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涛:中国留守儿童:“惩戒术”与“关爱体系”

——西部底层乡校再生产的日常研究[1]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34 次 更新时间:2017-09-27 11:06:32

李涛 (进入专栏)  
如在邓老师印象中一向乖巧的九年级学生叶强,居然也开始当着他和诸多其他同学的公开将洗脚后用下的热水浇到宿舍外边的树下,而关于不准将热水浇到树下的禁令甚至就在两天前的全校住宿生会议上才被重点强调,叶强热水浇树对抗禁令的公开性显然表达了另外的意思,尤其是叶强当着邓畅老师倒水获得其身旁同学的热烈喝彩的情景下。

  

   二、间接惩戒的两种形式:“欲望体系”的塑造与“个体便利”的剥夺

  

   (一)间接惩戒:冷冰冰量化数据管控下的“个体-集体”欲望体系的塑造与剥夺

   惩戒权和奖赏权事实上都是教育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日常唾手而得而不假思索的传统惩戒术逐渐变成了一种高难度的艺术,因其边界的难以掌控性而渐渐远离了日常教学,对肉体疼痛的规训与惩戒日益渐变为一种对欲望和既有便利的剥夺。将惩戒转化为对欲望的剥夺而不是对肉体的规训最为典型的例子则是对文明生、流动红旗与文明班的评选,学校通过严密的学生自组织体系(学生会、值周班干、室长等)和学校德育组织体系(德育副校长、德育处、团委、班主任、宿舍管理员、保安等)建立起了严密的量化监测系统,通过逐日分值加减与专项检查加减结合的办法确立了对以班级为单位的共同体内部成员的集体监督与个体约束网络,例如日常性的班务、住宿等加减分牢牢的将个体的日常行为与班级的目标荣誉达成紧密连接,底层乡校中的学生个体在日常校园生活完全被冷冰冰的量化数据所管控。

   在每班每人基本分100分的基础上,加分项目包括:(1)日常德育行为的正向激励:个体拾金不昧加1-2分、班级成员做好事加3-5分、班务工作完成好班

   集体加5-15分;(2)日常学习行为的正向激励:学习态度积极每班每天加1-2分、期中期末考试成绩总分年级前4名班级分别加10、8、6、3分;(3)日常公共集体活动的正向激励:学校组织的各项集体比赛,确定名次后,加分列入本周总分,校级一、二、三、四、五名分别给予25、20、15、10、5分奖励,年级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分别给予15分、10分、5分的奖励;(4)日常住宿行为的正向激励:每周获得楼层文明宿舍,总分加5分。

   而减分项目则更多,总结而言,大致包括以下七个方面:

   (1)日常班务减分方面,重点凸显学校在学生班级日常管理中对“齐”、“静”、“专”、“貌”、“洁”、“规”、“律”、“举”八个维度的价值统一追求:如对“齐”目标未达成的行为惩戒。如迟到早退扣1分,旷课每节扣1.5分,不执行请假制度扣2分等;对“静”目标未达成的行为惩戒。如大声喧闹、讲话扣2分;对“专”目标未达成的行为惩戒。如不做作业扣1分,不参加考试或不交卷扣1分,考试作弊扣10分,看与学习无关的课外书、睡觉、不带课本扣1分。

   (2)日常住宿生就宿行为扣分方面,重点凸显学校对学生在日常住宿管理中“齐”、“静”、“洁”、“貌”、“规”、“律”、“举”七个维度的价值统一追求:如 “齐”:缺一人扣班级1分,不按规定床位作息的每人扣10分;“静”:午、晚休讲话每人次扣1分;“律”:把头或身体伸出防盗网或空缺的消防窗口外扣5分,不关水龙头扣10分,打饭带入宿舍吃或存放带有食物的饭盆各扣5分;举:床位卡、座位表、室长一览表、住宿生管理条例坏、缺、张贴不合格各扣2分。

   (3)食堂日常就餐行为减分方面。重点凸显学校“齐”、“静”、“貌”、“举”的统一价值追求。

   (4)日常清洁和劳动任务减分方面。则重点凸显学校对“举”的统一价值追求。如上课前未完成清洁的,每班每次扣2分,清洁不干净的,每班扣2分,不搞清洁的每班扣4分。

   (5)日常仪式行为减分方面。则重点凸显学校对“举”的统一价值追求。如“两操”、升旗、集会和课间等重要日常仪式中,发生迟到扣1分,缺1人口1分,嘈杂扣1分,课间严重的追逐嬉闹扣30分。

   (6)日常特殊空间行为减分方面。重点凸显学校对“律”的统一价值追求。如不佩戴校牌扣2分,将校牌借给别人扣10分。

   (7)学生日常违纪违规行为扣分。重点凸显学校对“举”的统一价值追求。如:偷盗、抢劫、赌博、打架等每人扣30分,故意损坏学校书籍扣20分,吸烟、喝酒扣15分,谈恋爱、写情书扣2-10分。

   底层乡校中的孩子们在日常校园生活中完全被冷冰冰的量化数据网络所管控,来自学校官方的主流价值观得以通过奖励和惩戒的量化评分机制来交替渗透、传输与发生,在具体加减分执行中,奖励相对于惩戒的分量足够弱小,以至于获得文明、先进等都需要通过不受惩戒来获得:

   其一,将个体行为与班级荣誉紧密相连,使个体行为时刻受到班级共同体成员中“他者”的日常监督,同时也使个体行为受到个体之于集体的内心责任感约束,获得流动红旗和文明班级被来自官方权威者——教师,尤其是班主任所时刻强调,以至于需要成为盛行于班级共同体内部毫无争议的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获得流动红旗和获得文明班级在无意识间被建构为个体成就集体的日常内在欲望——作为班级成员而之于共同体的集体荣誉感。严密的加减分使个体日常行为时刻被行政领导、值日领导、值日老师、班主任、体育老师、生活教师、保安、食堂管理员、学生会、班团干部、室长、同辈中的“他者”所全面监控,日常行为变成官方刻意制造为获取“个体-集体”荣誉欲望的共同性表演,最后通过量化的公式和每周时刻更新的数据来规范个体达成学校主流文化的行为期许;

   其二,这种行为期许显然将个体与集体之间自然发生的内在关系推向一种断裂的极致:当个体行为在日常学校生活中变成一种需时刻内在警惕和焦虑的极致性表演后,发自内心的个体自由在屡次不经意的间接惩戒下极易使个体抛弃荣誉欲望的期许,而形成“破罐子破摔”的反抗性心理,当越来越多的个体在不断的扣分(间接惩戒)下而集聚日益增多的反抗性心理潮流时,个体抱怨无疑开始冲撞本来就属于被刻意制造而成的非真实稳固的集体欲望,“弱者”的日常抗争伴随着学生帮派这类次组织形式的萌生与发展,得以迅速彻底解构官方主流价值观下刻意建构的集体荣誉欲望的共识性达成。

   (二)间接惩戒: 对个体日常既有便利的剥夺

   取消住宿便是这样的一种新型惩戒术,并逐渐逐渐演变成了间接惩戒严峻程度较高的规训手段,它本质上使当事主体都不会将之与体罚联系上,但却又将直接的显性痛楚转化为了间接的更为柔化和隐性的痛楚,将“瞬时性”和“情景性”的痛楚拉长至“日常性”和“延时性”中。

   以云乡学校九年级黄明、李万和八年级杨刚所受到的惩戒为例。黄明和李万因为晚上在宿舍喝酒而被学校实施取消住宿四周和两周。12月1日,黄明和同学李万趁下午每天一次出校门倒本班垃圾的时间到校外小超市打了2斤白酒,用提前准备好的空矿泉水瓶装上白酒放入垃圾桶中混过了门卫的检查进入到教室里,把装有白酒的矿泉水瓶放入书包中待学校晚上九点下课后将之带入宿舍。回到宿舍后,黄明和李万都迅速洗漱完毕回铺假意入睡,因为此时身兼生活老师的德育主任邓畅会在男生宿舍区来回走动检查,一方面解决学生零时突发问题,如时不时的斗殴、吵架、欺弱等;另一方面,排查各种可能的潜在安全隐患与可疑问题,并时不时表扬或训斥一两个最近表现尚可或欠佳的典型学生。

   九年级的坏小子黄明显然在邓畅老师那里是重点监测对象,以至于晚上没有见到黄明的身影,邓畅老师都会主动去到他的宿舍看一看,当邓畅循例进入黄明宿舍,见黄明已早早上床睡觉,不自觉的还表扬了一句:“哟,今天晚上可还真乖,这么早就主动不打扰同学睡了!”,显然这是黄明不想引起邓老师格外注意的策略,对于底层的少年们而言,乐子是无时无刻都需要被制造的,乐子一方面是解构学校日常琐碎生活的工具和方式,另一方面也是掩盖和保护自我不当和潜在不当行为被惩戒的重要武器。听到邓老师的鼓励,黄明正好用撒娇的语气幽默回应:“人家本来就很乖嘛”!引起宿舍一阵戏谑式的哄笑后,黄明显然让邓老师安心的离开了。熄灯后的前三十分钟是绝对的危险期,久居宿舍的底层少年们无比清楚其中的奥妙,生活老师还会不定时的过宿舍区来回走动干预说话违纪的行为,因为前三十分钟是寄宿制学校中被时间作息表规训压抑一天之久的孩子们集体心理释放期,一方面黑暗使白天的日常监控变成了盲点;另一方面法不责众,生活老师很难以说话违纪单纯去处罚某个学生个体,而集体惩戒只会进一步强化学生的内部团结,巩固他们的共同体意识。因此,当说话声难以停止且此起彼伏的时候,邓老师只能被迫吹响紧急集合哨让少年们全部到操场集合,按宿舍号分类每个宿舍各站一排,要么举报出说话违纪者,要么集体罚站。黄明显然无比清楚这个30分钟的奥秘,他选择努力睡觉以熬过这危险的30分钟。但中国西南云乡12月的宿舍潮冷,诸多住宿生的被子都相对单薄,不少低年级的孩子会主动两人一床盖两床被子以相互取暖,而对于高年级的孩子则只能把白天穿的羽绒服加盖在被子上睡觉,但仍有不少底层孩子无法入睡。黄明显然并无法入睡,事实上他和李万买酒的目的此刻似乎才逐步清楚,他叫起同样无法入睡的李万:“怎么样,来喝两口,热乎热乎”。李万早已等不及,去取了装牙膏牙刷的杯子相互倒上了满杯,第一次喝了一部分后再次上铺,发现依旧难以入睡,不得不又再次起来把2斤酒直至全部喝完。结果喝完酒以后,李万倒是顺利睡着,但黄明则开始从床上一直到地上耍酒疯胡闹,但即便如此,底层少年们内部牢不可破的共同体关系也使其他室友和隔壁宿舍受影响的同学也绝不生活教师值班室举报,持续时间近2个小时后黄明依然没有停息的迹象,舍友们开始逐步担心黄明胡闹会出大事,于是派人去值班室敲醒了熟睡中的邓老师,黄明此时从厕所回来路上正好迎头碰上邓老师,随即被其他同学搀扶着回到了宿舍,发现自己床上是湿的,却不知是因自己闹酒疯而是给弄湿的以后,随即又开始破口大骂。邓老师早已忍无可忍,直接拉着黄明就去值班室醒酒,15分钟内再次吐了4次,之后一直趴在桌上,邓老师不得不在冬夜里近1点给远在20里外的黄明家长打电话速到学校处理。最后的结果是黄明和李万都请了家长并写了检讨书全校公开检讨,李万被学校勒令取消住宿资格2周,而黄明则被取消住宿资格4周。李万和黄明只能每天很早分别从17里和20里地外的家中出发走复杂的山地上骑车来赶学校早上7点钟的早自习,否则一旦迟到将构成新的违纪。

   李万和黄明的被惩戒显然属于对既有便利的剥夺,它与传统意义上的罚站、打手板、面壁思过等显性意义上的惩戒相互区别:一方面公开的检讨使对此类行为的惩戒在同辈群体中仪式化和情景化效应得以凸显;另一方面,取消住宿所带来的不方便和间接柔性的持续痛苦感使仪式化和情景化效应被拉长至日常性和延时性中,进而通过同辈群体每天可视化的不便利性和日常痛苦感(抱怨)而发散产生深层的规训效果,这对于义务教育段学校教师惩戒力度极低(不能开除学生、因体罚和惩戒的模糊性而无法施加直接的痛苦感、检讨请家长等常规手段早麻木)的尴尬现实而言,无疑是一种更为“高明”的惩戒术。

但再高明的惩戒术也会遇到底层社会家长们的质疑,八年级的杨刚即是一例,杨刚因为屡次与舍友在宿舍晚上熄灯多时以后还继续玩“三国杀”(一种纸牌游戏)而被邓畅老师当场抓住,被勒令与其他共计9位同学一起取消住宿2周。其他8位同学在公开检讨后,只能每天或自行骑车或步行或家庭一员接送来校上学放学。从学校的角度而言,如果学生选择自行骑车或步行显然会让学生本人知道其住宿资格并非理所当然,知其不易方可自觉不再在学校违纪,否则就是给自己制造不方便,而学生选择家庭一员接送显然会给家庭正常生产生活带来莫大的麻烦,以至于在家庭教育日渐淡薄的底层村落社会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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