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昌清:中国基础思想理论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45 次 更新时间:2017-07-05 17:5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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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昌清  
其社会的变革,也习惯性采用经济的手段和方式;中国是政治主导的社会,其社会的变革,一般是采用政治的手段和途径。解决资本主义危机问题,凯恩斯主张采用经济手段——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马克思主张采用政治手段——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凯恩斯主义被采纳了,而马克思主义没有在西方得到实现。

  

   但马克思主义却先后在俄国和中国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这是因为,俄国和中国都是政治主导的社会和文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在经济主导的社会难以成功实现,但在政治主导的社会中,却容易成功或实现。这就是为什么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首先成功,而却在资本主义并不发达的俄国、甚至还刚刚进入资本主义形成之时的中国首先成功的原因。当然,这种社会主义并不完全符合马恩所构想的社会主义(例如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上)。

  

   任何社会都要有一种(或几种柔和在一起)的力量和关系来整合社会。这种力量和关系,我们可以称之为主导性整合要素。主导性整合要素不同,社会体制和文明类型就不同。除了上面提到的政治主导的社会体制和文明类型、经济主导的社会体制和文明类型外,还有宗教主导的社会和文明(如印度文明)、教政合一的社会和文明(穆斯林社会和伊斯兰文明)、民族主义宗教与政治经济一体化社会和文明(近代日本社会和日本文明)。社会类型不同,所经历的社会形态也不相同。例如,与西方经历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相对应,中国经历了宗法社会、专制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三种体现了政治主导特征的社会形态。

  

   与主导型整合要素相配合,社会(文明)类型中还有辅助主导性整合要素的主要力量和观念——辅导性整合要素。辅导性整合要素也对社会的发展起重要作用。俄国和中国一样,都是政治主导型社会,但中国社会的辅导性整合要素是“伦理”,而俄国社会的辅导性整合要素是“武力和信仰”。中国的政治是“贤人”政治,俄国的政治是“强人”政治与信仰政治的结合和交替。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俄国取得成功,与其信仰政治和“强人”政治(相结合)的特征有直接关系,不仅破天荒地建立起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和苏联国家,而且打败了十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由于信仰的改变,苏联最终在变革中解体。中国在苏联东欧发生巨变后仍然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与其“伦理”的传统有直接关系。中国的政治(主导型整合要素)/伦理(辅导性整合要素)型文明是稳定的政治主导型文明,而俄国的政治/武力/信仰型文明是不稳定的文明类型。

  

   三、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时代化中国化创新是唯一正确道路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仁人志士对中国落后挨打的教训及现代化迟迟不能实现的原因由浅入深地进行了探索,从机器设备(器物)不如人,到制度不民主,再到思想理论不科学,直到国民存在劣根性,逐步深入。与此相适应,实践上也经历了洋务运动(解决机器设备不如人的问题),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解决政治不民主的问题),向西方寻找真理(解决思想理论不科学的问题),再到改造国民性。如果正常发展下去,短视偏向会逐步得到纠正。但是,国家和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现实改变了这种探索。“救亡”使得短视偏向又得到加强,再加上“十月革命”的爆发,仁人志士关注的重点发生了转移。寻找到的不是富民强国的真理,而是批判西方制度和观念的理论,其主张比较接近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效仿的不是民主制度,而是苏联的集权制度。这样的制度和理论有利于在短期内凝聚人心和人力、财力,取得革命的胜利,甚至也有利于很快建立起工业化的布局,但是经不起长期经济发展和防止腐败的考验。这样的理论和制度还有一个最符合中国国民性的特征,这就是它一下子使中国从落后于西方“飞跃”到制度和思想理论都比西方“先进”。但是,这只是一种幻觉,这种幻觉导致中国走入现代化的第一次循环。集权制度面临着现代化的“二难推理”:现代化要发展经济,但在集权制度下经济发展会滋生腐败,经济愈发展,腐败愈演愈烈,不反腐败会导致社会矛盾和动乱,反腐败影响经济发展和文明进步。毛泽东就是沿着反腐败的路子走到了文化大革命,走向了全面反现代化(把文明成果当“四旧”破除、破坏掉,国民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从洋务运动开始搞“中体西用”,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全面反现代化,实际上是中国现代化的第一次循环——现代化的道路走了一个迷圈,现代化未能实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第二次现代化,也可以说还是从新的“中体西用”开始的。如果不能克服短视偏向,创立符合中国社会历史文化发展规律的现代化理论,实现制度创新,第二次现代化也有可能最终陷入循环。前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模仿西方民主制度,搞私有化,其结果又从另一个方面说明,退回资本主义也不是一条好的道路。不搞私有化和多党制,怎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搞好公有制(共有制)?怎样发展政治民主,实现依法治国?这才是真正没有现成经验和答案的问题。这个问题和哥德巴赫猜想一样,许多人会认为有几步就能证明,实际上证明起来非常难,非常复杂。解决这两个问题的理论和方案需要经过视域更广阔、思考更深入的理论研究,才能够发现和提出。这就需要完成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时代化、中国化的创新,对现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进行第二次批判性吸收,对中国传统思想理论进行现代化甄别和提升,创建现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站得高才能看得远,看得远才能找对路。

  

   这两个问题不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彻底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走不通,迟早会重蹈前苏联的覆辙。前苏联改革的失败,固然与戈尔巴乔夫走过了头有关系,但根本问题还是没有找到解决这两个问题的方案,再加上特权阶层已经形成,只能走使其合法化的右倾道路。社会主义国家搞改革,“过”与“不及”都不行,“不及”好像保住了社会主义,实际上只是保住了集权制度,异己力量(特权阶层)借集权制度逐渐形成,最后必然要突破社会主义的外壳,“不及”就会演变为“过”。前苏联的“改革”,赫鲁晓夫时期是“不及”;勃列日涅夫时期是“停滞”,特权阶层逐渐形成;到戈尔巴乔夫时期,正面的改革进行不下去,最后演变为“过”,放弃了公有制和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导致联盟解体。

  

   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解放以后,中国由于“务实”而取得了许多成就。但是,因为忽视“求真”或求真不到位,却走了很长时期的弯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从思想理论方面看,改革开放前,可以说是走进了“误区”,这就是超越了历史发展阶段,在比发达资本主义还落后的国情条件下,按马恩设想的比资本主义高一个历史阶段的模式来搞现代化建设,与传统习惯势力相结合,形成了高度集权的体制,在人口计划生育、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等问题上出现了决策失误,造成的损失巨大。当然,在思想理论走入“左”的误区以后,各级党和政府也“务实”地作出了许多正确决策,依靠包括科技人员在内的广大劳动者的艰苦奋斗,在经济建设、国防建设等方面取得了许多成就。

  

   走出误区,在实践上的转折点是改革开放,回到了真正的历史阶段,转向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理论上的转折点,是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只是从“破”的角度否定了“两个凡是”,为改革开放解除了思想理论禁锢,而没有解决“立”的问题。讨论的问题是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不是什么是“真理”?所以思想理论并没有全面纠正过来。而且在这个讨论中,由于把实践标准绝对化(看成是唯一的标准),也产生了新的思想理论偏向,“摸着石头过河”、“不争论”的偏向。这实际上还是传统的重视“务实”而轻视“求真”的短视偏向。这样做,在开始时是不得已而为之,有其必要性;但长期坚持,就使思想理论又走进了看不清长远目标的“雾区”。在基础理论上,形成了“哲学贫困”、“政治经济学无法解释现实”、“姓‘社’姓‘资’理难清”的社会呼声,使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乘虚而入,在很大程度上成了高校教学和科研的理论基础,甚至成了指导改革的理论基础;同时,传统的宗法思想、专制思想、宗教迷信思想,也死灰复燃,思想理论出现了混乱、分化和思想污染增多的局面,形成了“雾霾天气”。

  

   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最深刻的理论,我们现在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比马克思所研究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设想的社会主义又复杂了一层,所以需要用更深刻的理论才能解释透彻,解释全面,用更加完善和严密的科学体系(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来指导,才能实现科学发展。科学发展离不开科学,自然科学可以引进,但哲学社会科学由于社会制度和历史文化不同,可以借鉴吸收,但不能照搬,必须自己创建。

  

   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创新滞后,现代西方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成了经济改革的指导理论。由于我国的国情和社会制度与西方不同,这样就产生了理论指导上的偏差,这种偏差使改革出现了重大失误。实际上,我们是按中国的社会结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保留了国家掌握的经济资源和权力,又按西方的社会结构(按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要求)承担了对广大人民群众的责任和义务,这样从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的领导方面来说,就出现了资源剩余和权力剩余。这些剩余的资源和权力,成了腐败产生的物质基础和社会条件,成了腐败分子与寻租商人官商勾结谋取暴利或黑色收入的对象。从普通民众来说,在无形中损失了应有的权益。这就造成了严重的分配不公,加快了贫富分化。贫富分化过快产生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广大民众无法随着经济增长而相应地增加收入和消费,暴富起来的少数人有钱但消费已经趋于饱和,这样就导致消费(相对于生产)严重不足,反过来制约着经济的发展。同时,由于理论与现实形成的巨大反差,使得暴富和通过收受贿赂获得巨额财富的人心有余悸,把财富转移出国外,甚至也将子女和亲属移民到国外。

  

   传统重视“务实”而忽视“求真”、重视“行动”而忽视“思考”的短视偏向,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建设中仍然潜在地发挥着作用。现代化包括器物、制度、观念层面的现代化及人的现代化。中国现代化要能够实现,必须完成经济转型、体制创新、理论创建和国民性改造四大变革任务。只有完成经济转型,才能实现器物层面的现代化;只有完成体制创新,才能实现制度层面的现代化;只有完成理论创建,才能实现观念层面的现代化;只有完成国民性改造,才能实现人的现代化。在传统思维偏向的作用下,我们只把经济建设放在了中心位置,而没有把体制创新、理论创建和国民性改造这三大任务放在应有的位置,甚至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虽然“改革”被列到了“两个基本点”之中,但没有明确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完成“体制创新”,结果,改革只是围绕着经济建设,服务于对外开放,旧的体制并没有根本改变。虽然也提出了解放思想和与时俱进,也进行了理论创新,但不加区别的讲解放思想造成了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理论创新只达到了应用理论的层次(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没有完成(甚至没有意识到)基础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的创新,与理论创建的要求还相距甚远,由此形成了思想理论的混乱、矛盾和分化。至于国民性改造,尽管在现实中已经有大量的事实说明了其必要性和迫切性,但至今还没有引起重视。

  

理论混乱、长远目标不明确与思想污染物的结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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