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宣扬:《结构主义》新版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59 次 更新时间:2017-08-06 11:5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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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才有可能被赋予主体自身”(lavérité n’est donnée au sujet qu’à un prix qui met en jeu l’être même du sujet)[17]”。

  

   长期以来,以“真理为优先”为最高准则的西方思想文化体系,从苏格拉底开始,历经基督教理性主义、文艺复兴理性主义、启蒙运动理性主义的发展之后,从19世纪中叶开始,逐渐暴露其内在矛盾及其对思想文化创造的消极影响,导致19世纪中叶“现代性”思想革命及其新发展。

  

   现代性思想革命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法国诗人夏尔·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 1821—1867)以及德国的马克思和尼采。他们首先集中批判理性中心主义,通过对理性中心主义的分析,他们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理性中心主义的主体中心主义及其语言逻辑原则。所以,现代性围绕理性中心主义的批判,及其各种争论,都脱离不开对语言逻辑原则的批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结构主义的出现,恰当地把批判理性主义与重建思维的语言逻辑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成为了现代性以来西方思想文化长期争论的自然产物。

  

   结构主义以“结构”(structure)概念为核心,总结了自涂尔干(émile Durkheim, 1858—1917)以来整个法国人文社会科学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成果,并结合了20世纪初以来西方人文社会科学中的新兴思潮,针对人类学、历史学、语言学、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中所存在的方法论问题,提出了带有典范转换意义的新思维模式。列维-斯特劳斯本人在总结他的结构主义思想来源时,幽默地说:精神分析学、马克思主义和地质学是他的结构主义思想的三大“情妇”(trois ma?tresses),是他的结构主义产生的思想基础。列维-施特劳斯从青年时代开始,为了探索西方文化的奥秘,坚持不懈地寻求构成人类文化总体的基本结构,而在这方面,他尤其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马克思主义以及自然科学中的数学、地质学、物理学、生物学等多学科中获得启发[18]。列维-斯特劳斯把弗洛伊德的“潜意识(无意识)”(l’inconscient)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结构”(les infrastructures)当成是与普遍存在于各种地质条件的地层结构相类似的基本结构模式[19]。

  

   基本结构问题不是简单地指传统意义上的结构,问题的提出,并非仅仅为了颠覆或改变传统的结构概念,同样也不是把它当成一种新的万灵药方,似乎只要搬用结构主义的新结构概念,就可以解决一切相关的问题。如前所述,结构主义既然试图彻底改变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基本思维模式,它本身就不会把结构主义当成一种新的形而上学。

  

   所以,结构主义所提出的基本问题并非简单易懂,也不是一经发现就可以一劳永逸地彻底解决所有相关问题。列维-斯特劳斯本人从20个世纪30年代到逝世为止,充分意识到结构主义理论和方法的建构及其应用,会带来许多难以简单解决的新问题,所以,他一直没有停止过对结构主义基本问题的探索,也从不满足于已有的研究成果,他尤其坚持对迅速发展的自然科学的追踪,特别关注最前沿的当代数学、生命科学、神经科学及基因遗传学的最新发现及其重要研究成果,使他越来越深入地探明各种事物中蕴含的基本结构及其千变万化的变异可能性[20]。比如,翻阅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人们可以在该书第十章中惊讶地发现,列维-斯特劳斯以敏锐的洞察力,认真探索当代基因研究的状况,并直接引用瑞典科学家对神经细胞基因的最新研究资料,来说明象征性思维模式的可能结构[21]。

  

   正是在不停的探索和生动活泼的思想争论中,列维-斯特劳斯首先成功地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由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首先应用于语言学中的符号论和结构主义加以改造和革新,在其诠释和重建人类学的过程中,创造性地和系统地提出了适用于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语言学、宗教学和其它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结构主义理论和方法。

  

   列维-斯特劳斯为此指出,结构语言学对于整个社会科学的影响,就好像核物理在整个物理科学所具有的革命性意义一样。在他看来,结构语言学为社会科学提供的结构主义基本方法,主要包含四条原则:第一,结构语言学从对于有意识的语言现象的研究,转变成对于其无意识的深层基础的研究;第二,它并不把语词当成独立的单位来研究,而是把语词间关系的研究当成分析基础;第三,它导入“系统”(Système; System)的概念;第四,结构语言学把揭示一般性通则(lois générales; general law)作为其研究的基本目标[22]。

  

   列维-斯特劳斯所总结的以上有关结构语言学的四大特征,对于批判传统思想模式以及传统方法论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首先,它意味着将“无意识”列为重要因素,从而否定了传统思想将理性和意识列为首要地位的原则,这也就意味着尼采及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反理性主义路线的胜利,使思想创作的范围从意识和理性,扩大和深入到包括无意识和非理性在内的整个精神活动领域;第二,它突显出所有事物中各因素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系统”对于“主体”的优先性,强调整体视野以及整体系统中各个构成元素间相互关系的重要性,有助于进一步加强对于主体中心主义和意识哲学的批判,也有利于深入批判传统的二元对立统一的思想模式。与此同时,由于列维-斯特劳斯坚持把语言稳定结构当作人类文化创造活动的一个基本模式,使思维主体在思想活动中的一切创造性活动,都受制于思维者所处的历史整体性、语言系统性以及社会文化总体性,从而严重地动摇了传统西方思想方法论中“主体哲学”(la philosophie du sujet)和“意识哲学”(Philosophie de la conscience; The Philosohpy of Consciousness)在西方思想文化领域中的统治地位,因而也成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哲学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革命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这样一来,在列维-斯特劳斯之前的萨特,虽然在哲学思想方面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开展了对于传统思想的批判,但萨特的思想仍然未能跳出上述传统主体哲学和意识哲学的框架,使他的存在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至多也只能成为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中叶法国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发展标志,却未能继续成为20世纪下半叶法国哲学思想的主流。而由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所开创和推动的上述方法论革命,与同时代发生于整个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界的“语言学转折”和“诠释学转折”是相互呼应、并相互推动的。

  

   实际上,结构主义在探索社会和文化的基本结构的时候,非常重视人类生存活动中占据绝大多数时间的日常生活现象及其基本结构,因为正是在这些不断重复的大量的极其琐碎的日常生活现象,凝结成为决定着整个社会文化长期稳定地发展的基本结构,深藏着维持人类整个生命运动稳定发展及其连续再生产的关键力量,隐含人类整个社会文化得以长期生产和再生产的基本奥秘。

  

   值得指出的是,列维-斯特劳斯的创新不是单纯概念性的理性推论过程,也并非停留在抽象的理论层面上。其所提出的结构主义是从具体的实证性人类学研究中,从大量的田野实际调查收集到的原始资料总结出来的科学结论,同时也是从最普遍存在的日常生活现象中总结出来的研究成果。

  

   但是,在以往中国学者对结构主义的探索过程中,往往简单地采用传统的哲学抽象方法,大多数论著都片面地把结构主义与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和符号学的具体实证研究脱离开来,以致使结构主义被片面地误解成为纯粹的抽象概念的理论体系,扭曲了结构主义与人类实际社会生活之间的紧密关系,也掩盖了结构主义产生发展过程中一系列活生生的思想创造历程。

  

   实际上,结构主义在探索社会和文化的基本结构的时候,非常重视人类生存活动中占据绝大多数时间的日常生活现象及其基本结构,因为正是在这些不断重复的大量的极其琐碎的日常生活现象,凝结成为决定着整个社会文化长期稳定地发展的基本结构,深藏着维持人类整个生命运动稳定发展及其连续再生产的关键力量,隐含人类整个社会文化得以长期生产和再生产的基本奥秘。

  

   当我们重新认识结构主义的时候,强调日常生活因素及其重复运作的逻辑,将有助于我们克服单纯夸大抽象思维的传统哲学思想方法,也有助于我们把握多学科和跨领域地进行总体观察分析的基本方法,同时也有助于我们端正对结构主义基本概念“结构”的理解。

  

   研究社会现象和社会行动是脱离不开对日常生活的观察和分析的。但在西方传统的社会研究历史中,从古希腊开始,由于只重视社会对象的本质问题和本质结构,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和社会学家往往只看到被当作“本质”的社会制度和重大的社会活动,他们往往把大量的在日常生活中出现的琐碎的事情,看做是非本质的现象加以排斥。这种忽视日常生活现象的“本质主义”(Essentialism)研究传统,其形成和发展具有明显的理论上和方法论上的根源。

  

   从理论上来看,从古希腊以来所奠定的所谓本质论,一直在科学研究中占据统治地位。这种“本质论”把研究对象区分成本质和现象,又把前者规定为重要的,后者是不重要的,似乎本质与现象是分别存在于世界的不同领域和不同的层面。本质论的这种基本观点,恰恰表现了传统形而上学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消极影响。

  

   因此,研究者在确定本质与现象的时候,不是根据对象本身的实际状况,而是根据主体和客体在研究中的关系,尤其是根据主观的意识结构中的“前结构”,即其历史文化脉络所规定的传统观点,作为确定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基础。因此,上述本质论在很大程度上又成为了研究者区分本质与现象的先入为主的标准。

  

   其实,在社会研究中,最容易引起研究者注意的问题,并不一定是社会的本质。但是,本质论的传统影响给予研究者一个错觉,以为凡是本质的东西一定是社会中占决定地位的强大力量或具有重大影响的组织制度及其相应的结构。

  

对于日常生活研究的忽视,除了有理论上和方法论上的根源以外,还有其社会历史根源。这主要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在以个人活动为主的市民社会或平民社会正式出现以前,决定着社会发展的方向和性质的,往往是掌握着统治权力的少数政治家及各种“伟人”(des Grands Hommes)。法国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哥德里耶(Maurice Godelier,1934-  )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观点,系统地研究了“伟人”的社会历史作用。他认为从人的本性和人类社会的性质而言,“伟人”的出现带有历史的必然性。人的社会性和文化性,决定了社会需要有“伟人”。没有“伟人”出现的时候,为了社会的维持和发展,也需要“创造出伟人”[23]。人和人类社会对于“伟人”的这种本能需求,在文艺复兴以前的古代和中世纪社会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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