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享:贪污惩治、税政革新与派系权争——抗战胜利前后直接税署长高秉坊贪污案解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17 次 更新时间:2017-08-12 21:4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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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归纳而言,高之拨提行为系行政过失,而非刑事罪责。

  

   初审控辩已可见案件之关键节点:高秉坊存在随意提拨保证金行为已属无疑,但是究竟是行政过失,还是贪污公款,控辩双方定性完全不同。检方认为触犯惩治贪污条件,辩方实际上是做无罪辩护。案件审理之中,高在庭上并未有过多自辩。但高对检方所举罪证不予承认、更否认有贪污行径的态度十分明确。

  

   高案初审系公开审讯,有不少官员及报社记者到场。沈钧儒亦到场旁听。初审之后,又进行两次审讯。至6月30日,正式宣判。重庆地方实验法院判决书裁定:高秉坊连续意图谋利,截留公款,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姚遐龄对于主管事务直接图利,处有期徒刑十五年,褫夺公权十年。(15)法院依照惩处贪污条例,采取重判。

  

   高被判死刑,大出其本人意料。据传,高听到法官宣读判决书之后,当庭晕倒,经法警扶出,押回监牢。(16)章士钊也觉不可思议,认为司法不公。高之行事虽有违规之处,但属行政过失,罪不致死。高妻唐蕴得知判决结果,惊慌失措。高秉坊提出上诉,要求再审,高妻再请章士钊继续辩护。章士钊认为,案情受派系干预,已非辩护所能解,拒绝再担任辩护律师。后请动中央大学法律系教授戴修瓒担任辩护律师。在当事人之外,司法院院长居正召司法行政部部长谢冠生、重庆地方法院院长查良鉴,对之表示不满。(17)7月20日,重庆将案卷送最高法院。8月21日,最高法院第一分院发还重庆更审,更审审判长是法院推事李坚夫。9月22日开庭,此次审理未公开。9月26日及1946年1月12日重审,1月24日再公开审讯。检方指控依旧,戴依理诉辩。经过调查,认为指控非实,所述林森路致祥号及陕西街祥和号为申请人合股之大商店,经查生活费独资经营香烟、土烟摊贩,资本仅2万元,并无合股。高妻唐蕴在长寿县开工厂之事,经委长寿县调查,未得证实。所述直接税职员朱庆才对高、汪勾结事,经查并无朱庆才其人。(18)戴依然为高做无罪辩护。

  

   更审结果发生变化。1946年1月29日宣判,“高秉坊连续对于主管事务直接图利,处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其余部分无罪”。(19)宣判之时,高妻亦伫立庭外,高着长袍,意态颇安详,与一审之时大为不同。当李审判长宣读判文时,高抄手低头沉思,并无张皇之色。(20)5月10日,高由重庆法院看守所转至四川省第二监狱。

  

   由一审死刑,到二审无期,高性命得保。从控辩情况来看,提款为事实,高本人亦未否认。但对提款是用于图谋私利,还是用于员工福利及公务,控辩双方有根本分歧。这直接影响到高案的适用法条及量刑定性。控方举出证据,但仍有较多漏洞。辩方在更审之时,对涉及合股、开设工厂等事进行核实,澄清部分事实。但是,为何在一审被判死刑,二审又判无期?究竟是更审辩护之功,还是有其他影响判决的因素存在,章士钊为何拒绝辩护?在案件审理过程之中,各方都是何态度?这都需要转向法庭之外来寻求答案。

  

   二、案外的公众舆论及问题焦点

  

   法庭上的控辩主要围绕违法证据及适用法条展开,但不论是当事人高秉坊,还是检察官、主审法官、律师,甚至“围观”之官员及公众,都对案件有主观认识与解读。高秉坊被撤职查办恰在孔祥熙留美辞职之后,高又一向被视为孔党,高被重判究竟是依法断案,还是借力打力,带给各方无限的遐想。

  

   高案一出,媒体腸目,“高秉坊案开审时重庆的法院盛况空前,大家想赶来一看高秉坊的庐山真面目。可惜法庭临时挂了免看牌,连新闻记者都未便一饱眼福。《大公报》记者不择手段,竟然在门口缝里探视写成高案特稿,于是天机泄露,毕竟使大家知道些大概情形,而当时有乘兴赶来看高秉坊的观众,唯有败兴而返了。”“但人们所以打紧高秉坊案而不肯放松了他,其主因还在黄金作祟,谁叫他非法‘拾黄金’呢!”(21)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新华日报》上也刊载新闻,“高秉坊大贪污案昨日开庭,听众拥挤”。(22)媒体关注,既是因为高的身份,又因为贪污案系社会抨击的热点。法院进行新闻管制,反而激发了公众的想象。

  

   在确定1945年6月23日续审之后,官方机构及官方媒体可获准前往旁听,但也要申请旁听证方能入庭。在6月20日前后,军政部部长办公室调查组、重庆市磁器口商业同业公会申请23日之旁听证,得到地方法院许可。(23)6月21日,中央银行、财政部、商务日报社也分别向法院索取旁听证。(24)中国国民党军政部特别党部也致函法院,表示要派员前往旁听请核发旁听证。(25)此时虽实行新闻控制,但仍可申请旁听证获得直接信息,公众可由此渠道对案情有较多了解。可见高案舆论影响之大,且受到国民党党政甚至军方机构关注。

  

   到二审之时,重庆地方法院关闭旁听。这一禁令引发媒体的不满,《大公报》晚刊发表言论对此加以批评。10月24日,地方法院电达国民党中宣部请示应对策略,国民党中宣部表示,此因误解法条所致。法院按战务秘密原则处理诉讼是否公开事宜。(26)政府对于更审之时的旁听管制从侧面说明此案的敏感性,但也导致媒体报道案情难以完整,细节难以知晓,公众对于案情的猜测揣度更为严重。赵超构在其文集中提及此事,认为国民党和法院拒绝更审旁听像是在保护贪污,“高秉坊案重审,各报形容高的神气,有的是满面春风,有的是眉头开展,面色红润。这完全是胜利者的丰采。另一面据各报记载,高案开审时,所有各报记者要求旁听均被拒绝,记者多人均被法警逐出。这是新闻自由的又一次失败。许多人希望新闻自由可以监督官吏战胜贪污,但请看事实:一个落网贪污嫌疑犯尚且可以压倒整个舆论界,又有谁敢惹那些未落网的好汉呢?新闻自由毕竟还是敌不过贪污自由呵!”(27)这样的说法显然是国民党中宣部和法院未曾料到的,高与一审时完全不同的神情被认为是胸有定案,对于改判结果早有知晓。新闻媒体不能入庭旁听,被认为是强权压制新闻自由。

  

   在高案审理过程中,报刊时有评说报道。如将案外舆论与庭上控辩结合,或可对高案起因及其判决症结有更全面的了解。在法庭之上,高主要就事实自辩,然内心深处,实为自己喊冤。在高看来,自己孜孜于税制改革,成效卓著,但却因孔祥熙受到牵连,成为CC系及军统、中统打击孔祥熙的筹码。高在自述中回忆说:

  

   我自参加国民革命,开始工作即回乡主办林业,继而协助孔祥熙办理鲁案,以及任职实业部,推行国货展览、工业试验,莫不勇于任事。其后任职国民党政府财政部,初任赋税司长,一九三四年执行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议决各案,废除苛杂,举办土地陈报,推行县市预算,又创办所得税,逐步发展为中国直接税。而不料竟因此在孔、陈两大家族争夺财权的斗争中,以采用直接税考训用人制度,得罪了CC系首脑陈果夫,作了替罪羔羊。陈果夫利用CC系掌握的中统特务,捏造假证据,诬控贪污,伺机进谗于蒋介石,谓我植党营私,遂得径由侍从室密令财政部将我撤职查办。然后挟制法官,煽动舆论,先置我于狱,初判极刑,复判无期徒刑。要不是解放,即今不死于狱中,迄今当亦得不到自由。(28)

  

   高写这份回忆是在1965年。在1949年后,新政府对其案件进行查核,未得实证。中南税务局重其专业才能,聘请他赞襄税务。在湖南省编的《中南税务》介绍中,高系中国直接税创办人,提倡新税新人新精神,而遭国民党反动派陷害,颇予肯定。(29)高对贪污罪名耿耿于怀,认为沉冤难雪。他的这段话,对他和孔家的关系及为何得罪CC系都说得很明白。直接税署自训人马,得罪了控制用人权的CC系。同时,CC系为打击孔祥熙,因此以抗战时期反对贪污的民意,借一丙保证金案来判其重刑,以此截断孔祥熙复出的后路。

  

   在辩护律师章士钊看来,高之行事虽有违规之处,但没有直接或间接图利之事实,无贪污行为,所负责任不涉及刑事范围。章士钊在案情辩护之外,还对高在抗战财政方面的功绩大加颂扬,认为于法于情,不应判其重罪。其言如下:

  

   抗战军兴,国家严惩贪污,颁布条例,而所适用之法,不能有二于此。必如前汉诏狱之只许失入,不许失出,谅非当时立法者之用心。查被告躬预一国计政,夙夜在公,二十余载,直接税为所手创,惨淡经营,且复十年,国家递增岁入由年五百万元至年七十五万万元以上,此税制今后萧规曹随,当历久而不衰。假定该员不幸为天下之大谬,综其有功抗战劳勋,仍不可没,此人之成就,既已贼喊捉崭崭若是,而以人之心度人,何至其平生全无自重觉念。(30)

  

   章士钊对高的贡献评价甚高。抗战军兴,国家财政为重要基础,高主持直接税改革,增加抗战财政,功不可没。以此干才,仅因违规而处重罪,有失立法之初衷。这也是高案与其他贪污案不同之处。当时舆论也认同高的才干。上海的《海星》在案结后刊文称,“轰动陪都之高秉坊渎职贪污一案,业已判处无期徒刑。按高为财部直接税署署长,我国之有此机关,一切制度与组织,皆高所首创,其人盖一专家也”。(31)章士钊在一审辩护失败后,拒绝再为其辩护,是认为高案判决并非在于案情本身,而是取决于案外。

  

   检方起诉高贪赃枉法,并引1940年修定的《惩治贪污条例》作为断案量刑依据,从重处罚,将高案视为打击贪污的重案之一。1945年7月4日,王世杰在日记中载:“财政部司长高秉坊以贪污被法院判处死刑。盖《惩治贪污条例》对于此项犯罪行为处刑特重,非由于法院苛酷也。”(32)法院重判,既有法律依据,也回应了公众憎恨贪污的集体心理。公众大多拍手叫好,认为是政府整顿吏治的重要成绩,“那时的确人心为之一振,认为法律究竟是神圣的,而各地的大小报纸也都大大的颂扬政府当局打老虎的本领。这样一来,中国澄清吏治的前途似乎的确豁然开朗起来”。(33)臧克家在1945年7月也写了一首诗《一个大污池——感高秉坊判死刑》,“法律、法律、法律,你终于在这样一个不大不小的人物脸前,第一次直立起庄严的身子”,“法律的网,捕获了一个高秉坊”,为高被判死刑叫好。(34)

  

   抗战时期公务人员贪污现象极为严重,民众对之深恶痛绝。不明就里的公众对高之死刑判决,当然要表示庆贺。到高由死刑改判为无期,在高秉坊一方仍然鸣不平,但公众却认为是枉法放纵的结果。高现在又复活了,说明“贪赃枉法者的神通广大,确令人心寒发指”。(35)

  

《读者》上文章的作者以打老虎来比喻高案,“打老虎毕竟是谈何容易,非特老虎有爪有牙,会把打老虎的人生吞活剥,当点心嚼掉,而且有时候甚至连被打得遍体鳞伤,注定要一命呜呼了的老虎,也会突然复活呢。”高案由死刑改判无期,“大概这是由于政府的爱惜人材吧”。因为章士钊曾引经据典地说高秉坊是“国家有用的人才”。主审高案的李懋萱庭长被贬到壁山法院去了,“因为他摧残有用的人才而且不通世故”。作者还说,高由处死而复活的历程,“如镜子照出了中国政治乌烟瘴气的真相,照出了大小官吏们墨黑的良心,也照出了整个中国死症的所在”。“高秉坊之类,官做大了,钞票自然也刮了不小数目。”(36)名作家张恨水1945年时正居重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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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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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17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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