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仕凯:第三世界的政治主题转换及其对世界政治的影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85 次 更新时间:2017-10-14 21:1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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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仕凯  

   国家治理危机与民主转型的相互作用说明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自由民主体制并不天然具有解决国家治理危机的能力,国家治理危机也并非是简单的政治体制设计和选择的问题,实际上第三世界国家面临的真正问题就是国家治理危机本身,而根本的出路就在于立足本国实际创建符合国情的国家治理体系以及不断改善国家治理水平。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彻底揭露了这一问题,因为金融危机撕开了西方核心国家长期以来的政治优越感的面纱,原来西方核心国家也被一系列国家治理难题所困扰,甚至陷入困境而难以自拔,所以自由民主体制在第三世界的挫败也不是简单的“水土不服”,西方核心国家的困境说明自由民主体制也有其不可克服的缺陷,用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话来说,就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民主体制步入了政治衰败的轨道。[23]

  

   当第三世界国家从自由民主体制的迷梦中惊醒时,国家治理成为第三世界新的政治主题就在情理之中。可以说,国家治理已经不仅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主题,而且是包括西方核心国家在内的全球范围的政治主题,这不仅是因为西方核心国家也被一系列国家治理难题所困扰,而且因为一系列全球性问题正在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挑战,因此“在21世纪,‘治理’则越发成为国际社会更加主导性的话语”。[24]由于欧美发达国家实力的相对衰弱,它们对于国际事务的控制能力也随之发生了下降,所以全球权力体系也在发生转移。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深刻地认识到,全球权力体系的转移将导致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消失或者出现、问题重要性的增加或者下降,就当前世界而言,集中体现为全球性问题的激增、国际议程的丰富和排序的根本性调整、国际安全和环境问题越来越占据突出的重要位置等。[25]各种愈演愈烈的全球性问题对世界各国的国家治理能力提出严峻的挑战,未来的国家之间竞争将在很大程度上围绕着国家治理能力展开,国家治理水平也将成为世界各国间最为重要的政治分野。

  

   三  政治主题转换的逻辑:不由自主的秩序与发展

  

   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主题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经历了一个从政权建设到民主转型再到国家治理的演变过程,如果从直接原因的角度对政治主题的转换过程进行分析,那么不难发现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主题的转换是国内政治冲突不断演化的结果,然而如果进一步追溯国内政治冲突的诱因,也就是从更为深刻的角度来审视此过程,那么可以认定第三世界国家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的结构性位置,才是导致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主题转换的根源所在。第三世界国家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的结构性位置,也就是边缘的、落后的、依附的地位,不仅决定了第三世界国家具有共同的政治主题,而且塑造了第三世界国家内部政治冲突的性质、规模大小和具体节奏,进而决定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共同政治主题在过去的几十年时间里发生了两次转换。

  

   现代世界体系中的结构性位置所具有的决定性影响,实际上就是现代世界体系对第三世界施加的强制作用。具体而言,现代世界体系将建立秩序和实现发展确定为第三世界国家的核心任务,而建立秩序和实现发展之间的契合与冲突,则是导致第三世界国家内部政治妥协和政治冲突的基本诱因,因此也决定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主题的基本内容及其转换。可以说,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主题转换,既是秩序与发展之间长期积累的冲突的释放,又是重新配置秩序与发展之间关系、重新建构秩序与发展之间契合性的努力。建立秩序和实现发展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精英的战略性行动,但是秩序和发展两大核心任务以及两大核心任务之间的具体关系,则并不是由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精英所能决定的,而是受制于全球层面的结构性环境。要言之,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精英们所追求的正是不由自主的秩序和发展。第三世界国家所追求的秩序和发展的此种性质,不仅压缩了这些国家的政治精英塑造秩序与发展之间关系的机动空间,而且限制了这些国家的政治精英制造稳定的政治联盟和政治妥协的能力。由此可以判断,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主题转换,只不过是它们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的结构性位置所决定的秩序和发展之间关系不断调整的反映。

  

   沃勒斯坦在分析现代世界体系时,就敏锐地注意到现代世界体系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变迁具有塑造作用乃至决定性影响。他认为:“向世界经济体的融入,必然意味着政治结构嵌入国际体系之中。这也意味着,那些已经在这些地区存在的国家,或者把它们自己转变为存在于国际体系中的国家;或者被已采取了这种方式的新政治结构取代;或者被国际体系中的其他国家吞并。”[26]在沃勒斯坦看来,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变迁是经济上融入现代世界体系的结果,因为融入现代世界体系就意味着本国的生产成为资本主义全球商品链条中的一个环节,所以第三世界国家的产业类型、社会结构、阶级关系就在进入现代世界体系的时候固定了,而此种固定状态最终会反映到政治变迁上来。本文认为现代世界体系是造成第三世界国家政治变迁的结构性根源,但是现代世界体系并不能直接决定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变迁,正如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所总结的那样,尽管现代世界体系中的核心国家竭力想要控制第三世界国家,但是第三世界国家也从未放弃反抗,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变迁首先是国内推行的具体政策的结果。[27]

  

   现代世界体系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主题及其转换的决定性影响,并不是直接实现的,而是通过中间机制间接地实现的,这个中间机制就是秩序与发展之间存在的契合和冲突关系。现代世界体系的强制作用体现在它将建立秩序和实现发展确立为第三世界国家的核心任务。第三世界国家是落后的、依附性的、受核心国家支配的国家,这些特质决定了第三世界国家必须努力发展经济,快速推进工业化,逐渐缩小第三世界国家与西方核心国家之间的差距。如果遵循理想的经济发展模式,第三世界国家产业结构和资源禀赋的实际情况,要求第三世界国家以提供初级产品的方式参与到世界经济活动中来,通过赚取外汇收入以积累工业化所需要的资本,在推进工业化的进程中也要优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进一步扩大出口和积累外汇收入,然后再发展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但是,对于处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的第三世界国家来说,现实并不能支持它们按照理想的经济发展模式实现发展。

  

   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Theotonio Dos Santos)认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与现代世界体系之间存在尖锐的矛盾,因为第三世界国家的边缘和依附地位导致了西方核心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剥削,所以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只会加强和扩展西方核心国家,并且将第三世界国家限定在落后与依附的状态中。[28]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之所以进一步巩固了现代世界体系中的核心—边缘结构,这里面的奥秘就在于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不平等交换机制。弗兰克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不平等交换机制的后果:“如果不发达国家在如上所述按世界市场价格计量其出口时具有持续的出口盈余,那么,要是它们的出口按实际价值加以计量的话,它们会有大得多的、比它们的市场价格更大的实际出口盈余……同样地,如果不发达国家即便已有商品贸易盈余(如正统理论所设想的),仍遭受着不平等交换,那么,要是它们坚持按市场价格出口比进口更多的商品,它们的交换就更加不平等,它们的损失也更大。”[29]第三世界国家的结构性位置决定了它们的发展是受制于现代世界体系的不由自主的发展,在不平等交换机制的作用下,第三世界国家为实现发展付出了巨大的经济成本,它们的发展实际上成为了核心国家财富的来源,并进一步强化了自身的依附地位,用乔万尼·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的话来说,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只不过是“发展的幻象”而已。[30]

  

   “发展的幻象”绝非意味着第三世界国家不能实现发展,而是意味着第三世界国家要重新理解发展的条件,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有效的政治秩序。所谓有效的政治秩序就是指国家政权及其组成机构在对疆域进行控制和对社会进行渗透的基础上,一方面在国家内部能够集中关键性资源,并且能够在一定范围内充分动员国民,从而推行政治精英确定的发展战略,另一方面在国家外部能够维护主权独立和国家的核心利益。有效的政治秩序是第三世界国家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实现发展的根本性条件,一方面是因为它实现了主权独立、摆脱了政治上的依附,故而能够限制西方核心国家干预第三世界国家内政的机会,增强了第三世界国家同西方核心国家进行博弈的能力;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不平等交换机制的作用,允许第三世界国家借助产业政策、财政补贴、金融支持、关税保护等手段实现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故而推动工业化的超常规发展。

  

   建立有效的政治秩序同样是现代世界体系为第三世界国家确定的核心任务,这不仅是因为只有建立了有效的政治秩序,西方核心国家才能获得进行国际投资、利用廉价劳动力资源、获得原材料和工业品销售的广大市场,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有效的政治秩序关系到现代世界体系的维系。核心—边缘是现代世界体系的基本结构,也就是说只有当边缘地区存在的前提下才会有现代世界体系。同时,现代世界体系所需要的边缘地区也必须是有政治秩序的,否则西方核心国家操纵的不平等交换机制就难以正常运转。边缘地区在殖民地时期由殖民帝国来建立有效的政治秩序,而在殖民地赢得了政治独立转换为第三世界之后,则由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精英建立有效的政治秩序,如果执掌国家政权及其组成机构的政治精英未能建立有效的政治秩序,那么西方核心国家将会支持其他精英群体建立新的政治秩序。总而言之,只有当边缘地区本身就是一个有政治秩序的存在的前提下,它才能成为由西方核心国家支配的等级性结构体系中的一部分,而只有当核心—边缘结构存在时才能谈得上现代世界体系。

  

   当第三世界国家实现发展必须以有效的政治秩序作为根本性条件时,政治秩序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契合程度实现了最大化,由于有效的政治秩序是通过国家政权及其组成机构取得的,因而政权建设就最早发展成为第三世界国家共同的政治主题。对于政治精英而言,持久地执掌国家政权及其组成机构是它们的核心利益所在,而持续不断地从事政权建设则是政治精英执掌国家政权及其组成机构的重要工作,这就意味着政治精英必须一方面压制和分化反对派精英,排斥竞争性的机构出现,另一方面制造和赢得非精英群体即社会大众的认可和支持,巩固国家政权及其组成机构的制度形式。正如理查德·拉克曼(Richard Lachmann)所言,只有当政治精英能够利用国家政权及其组成机构从事社会财富的分配,并且反对派精英不能建立一个竞争性组织,而非精英群体也不会收回它们对既有政治秩序的支持时,政治精英才能统治一个社会。[31]政治秩序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契合程度将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断降低,因为快速的经济发展将会孕育出新的社会阶层以及代表它们的新政治精英,新政治精英必然提出分享国家政权及其组成机构的控制权的要求,而这将招致旧政治精英的强烈反对,于是采取镇压新社会阶层和新政治精英的行动。然而,镇压不仅意味着政治秩序有效性的流失,而且会破坏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和社会基础,从而阻碍经济发展。

  

到了20世纪70和80年代,第三世界的很多国家的工业化都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它们不再只是初级产品的供应地,现在它们同样具有很大的工业生产能力,成为比较重要的制造业基地。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业化的初步发展,既增强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势力,又制造了规模庞大的工人阶级,而且由于工人阶级大多聚集在城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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