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辉:腐败的两幅面孔

——基于7000个司法裁判文书数据的描述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70 次 更新时间:2017-09-21 10:5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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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辉  
并不是说贪污腐败中都只有一个人参与,恰恰相反,随着国家财政、金融等监管制度的完善,公职人员要想直接盗取国家财产经常需要多个人相互配合,因此贪污罪中经常出现多个人的共同犯罪,在接下来的数据分析中就可以呈现这一结果。但是再多的参与者,作为自体腐败,其行动主体只包括公职人员单方面,手段包括贪污、窃取、挪用、骗取、职务侵占等。交易型腐败则不同,既然是交易,至少涉及到交易双方的行为,所以交易型腐败的主体至少包括公职人员以及公职人员之外的行动者两方面,在一些复杂的案例中,交易型腐败可以包括非常复杂的行动主体,包括为官员和行贿者牵线搭桥的中间人等。虽然我们不能排除公职人员也会为了职务晋升等向其他公职人员行贿的情况,这时候行为者双方都是公职人员,但是大量的交易型腐败还是发生在国家和市场之间的。交易型腐败的手段包括行贿、受贿,以及受贿的各种亚类型,单位受贿,影响力受贿,斡旋受贿等。

   第三,自体腐败和交易型腐败有非常不同的社会功能。腐败研究曾经经历过一个功能主义理论范式。功能论者认为腐败有许多正向的功能,比如强调降低官僚机构的刚性以克服文牍主义,刺激投资以促进经济发展,弱化政府与民众的敌意和冲突,产生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的整合等等。所有这些可能产生的正向结果,实际上都建立在交易型腐败的基础之上,比如克服文牍主义和缓解政府对民众的敌意。实际上功能论者是把腐败当作民众的一种非正式政治参与,其手段主要是民众或厂商使用贿赂的方法来影响政府的政策。而刺激投资和精英整合也是同样的道理,由于经济精英可以使用贿赂的方法来影响政治精英的决策,因此降低了投资的风险,同时也使得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有了更多的互动和合作,虽然这种合作可能是非法的或者至少摆不上台面,但也比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的对立要好。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实际上经济学中许多对于腐败的研究都是建立在对交易型腐败的认识之上的,比如Shleifer和Vishny在很早的一篇关于腐败和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中就说:“我们把腐败定义为政府官员为了个人利益出售国有财产或政府服务。”而在这个定义的基础上形成的许多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和理论,实际上指的都是交易型腐败,比如“寻租”理论和“国家俘获”理论等。

   而贪污则不同,作为一种非常典型的非交易型腐败,并不需要有私有部门参与其中,这种腐败一般以公职人员自身为主,通过手中掌握的资源和权力,直接侵占、盗取、挪用或者骗取国家资产。因此,对于这种类型的腐败,用交易型腐败中发展出来的寻租理论、国家俘获理论是无法解释的。对贪污来说最重要的是所谓“接近权”,比如公共部门的类似会计、出纳、仓库管理员、征税员、负责罚款的职员等职位,都是贪污罪的高发职业,原理很简单,并不是这些人位高权重,而是其最接近国家资产。用委托—代理理论来说,当委托人与这些职员(代理人)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时,他们就可以利用接近权将国家资产占为己有。这种公职人员利用职权直接盗取国家财产的行为如果非常泛滥,那么政府就有沦为“盗贼式国家”的可能,很难说这种腐败有什么正向的功能,功能主义者所声称的一些腐败的正功能在这里都不能成立。

   第四,两种腐败从产生的原因上来说也有一定的差别。作为交易型腐败,虽然仔细来看形式多样,但主要表现为市场主体(如厂商)通过行贿的手段来影响政府决策,或者购买某种稀缺的政府服务。所以如果给定同样的监督力度,那么在市场转型的国家里会持续高发交易型腐败,在高额的贿赂金额面前,即便是在对腐败采取最严厉处罚的国家里,也会有大量官员铤而走险。非交易型腐败则不同,腐败的诱因就来自政府内部,委托人和代理人的信息不对称是贪污的主要诱发因素,政府内部的监管、审查、透明化程度越弱,则委托人了解具有接近权代理人的程度就越弱,发生直接贪污国家财产的概率就越高。

   最后,两种腐败的直接“受害者”不同。腐败,不管是贿赂还是贪污,总的来说都是受害者不清晰的一种犯罪,这与抢劫、谋杀、诈骗等刑事犯罪有所不同。从受害者的角度来分析,贪污腐败更接近于“平庸的恶”,因为贪污的对象是一个抽象的“国家”或者“公共体”,并不针对具体的个人。受贿则不然,大部分的受贿都有一个面对面的实际操作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大部分的受贿者都会面临或多或少的道德压力。因此,在中国这种赠礼文化兴盛的国家里,行贿和受贿双方为了降低道德压力,或者说把受贿自我道德化,经常会使用各种手段把受贿的过程包装成普通的赠礼实践。

  

   二、数据工作

   由于腐败这一研究主题的特殊性,想要获得与腐败相关的一手研究资料并不容易,但是仍然有一些学者通过系统搜集整理大量腐败案例的方法进行研究,为大家了解中国腐败的分布、发展和变化的现状做出了突出贡献。过勇通过对594个腐败案例所建立的案例库的实证分析发现,经济转轨有多种机制为腐败的发生提供了机会。公婷和吴木銮从一份官方报纸《检察日报》上搜集了从2000-2009年期间的2800多个公开报道的腐败案例,分析了中国腐败总体规模、发生领域、犯罪类型等的变化趋势。刘启君使用了各地人民法院的贪污腐败案例的1万多份《判决书》,建成了“中国转型期腐败案例数据库”。通过对这一数据库的统计分析,作者得到了许多有意思的发现:中国的腐败交易总体呈上升趋势,国有企业是腐败最为严重的部门,正职官员普遍比副职官员的腐败情况严重。

   还有一些基于大样本腐败案例的研究,把研究目标集中在更小范围的目标群体的腐败问题之上,比如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腐败问题,市一级“一把手”领导干部腐败问题,工程建设领域腐败问题。虽然这些研究在研究目标上缩小了范围,但依然都面临着案例选择比较随意,样本量过小的问题。因此,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如果要继续拓展以案例为基础分析中国腐败现状的研究,就需要找到更为可靠的、选择性更低的公开信息来源,进一步扩大样本的覆盖范围,本文所使用的“中国裁判文书网”案例信息库就初步具备这样的特征。

  

   1.数据来源

   我们的数据来自于“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的法院判决书文本,网站提供了搜索引擎,我们使用了“贪污”和“受贿”两个关键词进行搜索,分别得到了6020个与“受贿”相关的文件和16900个与“贪污”相关的文件,这些文本文件就是最后数据建立的原始资料。虽然根据搜索结果直接下载下来的文件数量很大,但是经过筛选和清理,最终符合要求进入样本的文本数量并没有那么多,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是文本性质的限制。在仔细阅读了司法文书之后,我们发现,搜索结果中的“裁判文书”主要包括两种类型:“刑事裁定书”和“刑事判决书”。其中,刑事裁定书是指人民法院在刑事案件审理或判决执行过程中,就程序问题和部分实体问题所做的书面决定,比如因为对罪犯的“减刑”所出具的裁定书。裁定书中包含的信息十分匮乏,只有罪犯个人的基本信息,没有对罪名的详细描述,也没有处罚和金额等关键信息,这种类型的文本不符合我们的研究需要。而刑事判决书则不同,其中包含了对案件性质、案情过程、证据搜集、嫌疑人个人信息、以及最终判决结果的详细信息,有的复杂案件,判决书可以长达20多页,符合我们的研究需要,最后我们只选择使用判决书文本来建立数据库,舍弃掉了所有的刑事裁定书。

   二是搜索结果错误。截止我们搜集资料时的搜索时间,中国裁判文书网并没有提供特别复杂和精确的搜索引擎,所以搜索结果都是模糊匹配的,即使用“贪污”和“受贿”作为关键词时,也会搜索出其它包含了这些关键词的案件文本,这样的搜索结果大量存在,不符合我们的要求,在最后做了罪名的匹配之后被清理掉。

   三是搜索出重复文本,即一个案例会在最终的搜索结果中重复出现2-3次,最后只能删除重复结果,造成最终的样本量远远少于搜索结果数量。

   四是下载错误,可能是网站本身的原因,也可能是下载软件本身的问题,总会有一定比例的下载结果显示为乱码或者空白页,导致下载的文本无法使用。

   最后,还有一个比较少见的情况,只有通过人工仔细阅读和比对文书文本才能发现,那就是一审判决为贪污案,但是二审终审结果推翻一审的定罪,改为“职务侵占”或者“诈骗”等其它罪名,也不符合我们的要求,被剔除出样本。

   经过这样几轮删选,最后只剩下符合要求的4092个贪污案和3223个受贿案,总计7315个样本,作为最后的数据总量。如果按年份区分,包括了2014的5947个案例,和2015年的1368个案例。

  

   2.编码与测量

   在清理完数据,最终确定我们的目标文本后,接下来最为艰巨的任务就是将这最后符合要求的7000多份文本转换为可以用软件分析的数据格式。为了降低工作量,我们首先使用“机器学习”的方法,根据每个文书文本独特的案件编号建立一行数据,如“(2014)宁刑初字第00436号”指的是湖南省宁乡县人民检察院公诉的第436号案件,由于每一份判决书都有这样一个独特的编号,所以就根据这个编号为基础来建立最初的数据。计算机可以自动识别非常格式化的文本信息,包括年份、案件编号,宣判的法院信息,地址信息,嫌疑人姓名及人口学信息,罪名等等。但是,由于判决书的文本格式非常复杂,有些非常关键的信息无法自动提取,包括我们关注的最核心变量:判罚和涉案金额,以及犯罪情节等等,最后这些关键信息使用人工比对的方法全部重新手动核实。最终在20位研究助理历时一年半的编码工作之后,完成了数据库的建设工作。详细编码规则如下:

   罪名:包括受贿罪和贪污罪,受贿罪编码为1,贪污罪编码为2。文本中的描述为:“本院认为,被告人杨XX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国有财产人民币,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或者类似这样的表达:“本院认为,被告人谢某某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伙同他人非法收受他人财物75万元,个人分得21.5万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宁乡县人民检察院对被告人谢某某指控的部分事实及罪名成立,本院予以采纳。”

   金额:金额的情况比较复杂,有些案件非常清晰地给出了犯罪嫌疑人相应罪名所对应的金额,如上文中的:“被告人谢某某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伙同他人非法收受他人财物75万元,个人分得21.5万元,数额巨大”。但也有些案件在最后结论中没有给出明确的涉案金额,如上文中的“被告人杨某某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国有财产人民币”,在这种情况下就要阅读全部判决书文本,把所有项目的金额加总,来计算最后总金额。同时,要把其中的房产、礼品等换算成金额,把外汇按照汇率换算成人民币。如甘肃省酒泉市房地产管理局局长受贿一案,最后确定:“被告人史某在任酒泉市房管局局长、城建局局长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多次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18445420.65元,美元41万元,金条11根(1100克),为他人谋取利益,严重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对这种情况最后美元乘以2014年平均汇率6.1428,金条以司法机构认定换算价格人民币202332元,最终确定史某受贿罪相应金额为21166300.65元。

   是否共同犯罪:当一个案件中出现多名罪犯,且最后均确定为受贿罪或者贪污罪的,就被视为共同犯罪,编码为1,否则编码为0。

单位和部门:判决书中一般都会提供罪犯的详细个人职业经历,但是这些职业五花八门,种类过于繁多,职业信息也过于繁琐,为了能够具备一定的分析价值,我们利用这个信息将罪犯的工作部门划分为了21个领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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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理论与改革》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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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友讨论

徐孟献 2017-09-25 07:01:01

  中国的腐败是体制性腐败,有许多腐败并不是主观有意,而是体制强制,这也正是无官不贪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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