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志军 陈科霖:当代中国决策问责的内在逻辑及优化策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44 次 更新时间:2017-07-13 15: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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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志军   陈科霖  
”[21]由此,可以在决策问责中引入绩效评估的理念和方法,重视决策责任履行过程中的实践效果,通过科学的评估指标设计消除绩效本身对于决策责任评估的负作用,根据决策责任评估的结果实现决策责任类型的合理认定。

  

   (三)厘清集体与个人决策责任的界限

  

   在区分集体决策责任与个人决策责任的过程中,特别要着力处理好民主集中制与首长负责制的关系。借助民主行政的公平与效率逻辑,如何厘清集体决策责任与个人决策责任的界限,实质上就是区分效率型决策与公平型决策的关系:一是侧重公平型的决策,适用于民主集中制的决策模式,为此应当在民主讨论的基础上,以多元参与共治的理念实现集体决策。对于该领域的决策失误,其领导责任应由部门首长承担,参与决策的人员应共同连带承担决策的主体责任,而同级和上级纪委则应承担相关的监督责任。二是侧重效率型的决策,则适用于首长负责制的决策模式,为此应当保障首长在决策过程中的权威,以保证行政效率的总体提升。对于该领域的决策失误,其领导责任应由最终作出决策的首长个人承担,参与决策的人员虽然应共同连带承担主体责任但最终还是落在首长身上,而同级和上级纪委的监督责任也是相对有限的。

  

   (四)建立决策责任的终身追究制度

  

   在决策问责的制度设计中,为了实现有效的责任追究,有必要拓展追责时效,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从刑法学的视角来看,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侧重于对决策失误的防范,是“一般预防理念”的体现。一般预防强调决策责任追究的目的是监督决策者自我约束并用好决策权、减少甚至避免重大决策失误的发生。基于这样的理念,决策问责制度体系中的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构建,需要重点解决以下问题:一是决策责任终身制的适用范围。由于行政决策尤其是重大决策具有全局性、长远性、根本性,可以考虑采用“概括+列举+兜底”的复合式表述方式进行界定;二是决策责任终身制的归责原则。需要建立决策责任分类追究制度,不仅要从决策失误的后果而且要根据决策行为的性质来综合判断;三是决策责任终身制的问责机制。要从机制上对终身决策责任加以落实,通过流程上的优化和再造实现决策问责机制的改进。

  

   (五)健全决策责任的责任倒查机制

  

   在决策问责的制度设计中,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的有效落实需要相应的责任倒查机制作为保障。从刑法学的视角来看,决策责任倒查机制侧重于对决策失误的惩戒,是“特殊预防理念”的体现。特殊预防理念强调决策责任追究是对失责的惩戒,旨在透过对决策责任主体的惩罚以减少其再犯的可能性。基于这样的理念,决策问责制度体系中的决策责任倒查机制设计,需要重点考虑以下问题:一是决策责任倒查的前提。要明确决策责任倒查机制适用的基本条件,可根据决策过程的不同环节对倒查机制启用的条件进行细分;二是决策责任倒查的内容。要从决策责任的承担者、决策职责的履行、决策所造成的损害、主体与结果之间的关联等方面,区分决策责任倒查机制的构成要素;三是决策责任倒查的方式。追责方式因决策责任类型的时效性不同而异,对政治责任、道德责任、行政责任和法律责任的追责方式应该分类考量,并分别设计相应的倒查机制。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研究”(15CZZ028)的研究成果。

   [0] 参见余凌云:《对我国行政问责制度之省思》,《法商研究》,2013年第3期。

   [1] 参见高志宏:《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基本构成——兼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的暂行规定〉》,《时代法学》,2010年第6期。

   [2] 张贤明:《当代中国问责制度建设及实践的问题与对策》,《政治学研究》,2012年第1期。

   [3] 谷志军:《政府决策问责:理论与现实》,第64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4] 宋涛:《中国官员问责发展实证研究》,《中国行政管理》,2008年第1期。

   [5] Melvin J. Dubnick & H. George Frederickson, “Accountable Agents: Federal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and Third-Party Government”,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Vol.20, No.s1, 2010.

   [6] 谷志军:《中国决策问责的现状与困境——基于2003—2012年问责案例的分析》,《学习与探索》,2015年第7期。

   [7] 刘召:《重大公共决策责任追究中的“多只手难题”》,《学习时报》,2014年11月24日。

   [8] See Barbara S. Romzek & Melvin J. Dubnick, “Accountability in the Public Sector: Lessons from the Challenger Tragedy”,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Vol.47, No.3, 1987.

   [9] 参见韩春晖:《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的法律难题及其解决》,《中国法学》,2015年第6期。

   [10] See Jonathan GS Koppell, “Pathologies of Accountability: ICANN and the Challenge of ‘Multiple Accountabilities Disorder’”,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Vol.65, No.1, 2005.

   [11] 周光辉:《当代中国决策体制的形成与变革》,《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

   [12] 胡伟: 《政府过程》,第100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3] 蔡定剑:《公众参与及其在中国的发展》,《团结》,2009年第4期。

   [14] 陈水生:《中国公共政策模式的变迁》,《社会科学》,2012年第8期。

   [15] 谷志军:《政府决策问责:理论与现实》,第72页。

   [16] 参见谷志军:《重大行政决策责任追究的适用范围》,《理论视野》,2016年第4期。

   [17] 景跃进、陈明明、肖滨:《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18] 余军、朱新力:《法律责任概念的形式构造》,《法学研究》,2010年第4期。

   [19] 韩春晖:《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的法律难题及其解决》,《中国法学》,2015年第6期。

   [20] 参见周叶中:《论重大行政决策问责机制的构建》,《广东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

   [21] 王柳、陈国权:《论政府问责制与绩效评估的互动》,《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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