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哲:网络文明时代的人类社会形态与秩序构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93 次 更新时间:2017-05-12 18:4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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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哲  
通过必要的浪费和淘汰,从而使得效率落后的市场竞争者退出市场保持整体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网络文明在信息分布与能力方面的根本改变,从而使得这种传统的高昂代价的竞争体系未必是唯一有效的。通过对更为明确的需求市场信息掌握和生产资源信息的掌握,从而在生产者生产时,就形成生产资源对需求的直接匹配,就从根本上避免了来自于通过传统市场竞争盲目生产形成了大量无效浪费。而对于竞争关系的生产者而言,也可以通过明确的细分市场定位,从而回避无效而浪费的竞争。而由于整个市场内信息的透明,包括利润水平、盈利能力、技术能力,一旦竞争的减退形成了垄断产生了超额利润,那么潜在的进入者可以迅速的进入新的领域。这也就是说,网络文明中经济中的竞争不是被完全替代,而是用潜在的竞争和更为明确的市场信息遏制了无效浪费的竞争,使得生产主体可以通过合作形成的耦合网络来实现更为有效的经济体系。

  

   (三)专业分工不再是唯一有效的——多样性行为可能也有效

  

   近代人类工商业文明之所以创造了辉煌的物质财富,看似简单的分工是重要的机制。斯密在其《国富论》里对生产分工的效率提升就进行了阐述,通过工序的分解,可以成千上万倍的提高产品的生产效率。进入到二十世纪,移动流水线的发明,更将分工推向了极致。分工的价值,就在于将复杂的生产工艺尽可能的简化,从而使得每个环节的劳动复杂度降低,一方面便于进一步提高效率;另一方面也极大扩大了劳动者的来源,缺乏高度技能的劳动者通过简单培训就可以参与到复杂的大工业之中。并且通过特定的生产节拍,使得整个流程高效的组织运转起来。因此,生产上的分工不仅仅是简单的工序分解,而是整个传统生产体系的再造。在生产过程是这样,而在更大的领域,同样如此。分工促进了整个经济形态的重新细化和组织,每个细分领域都可以通过对自身资源的更优化,使得每个细分领域的效率更高,创新更强。细分领域和产品再通过大的市场和组织机制整合起来。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传统的工商业文明就是靠微观上的分工机制解决微观生产效率问题,再通过市场机制解决资源匹配和宏观效率问题,共同形成了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高效经济体系。

  

   然而,传统社会分工的重要性,是建立在两个前提上的,一是以人类本身为基础的生产系统具有高度的专业有限性,无法掌握复杂多样的技能,因此,很难在高水平同时从事复杂的多样性劳动;二是生产资源的分布是不均衡的,因此,生产专业化是资源专业化的结果。这两者在网络文明时代,都将产生重大的改变。

  

   首先,网络文明是建立在智能生产系统基础上的文明体系,改变了传统单纯建立在人的基础上的生产体系的单一属性。人类的经济体系的发展历程从使用工具的角度,就是不断创造工具从而减轻和替代人类劳动的过程。这一进化过程在进入到工业革命后被飞速的加快了。至今为止,人类已经历了三次较大程度的工业革命,十七世纪左右的第一次工业革命解决了用蒸汽动力替代人力的问题;十九世纪末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解决了用电驱动从而使得全社会进入了便捷的机器动力时代;二战后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则用了大量的自动化和信息控制手段使得工业体系进入到信息化时代;而目前所进行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则在网络化和智能化方面产生飞速的进展。最终的目的,是进一步减少人在经济体系中的劳动,建立更为高效、智能的生产系统。伴随着信息化、自动化特别是智能化生产体系的建立,原先工业时代所形成的专业化生产也将被改变。在传统时代,工业设备的用途是相对单一的,往往只能从事特定的产品制造,因此,传统时代的工业体系是大批量生产的。无法解决小批量定制化的个性生产。这就是受制于刚性生产体系的单一化。然而,智能制造体系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一问题,如数字车床,通过设计程序的改变就可以高效的加工各种形态的零件;工业机器人同样通过多余度的运动能力,可以非常容易的在多种复杂劳动中进行切换,并高精度的完成劳动任务(而人类则需要经过重新培训才能切换)。这就意味着工业时代的专业化限制被改变了。

  

   其次,当网络经济进一步发展后,高效物流系统和生产条件的改善,也使得对自然资源依赖也被极大的减弱了。原先依赖于原料产地的近距离加工的工业模式也随之产生了深刻的变化。工业地可能并不靠近于原料产地,而是更靠近于市场,或者劳动力成本或者综合制造成本的洼地,或者哪里都不靠近,只是全球市场进行均匀的布局。这就意味着传统上依赖自然资源稀缺性的专业分工也被打破了。

  

   更进一步,网络文明中由于个体信息能力和知识技能的飞速发展,从而使得行业专业的隔阂也由于知识和信息工具的传播而被打破了。同样的个体,可以相对轻易的从事原来被行业壁垒隔阂的专业或者垄断领域,这一方面极大的调动了剩余闲置的社会资源,另一方面也根本解决了专业分工才能产生效率的传统经济模式。一句话,在网络文明中,混合多样式的劳动与生产,无论对于机器还是对于人而言,同样也可能是高效的。

  

   (四)排他性的产权不再是唯一有效的——共有产权可能也有效

  

   人类在工商业时代所创造出辉煌的物质体系,还受益于产权制度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产权的意义在于构建独立的财产归属的制度体系,从而保障每个财产所有人对财产的占有和使用[⑨]。产权是市场体制的基石和前提,因为市场体系的前提是合理公平的交换,而交换的前提是物品具有归属权和使用权。一个主体必须用自身所占有的物品与他人交换,或者受到其他物品所有人的委托从事市场交换。通过产权制度,实现了三个有效的目的:首先,确定了经济体系之中的物品的合法占有和使用权利,经济主体由此具有稳定的财产支配能力,使得经济主体具有增加财富的动机;第二,通过确保物品的归属,确保了整个物质体系循环的稳定性,因为每个经济物品都是有归属的,在经济活动中,有人为其负责;第三,确定了未来经济活动的收益归属,从而使得经济主体可以放心大胆的投资从而获得未来的收益。这三点,确保了经济体能够不断的拓展其范围和不断面向未来发展,并持续稳定的回报给参与经济活动的普通个体。

  

   可以说,产权制度的建立是传统工商业文明市场体系的基石。也正因为此,工商业文明启蒙时代的思想家都将产权置于重要的地位,如洛克在其1690年所著的《政府论》中就指出,政府最重要的职能就是保护产权和建立法律[⑩]。近代以来的经济发展历程亦证明,产权制度建立和保护的好的国家,经济自然就会不断发展和良性循环,反之亦然。

  

   传统时代的产权制度具有一个鲜明特点,就是产权的高度排他性。也就是说对于一个物体而言,要么是属于这个人的,要么是属于那个人的。而共有产权只存在合作组织上,通过法律规定来确保理论上的财产共同归属。然而在具体的占有和使用上,依然是具有高度排他性的。这是由于传统时代的物质体系特点决定的。首先,传统时代的物品具有高度的物理依赖,在使用时,一个物品要么掌握在这个人手里,要么掌握在另外的手里。其次,传统时代的计价方式较为困难,用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就是交易成本过于高昂,如果一个物品是两个独立的个体共同产权的,那么如何衡量两者的使用频度和进行内部交易,是一个极为困难的过程。所以传统时代,排他性的产权是一个既简单又现实的解决办法。而理论上的共同产权,则要面临着一系列复杂的委托代理和管制问题,如股份制公司,就发展出来一整套完整的管理复杂股权的机制。所以,股份制公司也是人类在工商文明时代的伟大制度发明,其解决了排他性产权基础上的合作机制。然而即便股份制公司,其对于具体的产权归属也是明确的,即一个设备要么是这个公司所有的,要么是另一个公司所有的,很难出现这个设备是这个公司占有三分之二,那个公司占有三分之一。因为很难进行内部使用的定价。

  

   然而,这种局限在网络时代得到了根本的改变。首先,网络时代可以精准的对共有产权物品的使用频次进行精确的计量,从而使得原先共有产权复杂的内部定价磋商机制得到根本性改变,一个物品可以被多个人共有产权,然后再给予精准的使用排程,从而解决共有产权的使用沟通问题。而来自于网络精准的监测能力,也对实际的使用和费用能够得以计量。这就在技术上解决了共有产权所产生的使用不对等和交易费用高昂的问题。其次,网络技术的发展不仅解决了共有产权物品的投入与使用问题,对于共有产权的收益分配也可以更加明确的归属。传统时代受制于信息能力的约束,使得对于共有产权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状态难以实现有效监督,因此,发展出了一整套完备的解决委托代理问题的分权监督机制。然而,这种机制依然是不完备的。其核心在于信息的不对称和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网络时代的信息能力使得资源的使用和产生的收益可以清晰的被共有产权的所有人所掌握,从而约束受托人的寻租行为。

  

   网络时代共有产权问题的解决,将产生两个作用:一是促成了分享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分享经济本质上就是将原先排他性的产权物品通过网络技术将其使用权和获益权分享出去,从而获得经济收益。分享经济早期,是对具有明确产权归属的物品的使用权进行再次分享。而进一步的发展,将会出现对于共有资源的多个产权归属。比如被远程托管的生产设备,被多个团体所拥有,根据不同的团体的产权份额进行使用权分配和出租等都将是一种可行的产权方案。二是在更大层面上,促进了共有产权经济体系的发展,这既包括传统公司治理中委托代理问题的完善;也进一步促进了传统公有制产权体制的进一步完善,使其资产受托方改善效率,服务于产权所有人利益,并完善将收益回报于产权所有人等一系列问题。

  

   (五)代议制度不再是唯一有效的——直接民主可能也有效

  

   以上几个方面主要集中在宏观和微观的经济制度的改变,在宏观的社会政治制度方面,网络文明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个影响就是,网络可能改变长期以来人类必须依赖代议体制的现状,使得大范围的直接参与决策同样成为有效的模式。

  

   在网络文明之前的传统时代,所谓现代政治,就是指民主政治。是指主权在民的整个社会的宏观政治体制。这一点,无论对于当今世界的何种意识形态国家,东方还是西方,都是承认的,即主权在民。只是在具体的实现途径和形式方面有所不同。然而,无论何种实现形式,但其主要的原则依然也是统一的,即在管理上形成了委托代理的代议体制。这就是传统时代的人类社会管理体制,即主权在民的政治价值+委托代议的管理模式[11]。

  

   这一模式的基本思路与逻辑就在于,虽然国家与社会的根本主权属于公民,但由于公民人数众多,受教育程度、专业知识与技能参差不齐,加上地域广大和信息传递与收集的困难,所以,很难就具体的问题快速的形成决策。因此,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就必须发展出一整套复杂的权力制度安排,将普通公民所拥有的日常管理社会的权力,让渡给专业人士,同时保留对权力让度的监督与收回权。这一切,都是为了解决在信息能力有限下大面积、多人口情况下的复杂问题决策的有效性。这就是代议体制的逻辑,自近代启蒙时代以来,直至二十世纪,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已经形成了各种形态的代议体制。因为,代议体制是传统社会高度发达后必须采用的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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