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延中:毛泽东:死亡的意义及其象征

——一项历史心理视角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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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延中 (进入专栏)  
听《金缕》。”毛泽东把这首词的最后两句“举大白,听《金缕》”改为“君且去,不须顾。”或许是在跟老友周恩来说话吧?! 1974年5月10日毛泽东又布置注释的大字本庚信的《枯树赋》、谢庄的《月赋》、谢惠连的《雪赋》,江淹的《别赋》、《恨赋》。历史学家刘修明评价说,这无疑直接反应出“政治,社会理想,现实疾病,家庭壮志,暮年,这一切,在晚年毛泽东的感情上掀起巨大的波澜,造成他错综复杂的心态和至深且巨的精神创伤,使他不得不从中国古典辞赋诗词等文学作品中寻求心志的抚慰。” [95]

   1975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地度过了他的82岁生日。这一天上午他没有看书,单独地坐着,对身边工作人员嘟囔着说:“这也许是我过的最后一个生日吧!”

   1976年:接连三次心肌梗塞,

   奏响了生命的暮曲

   1976年1月1日,毛泽东出乎意料地会见了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和她的丈夫戴维·艾森豪威尔。席间毛泽东感慨万千地说:“一个人负担太重,死是解脱”。

   1976年3月8日下午,一块巨石,以每秒15至18公里的相对速度,与地球公转轨道相交,在距离大气层 19公里的吉林市北郊高空,燃烧、发光,成为一个大火球,碎片犹如天女散花般散落在吉林市永吉县靠山屯附近。据报道,这次罕见的陨石雨,是迄今世界上数量、质量和散落范围最大的一次。人们后来形容说陨石雨犹如被击碎的飞机,“机头”酷似1号陨石、“机右翼”为2号陨石,“机左翼”为3号陨石,“机身”好像粉身碎骨的3000余个零散的小陨石块。其中,一块重1770公斤石质陨石,至今为止作为世界最大的陨石。坊间后来传说,这三块大陨石,象征着当时中国三位最著名的政治领导人: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

   4月4日,北京天安门广场爆发市民吊念周恩来的活动。7日,毛泽东决定,解除邓小平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撰写的《毛泽东传》对此时毛泽东的精神和心态,做了如下描述:

   “随着毛泽东意识到自己来日无多,随着很多人在林彪事件后对这场‘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产生怀疑,毛泽东极其关心人们将来会怎样看待‘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关于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的设想,一方面表明它试图改变党内的现行制度,另一方面也反映他已感觉到自己的病情而对‘后事’的某种担忧。这种担忧,随着他本人健康状况的明显下降,以及党和国家政治形势面对的复杂局面而日益加深,甚至变成焦虑不安,直接影响他此时对许多重大问题做出的决策。” [97]

   4月21日,毛泽东身边的护理人员孟锦云照常给他读报。当读完有关吉林陨石雨的报道后,毛泽东让她再读一遍,读着读着毛泽东就坐了起来,而后他便下地,在屋里走了几步,“看来,毛泽东被一种情绪笼罩着,他的脸上现出一种思虑,一种不安,一种激动”,他让孟把窗帘打开,由孟扶着走到窗边,“毛泽东站在窗边,望着那夕阳渐落的天际,望了很久很久,望得那样出神。”毛泽东在窗前伫立良久,感慨而又激动地对小孟说:“中国有一派学说,叫做天人感应。说的是人间有什么大变动,大自然就会有所表示,给人们预报一下,吉有吉兆,凶有凶兆。”“天摇地动,天上掉下大石头,就要死人哩。《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赵云死时,都掉过石头折过旗杆。大人物、名人,真是与众不同,死都要死得有声有色,不同凡响噢。”孟锦云反问:在大人物死的时候,天上会掉下大石头,您真信吗?毛沉思后说:“古人为什么要编造这些呢?”[98]

   5月11日,毛泽东第一次出现了心肌梗塞迹象。尽管此前他的心脏也不是很好,但却始终没有出现过早搏。这次,毛泽东发病突然,呼吸急促,脸色苍白,并伴有全身大汗。经过检查,专家们确认毛泽东为心内膜下心肌梗塞,同时又伴有心律不齐。由于无法进食,华国锋曾亲自做了一次下胃管的尝试,大部分医疗小组成员也同样做了下胃管的尝试,借以劝说毛泽东改用胃管进食,但毛泽东仍不同意。

   5月30日深夜,毛泽东的心脏病第二次复发。他呼吸急促,大汗淋漓,并出现了短时间的昏迷。这次发病之后,毛泽东同意医生在他的耳垂上抽取血液进行化验,同时又配合医生使用无线电遥测心电仪。在以后半个多月的时间里,毛泽东的病情较为稳定。

   6月中下旬,毛泽东中南海游泳池驻地与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等谈话,断断续续地对自己的一生做了总结: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腥风血雨”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98]

   6月26日,毛泽东的病情又发生了变化,心电图显示心律加快和间或发生早搏的迹象。尽管行动不便,但毛泽东仍然不时要求从床铺移至沙发上休息,后来又再次要求移回床榻之上。晚7时左右,遥测心电仪再次显示毛泽东出现心肌梗塞的迹象,而且这次心肌梗塞的面积较之5月11日那次面积略显扩大。这次,毛泽东同意使用胃管输入营养。是月,毛泽东的身体状况开始有了一定好转,他可以在护士的搀扶下,下床走动了。

   7月28日深夜,中国河北唐山发生大地震。31日下午,重病在身的毛泽东由警卫战士和医护人员抬上自动移动病床,被转移到距游泳池住地不远,具有防震功能的202号的新住宅。

   8月中旬,遥测心电仪第三次显现出心脏跳动不规律的迹象。而且在这期间,毛泽东的情绪变得烦躁起来,右侧肢体的偏瘫症状也变得明显加重,毛泽东只有在左侧偏卧才能保证呼吸畅通。这时,医疗小组重新调整了医疗方案,相机投入一些控制心脏早搏的药物。从8月下旬开始,毛泽东的生命开始进入倒计时。[99]

   据权威资料,此时毛泽东曾提出回湖南韶山修养,但由于病情未能如愿。18日圈阅了最后一份《关于唐山、丰南一带抗震救灾的通报》的文件;26日,索要宋代洪迈的《容斋随笔》,这是毛泽东生前索要的最后一部书籍;28日上午,在病床上见了女儿李敏;9月7日,在纸上画了三横,又用手敲打木质床头。由工作人员辅助阅读日本首相三木武夫的材料。看了几分钟就昏迷过去。这是他最后一份自己指定阅读的资料;8日,全天由工作人员托着文件或书籍,阅读11次,共2小时50分钟。最后一次看文件是下午4时37分钟,看了约30分钟。入夜,毛泽东进入弥留状态。[100]

   以下是毛泽东临终之际,由其医疗专家组总负责人陶寿淇教授所做的医疗抢救记录:

   九月八日晚上二十是时五分,紫绀明显,吸痰及用呼吸机几分钟后紫绀一度减轻。

   二十时三十分,四肢发凉,神志模糊,紫绀又加重,用呼吸机后稍减轻。

   二十时五十五分,神志更不清楚,经鼻腔吸痰时无反应。

   二十一时四十四分,出现阵发性房性心动过速。

   二十二时十五分,血压降至80/58(mmHg)。

   二十三时十五分,进入昏迷状态。

   二十三时四十四分,瞳孔散大,对光反射消失。

   九月九日零时四分,抽吸两下,血压测不到。

   零时六分,自主呼吸完全消失。

   零时十分,心脏停止。[101]

   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1976年9月9日,享年83岁。他的生命历程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一道奇特而耐人寻味的痕迹。

  

四、 “死亡焦虑”:罪疚冲动的性质


   毛泽东晚年,当他想到死亡的时候,说了很多的话。概而观之,他最后一年曾反复吟咏唐代刘禹锡之名词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可谓表征。这样,在并不企望自己之肉体长生不死的角度上,毛泽东确无恐慌。实情或许是,毛泽东对死亡的态度似比常人更加开放豁达些。据吴旭君回忆:1963年,毛泽东曾得意地掰着手指头给她讲形式逻辑:“人都是要死的,这是个概念。根据概念,然后你做出判断:毛泽东是人,看来这个判断是正确的。那么,根据判断你再去推理。所以,毛泽东是会死的。”并说,“我死了,可以开个庆祝会。你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最好穿颜色鲜艳的红衣服或花衣服,要兴高采烈、满面春风地参加庆祝会,然后你就大大方方地上台去讲话。”“你就讲:同志们,今天我们这个大会是个胜利的大会。毛泽东死了。我们大家来庆祝辩证法的胜利。他死得好。如果不死人,从孔夫子到现在地球就装不下了。新陈代谢嘛。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他还认真地对吴旭君说:“我在世时吃鱼比较多,我死后把我火化,骨灰撒到长江里喂鱼。你就对鱼说:鱼儿呀,毛泽东给你们赔不是来了。他生前吃了你们,现在你们吃他吧,吃肥了你们好去为人民服务。这就叫物质不灭定律。”[102]

   上述描述生动、真实,然而,它并未解释本文所言毛泽东之“死亡焦虑”的性质,因为我们的原始问题是:“死亡本能”对于毛泽东的政治生涯和思想倾向,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们说毛泽东的一生“奇特”而“耐人寻味”,是指他似乎总是处于某种同时矛盾着的统一的连贯性之中:在宣布绝不惧怕死亡的同时,又时时担忧死后的情景;在倡导尽可能少杀人、最好不杀人的同时,却永远地崇尚“攻击”和“斗争”;在千方百计地聚合朋友的同时,心底中最在乎可能更是敌人;在直接推动“天下大乱”之运动的同时,憧憬的则是“大治”之下的“永久泰平”。…… 总之,他自己心目中“革命道德”之“大仁政”追求,每每以“战争”、“破坏”和“折磨”的形式得以展现。美国哈佛学者本杰明·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曾触摸到了这一深层“分裂”,他说:“我之所以要使用 ‘精神状态’(states of mind)这样一种含糊的字眼,是想表示[毛泽东]各种交替变化的情绪,这些情绪包括:深深的忧虑、高度的亢奋、受伤的自尊、深切的怨恨、以及毫无根据的自满等等……。”[103] 如果说这种“矛盾之一惯性”恰是毛氏“辩证统一”哲学的底色,那么,这里我们想探究的则是这一哲学意涵的心理(psychoanalysis)基础。

   《自我与本我》[104] 是弗洛伊德晚年最后的一部学术著作,被称之为“心灵解剖学”(the anatomy of the mind)的经典。其中最重要的原创性思想贡献,可能就在于其揭示出“本我”与“超我”表层对立背后之深层内涵的一致性,其中“罪疚感之无意识”(Unconscious of guilt)是其思想精髓的关键词。

按对弗洛伊德思想之通常而浅显的理解,所谓“自我”是生命动源(Libido)的直接表达,以“享乐原则”行事,而不顾他者感受的“破坏”欲望;“自我”则是受到社会道德约束而被矫正的压抑行为;而“超我”更是以追求“理想自我”(ideal ego or ego ideal)为满足的“极道德”了的一种需求。在一般意义上,“自我”行为会被社会认可为“正常的”(normal),而不死的“本我”又必然地时时发起“进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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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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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三会学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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