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富强:现代社会为何需要产业政策

——张维迎和林毅夫之争的逻辑考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62 次 更新时间:2017-05-05 12:3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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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 (进入专栏)  
不利后果的承受者就从弱势者变为弱势国。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不甘遭受国际剥削和掠夺的落后国家,当然也就会像有抱负的个人一样致力于改变自身的贸易地位;为此,他也必须舍弃或牺牲一些暂时可得的交换价值,而致力于提高自身的生产力水平,进而改善贸易条件。正是由于传统比较优势原理没有考虑贸易剩余在个人之间以及国家之间的分配状况,而以利益和谐和社会大同为前提,因而李斯特将以英国学者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称为世界主义经济学。问题是,这种只关注全人类总体利益的世界主义经济学错误地将“将来才能实现”的世界联盟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不仅抹杀了各个国家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历史特点,而且忽视现实世界处于争斗而非和平的社会环境。显然,李斯特的生产力理论表明,基于比较优势的贸易结果往往有利于强势者和强势国,因而落后国首要的工作就是发展生产力以改善贸易条件和提高贸易地位。那么,一个国家究竟该如何做呢?这就涉及到产业政策。很大程度上,一个国家的产业政策也就相当于一个家庭或个人的人生规划,尽管哈耶克等奥地利学派强调组织计划和个人计划之间所存在的巨大区别,这尤其集中在知识特性和信息传递方面。因此,我们在讨论产业政策时,并不应该否定它的内在必要性,而是要关注它的现实可行性,要关注产业政策的具体效果如何,这又包括产业政策制定的合理性和贯彻的有效性。

  

   三、理解产业政策的现实可行性:张维迎的认知剖析

  

   市场不完全、外部性以及垄断的存在往往会导向市场失灵,这是新古典经济学也承认的。当然,市场失灵也并不导向政府干预的正当性,因为政府也可能存在失灵,甚至可能更严重。正是基于这一理由,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主体的现代经济学人依然否定政府的积极作用,张维迎等人转向奥地利学派甚至完全否认市场失灵的存在。张维迎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把市场理解为资源配置的工具,并为了证明市场的有效性而设定了非常强但不现实的假设,而当这些假设不满足时就出现了“市场失灵”;正是以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失灵为基础,林毅夫引入政府在产业引导上的积极作用。相反,张维迎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家所谓的市场失灵,是市场理论的失灵而非市场本身的失灵;在这里,米塞斯和哈耶克发展的市场理论提供了一个更好的分析范式,不仅可以证明“传统经济学有关市场失灵的理论都是错误的”,而且可以证明所有的产业政策都必然会失败。[14]有鉴于此,我们这里追问两大问题:(1)真的不存在市场失灵吗?实际上,我们只要引入市场主体的人际相异性尤其是权力不平等,就很容易推导出一系列不同于有效市场的结论。[15]所以,林毅夫说,张维迎是在以理论来看世界,而不是以真实世界的现象来构建理论。(2)米塞斯和哈耶克发展的市场理论能否彻底否定产业政策的现实可行性?实际上,笔者在一系列的文章已经就奥地利学派的市场过程观、企业家才能观以及市场协调观等作了系统的梳理和剖析,[16]接下来集中就张维迎在反对产业政策时所使用的相关理据和论断作一审视,这实际上也是新古典经济学人反对政府干预市场的基本理据。

  

   (一)人类认知能力的有限性

  

   张维迎认为,产业政策注定会失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人类认知能力是有限的。事实上,哈耶克就强调,每个人的知识都只占全部知识的很小一部分,乃至“无知”是市场主体的基本特征;正是为了减少“无知”和“不确定”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人类社会创造出的制度性解决办法就是市场过程,而企业家则是承受这种不确定的行为主体。相应地,张维迎指出,产业政策存在一个隐含假设:技术进步和新产业是可以事先预见的;但是,这个假设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新产业来自创新,而创新和新产业都是不可预见的。同时,新技术和新产业之所以难以预见有在于,创新过程会面临的是一系列的不确定性:(1)任何创新过程本身就具有不确定性;(2)创新能否成功还取决于后续的其他创新是否出现。显然,正是由于创新的不确定性,人类就难以制定一个确切的目标,并以此目标寻找一个明确的路径,相反,只能在不断的试错之中行进。很大程度上,信息的分散性、个体的无知性以及社会变动的不确定性是奥地利学派的核心术语,这拓延到产业政策的认识中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理解人类认知能力的“有限性”和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

  

   一方面,就人类认知能力的有限性而言。张维迎诉诸于奥地利学派,试图利用哈耶克的信息成本和个人知识来反对信息集中和经济计划,强调市场机制在信息方面相对于中央计划体制的优越性。不过,奥地利学派的“个人知识”观也一直遭到多方面的质疑。(1)个人知识的“无知性”和认知能力的有限性导致不可能存在最优决策,问题是,决策固然没有绝对最优,但也有好坏优劣之分,而这往往决定于决策者的相对“知识”量。显然,作为知识精英的经济计划者,他们对经济总体趋势的判断往往要比普罗大众更合理些。(2)社会互动下经济决策最为重要的不是涉及人与物关系的孤立性知识,而是涉及人与人关系的协同性知识,因为知识本身显然就具有互补性和协同要求。显然,纯粹市场中价格信号并非是对此类知识进行协调的最优机制,因为价格信号往往也潜含了信息的不完全性、不对称性和不确定性。(3)现代社会中不仅有公地悲剧、集体行动困境现象,也存在大量的囚徒困境和反公地悲剧现象,因为市场行为往往是有限理性或非理性的。显然,这些都需要借助传统习俗、相关机制设计以及特定产业政策等“看得见的手”的引导。也就是说,奥地利学派也明显地夸大了个人知识在社会决策的地位,进而还忽视了个人行为的非理性,从而看不到他们不愿意或不能够看到的自发市场中的内卷困境。

  

   另一方面,就技术和产业创新的不确定而言。张维迎实际上将不确定性等同于了完全随机的无序性,等同于物理世界的布朗运动;相反,经济世界的不确定主要是指我们无法预计到具体结果,但并不意味着对总体发展方向一无所知。譬如,张维迎说,30年前甚至20年前也没人预料到今天的新兴产业,因而今天也没有办法预见20年、30年之后哪些产业、哪些技术是最为重要的。[17]但事实是,我们至少在20世纪末就已经预见到了信息时代的来临,很多国家都为此做了扎实而充足的准备,这成为它们在当今国际竞争中居于领先地位的重要原因。一般来说,就产业政策而言,即使我们看不到具体的产品,但至少有两方面的工作是大致可以做的:(1)新兴产业所需要的基础设施;(2)传统产业所需要的生产技术。究其原因,新兴行业处于快速变动之中,无论产品还是技术都没有形成较为稳定的发展规律,单个企业的生产投资和技术开发都会面临巨大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不应该规划具体产品或技术的开发,而应该为这些开发夯实基础设施的基础,包括人力资本的培育、创新体系的建设以及创业基金的设置等。与此不同,传统行业是很长一段时间每个社会都需要的,而且已经呈现出了较为稳定的产业发展和转移规律,只是国内技术和相应的配套设施还没有跟上;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可以集中资源进行某些关键技术的攻关,也可以对孤立的企业行为加以协调。

  

   有鉴于此,林毅夫强调,即使存在信息不完善,政府也不能因噎废食而不对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提供必要的支持,或者将有限的资源用在随机挑选的技术或产业项目上。其理由有二:(1)企业按照比较优势原理来选择技术和产业时,不仅依赖于一个能够反映禀赋结构中生产要素相对稀缺性的相对价格体系,而且需要获得有关生产技术和产品市场的信息,而发展中国家往往不存在新古典经济学所设定的竞争性的有效市场,因而政府在市场制度完善、信息传播以及行动协调上就有很多工作要做;(2)即使政府不能不对技术创新的方向和所要升级的产业做出正确判断,但它的判断也不一定比企业的判断差,因为政府比企业有能力去聘请更多、更好的专家,收集更多、更全面的信息。更进一步地,西蒙指出,正是由于世界是复杂和不确定的,而人类理性是有限的,因此,为有效应对这个复杂的世界,一个重要的路径就是限制我们的选择自由,以便缩小我们不得不应对的问题范围,进而减少决策的复杂性。有鉴于此,针对有关政府信息和能力有限的质疑,张夏准就认为,“不少政府调节措施之所以发挥作用并不是因为政府比被调节的对象知道得更清楚(尽管有时候政府的确会比调节对象知道得更清楚),而是因为政府限制了被调节的对象的活动的复杂性,而正是限制的复杂性才使得被调节者能够做出更好的决策。”[18]

  

   (二)政府官员的激励机制扭曲

  

   张维迎认为,产业政策注定会失败的另一重要原因就在于,不存在完美的激励机制来保障政府官员会制定出合理的产业政策并有效执行它。事实上,在20世纪30年代的市场与计划大论战中,兰格等试图通过模拟市场和试错来解决计划者的不完全信息问题,但承认经济生活的官僚化将构成社会主义计划的真正危险,哈耶克等则集中以激励问题来否定社会主义计划的现实可行性。相应地,张维迎从两方面做了分析:(1)产业政策给予不同产业和企业在市场准入、税收和补贴、融资和信贷、土地优惠、进出口许可等方面的区别政策而创造出权力租金,就会诱发企业家和政府官员的寻租行为,使得产业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都充满寻租活动,以致一项特定产业政策的出台往往不是科学认知的结果而是利益博弈的结果,得到政策扶植的通常并不是真正的创新企业家而是套利者和寻租者;(2)政府官员存在不同于企业家的激励:企业家自身承担试错成败的收益和损失,政府官员则会努力回避个人责任。当前官员回避个人责任的办法主要有两种:(1)听取专家的意见,以事先征求过专家的意见来推卸政策失败时的责任;(2)忠实执行上级政府的政策,以随大流或“跟风”来推卸政策失败时的责任。[19]不可否认,众多的产业政策和官员行为确实都很不理想,众多现实案例也为张维迎的论断提供了支撑。例如,为了掩盖TD的决策错误而加快上马的4G,就因为过早淘汰3G而浪费了数千上万亿元的资金。问题在于,张维迎却由此来否定一切产业政策,这就缺乏了严格的逻辑依据。从理论上说,产业政策的制定是否合理以及能否成功至少关涉这样两大方面:(1)政府官员的价值选择和考核升迁制度;(2)产业政策的决策程序。

  

一方面,就政府官员的价值选择而言。张维迎强调,在发现产业政策出了错时,政府官员往往不是终止而是会刻意掩盖这种错误,为此不惜进一步投入更多的资金,这就如协和飞机的经典案例所表明的;相反,自由市场上的企业家既没有权力也没有积极性掩盖错误,因为越掩盖自己承担的亏损越多,竞争对手存在也不允许他去掩盖。同时,张维迎还指出,产业政策还会滋生出严重的寻租行为和腐败,因为只要在市场准入、税收和补贴、融资和信贷、土地优惠、进出口许可等方面存在区别对待,那么就会创造出权力租金,就会激发出官商勾结行为。问题是,这里也存在几个逻辑障碍:(1)为以前的决策错误而追加投资绝不仅限于政府官员,大量的私人企业家也会这样做,因为没有多少人如此“理性”而甘愿将自己以前的错误投资当作沉淀成本,这也是众多企业最终走向破产的原因;(2)合理的产业政策恰恰是资助那些暂时还不具有赢利性、从而私人不愿意投资的行业,政府通过补贴等吸引私人进入目的也只是减少这些企业的损失,通过市场准入限制目的只是培育它的自生能力而不是创造高额利润,这与重商主义时期以税收为目的的许可证制度之间存在本质性差异:(3)掩盖决策错误和寻租腐败行为的存在反映了制度安排和信息披露机制出了问题,但并不能由此否定产业政策,相反,昭示我们去改进监督和奖惩机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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