留日生”。当时的留日生大多考虑很简单:日本是儒教文化圈,一衣带水,我们可以模仿。但日本人当时讲,他是学的是“兰学”,因此鼓励中国留学生直接到欧美留学。但留日运动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很大。最有名的留日生之一,后来对民国政治发挥过很大影响的张君劢,堪为代表。他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学家。在1946到1949中国面临国家发展路径选择的时候,张君劢的有些判断是很正确的,起码比留英的学生正确。但“留日生”的命运基本上是夭折的,后来纷纷投向英美或者德法。比如,张君劢这个留日生,没有接受日本启蒙思想家反传统和赞扬现代激进转型的主张,后来宣传的东西是英国的。这很有象征性。张君劢是现代新儒家,文化上相当保守,在现代发展上则宣传社会主义,他最羡慕的是拉斯基那一套东西,主张把建立现代国家和确立计划经济等量齐观。

   德法俄三个国也可以视为一种类型。德法跟日本一样是现代化的二传手,但比日本要先发一些。德国、法国当时区分很大。法国靠激情跃进,通过拿破仑而建立现代国家,因此经过第一共和、第一帝国,第二共和、第二帝国……无数的波折才步入正常国家行列。法国在20世纪初期是世界激进政治思潮集中之地,在马克思去世前后流行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这种意识形态认为政府是万恶之源,社会完全能够自治。中国早期去法国的一些人,都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且以为无政府主义就是社会主义。

   “一战”中的法国,需要大量工人,华工大量涌入,留学、访学和勤工俭学的随之而入。“一战”结束,法国排斥性很强。而苏联当时非常有战略眼光,在中法大学破产的时候,专门在莫斯科兴办中山大学,把被法国排斥的中国勤工俭学人士接纳过去,灌输激进政治理念。因此,留法和留俄在这条线上其实是一个类型,反而与留德有一些区别:留德的学人主要走向了浪漫主义,留法和留俄走向了共产主义。从类型上讲,三者有趋同的方面。留学法俄的这批人后来对中国的影响,尤其是对人民共和国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因为他们,国人到今天还对俄罗斯心怀敬畏。所以,比较英美德法日俄而言,俄国人对中国的现代化选择影响最大。我们其实一直都在学俄罗斯。

   简单地总结一下:第一、中国是学习型现代化;第二、学习的对象实际非常复杂——有真正的现代化领袖国家,能够领导世界长达百年,也有瞬间成为世界领袖而迅速崩溃的国家;第三、所学习的对象呈现一条衰变轨迹——本来先学的是世界现代化领袖国家英美,跟着却学起现代化“暴发户”德法日俄,眼下想学的是新加坡——非民主政治、市场经济与文化保守主义的混合体;第四、直到今天,留学运动还在如火如荼地开展,因此政治理论还没有真正面对中国问题——只要留学这一“西天取经”运动仍在,就证明中国的政治理论还没有能够为中国现代政治开出现代方案。留学运动提示人们,中国总想到别人那里去拿现代化的现成方案,最大的负面影响就是,中国的现实问题被各种舶来的知识掩盖住了。面对建立现代国家的迷惑,由留学所呈现的学习型现代化、模仿性现代化,最大的问题就是模仿走到必须面对国家真实情况的时候,政治学却不知所措,直接失语了。

   问:你在这本书里面谈到“二战”对思想界的不同影响,我特别注意到法国和德国的不同:德国阿伦特这一进路反思的是如何避免重新陷入极权,而法国则走向了存在与虚无的路子,这种分殊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不同的思想进路对这两个国家后来的政治社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任剑涛:我一向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是“英美问题,德法处境”——要建立现代国家,英美是具有示范性的,但是我们又落在德国、法国的处境里面。英美对中国呈现出学习的目标性,德法则指示国人认识自己的后发现代化处境。以后发国家状态,实现先发现代目标,难度可想而知。对中国而言,德国、法国的问题很容易浮现在人们面前,后发的困境常常困扰人们。德法的现代化路子对后发现代国家积累了很宝贵的经验,但沉痛的教训可能更多。怎样解决“英美问题,德法处境”之间的巨大落差,值得中国政治学界反思。

  

期待偶发性突击,不要指望顶层设计

  

   问:关于中国当下的政治课题或者政治命题,很多人可能会有不同的观点:有的认为是现代国家建构、有的认为应先解决“王在法下”,还有人认为核心是落实宪法……你觉得当前重大的现实的政治命题是什么?

   任剑涛:就我的研究立场来说,我一向反对排序政治。因为一个国家的现代发展,从来不是主观设计的结果。解决宪制问题、或者解决国家建构的问题,或者是建立稳定社会的问题,怎么进一步释放行政体制改革的效能问题——换言之,就是先解决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还是增强国家治理行政能力的问题?都是某种线性设计思路的产物。对中国来说,究竟在哪个领域有突破?它依赖于非常多的偶发性因素,并偶发地呈现给世人。

   因为一个国家的政治涉及到这个国家的整合力问题,当一个国家有序的时候,诸政治事务的排序自然会呈现出来。但是政治结构变革时期,一个国家的政治整合力是不足的,政治排序就完全基于想象。所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究竟会从哪里发展起来,从何处突破,是我不知道的。我研究的基本结论是,在国家治理的具体问题上,偶发性突破比结构性设计要重要得多。小岗村农民的偶发性突破,是打破土地公有制和集体主义劳动模式最重要的动力,它不来自于任何人的预期设计。虽然现在强调国家发展的顶层设计,但改革的顶层设计只能解决国家的愿景问题,而国家愿景跟具体的改革先后秩序并不直接相关。这个今天的现代化进程,实际上还得期待偶发性突破。中国哪个领域的工作搞不下去了,就会倒逼改革突破;搞得下去,规范的改革设计,指望都别指望。

   问: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你还是欣赏英美的渐进式的演进。

   任剑涛:但是渐进演化的成本是非常高的。我主张一种有观念、有演化的碰撞结果——你尽可以设计,但你的方案是不是有效?得接受不同设计和现实力量的碰撞。你在理论逻辑上可以构思,但那最多成就一本成功的理论著作;现实选不选中这个方案,那是偶发性因素决定的事情。理想设计与现实条件两者碰撞,可能会有比较好的结果。因为完全像英国那样通过历史的渐进过程,太奢侈了,中国来不及。

   问:赵鼎新教授提出一个概念叫“绩效合法性”,以您对当今现实的观察,这个概念还有说服力吗?

   任剑涛:绩效合法性其实不叫合法性,我不同意这个概念的所指。因为绩效是一个后果概念,而合法性不是一个后果概念,而是一个关乎认同的概念。绩效合法性的说法把合法性一半的内容给斩掉了。更关键的是,这个概念没有解决绩效自身的结构性问题:第一、绩效有个表现过程,仅看后果,无法了解绩效合法性的复杂结构;第二、绩效有个极限,之所以提绩效合法性,是为了解决权力合法性不足的问题。一种权力体制不变,绩效左右腾挪,假如到了最终阶段,怎么办?我们已经腾挪了三十几年了,还能从哪里出绩效?你还谈绩效合法性?

所以,要审慎使用这个概念,不要在合法性建设前面加太多的限制性概念,从而把合法性概念给阉割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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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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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经济观察报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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