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章润:防止中国滑入“普京式治理模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043 次 更新时间:2017-04-06 15: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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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章润 (进入专栏)  

   中国的现代转型走到今天,一路踉跄,已然超逾一个半世纪,尚未完工,有待收束。此时此刻,瞻前顾后,仿佛呈现胶着状,拉锯状,令人顿生不进则退的忧虑。亟需承前接后之际,适值欧美政制新一轮调整周期,原本熟稔的意义体系与世界格局仿佛突然面临重组。于是,在此忧虑之上,遂叠加上 “中国的战略机遇期” 是否尚存这一危机意识。

   对此,可分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逐一来看。

   宏观而言,17世纪以还至19世纪初中期,跨度长达两百多年,是所谓的“地中海文明时代”。这波席卷全球的现代文明,这个叫做现代与现代秩序的大框架,于此肇启,在此时段大致定型,构成通常所谓的“现代早期”。其后,英国获得海上霸权,下迄“911”,英美第次承接权势,联手为盟,以此为轴心,形成了欧美霸权一统天下、主宰世界的格局,蔚为“大西洋文明时代”。

   凡此两大时段,均为西方文明单兵独进,凯歌高奏,亚非瞠乎其后,只有挨打的份。“911”爆发后这十来年,全球治理中的欧美权重相对衰微,东亚和东南亚整体性崛起,拉美与黑非洲亦且展现活力,使得“太平洋文明时代”曙光初现,乃至有所谓“中美共治”一说。至此,算是东西两方开始向渐趋平衡迈步。

   宏观着眼,的确,这一权势转移的历史大趋势显豁无碍,这一文明格局亦且正在成形过程之中。就此而言,不妨说,中国正处于上升期,尚有机遇。不过,中国依然处在赶超的爬坡期,并未走到霸权替代的转折点。

   微观而言,1990年10月柏林墙倒塌和翌年苏联解体,至“911”爆发,这十年左右,概为自由市场经济和立宪民主政体全球凯旋时段,乃至有“历史终结”之说。“911”至奥巴马执政届满,“反恐”成为全球议题,内里贯穿的则是耶回两教的文明冲突,而所延续的是千年恩怨,老戏本,新舞台,主题依旧。中国于此时段获得喘息,闷头发大财,可谓突飞猛进。此刻特朗普上台,欧洲整体右倾,表明自此往下的未来十年,恰逢欧美政制调整小周期。换句话说,某种意义上微型版的“撒切尔—里根时代”,正在大西洋两岸同时上演。不过,去意识形态、以实利为鹄的、倡导开明资本主义,似乎为此时段所独具。就此而言,中国此刻遭遇的并非最坏的时段,也可以说,依旧还有发展机遇。

   中观来看,即以晚近一百来年的中国近代史为完整时段衡量,刻下中国恰逢好日子。揆诸史实,中国近代凡三次陷都,屡坠谷底,年份分别在1860、1900和1937,却于立国与文明复兴进程中迎来三次高潮。一是北伐成功后中国一统,废除领事裁判权与一切不平等条约;二是1945年赢得抗战胜利,一洗前辱,老大贫弱之国居然鲤鱼翻身,一跃而为世界五强和联合国五常。前文说“中国正处于上升期”,其起点,正是“1945”;三是最近二十多年来的发展,以此前百年流血奋斗垫底,终于腾升世界经济老二,与美利坚隔洋呼应,达成了太平洋文明时代的架势,实为百年来的高峰。

   就此而言,在国家理性立论,此时此刻并非近代最糟糕的时期,恰恰相反,是最好的时段,也可能适值最大的战略机遇期。如此断言,不仅在于积累至今,体量和身段早已今非昔比,辗转腾挪多有余裕,而历史行进至此,只待最后收束,不惧人谋,更在于欧美忙于自我调整,对付耶回冲突,自顾不暇,因而,至少未来几年,中国避免正面对撞、潜心发展的时机尚存。——关键是“潜心发展”,不要急于四面出击,更不能八方树敌,今天恨这个,明天恨那个。

   尽管如此,较诸欧美早已完成现代转型,此刻不过迎来一轮政制调整小周期而言,吾人必须清醒,中国依旧处在起自清末的这波现代大转型的漩涡之中,尚未走出大转型的历史周期,而面临最后收束时段,如何收束,抑或,就差临门一脚,却又偏偏迈不出这一脚的棘手难题。一不小心,可能青黄不接,两头不着调。就是说,双方共处一个历史“时代”,而所处历史“时段”并不同步,因而,各自的困境、措置和期待,乃至于结局,并不一致。对此,必须保有深重历史自觉,更要有政治警觉与基于历史担当的政治决断。

   职是之故,值此转型收束时刻,为了保证上升趋势,不至半途而废,更非不进则退,尽可能利用并创造一切有利条件,下述七个方面,恐需未雨绸缪或者亡羊补牢,多所因应。

  

   第一,政治立国尚未完工,而政体改革的道义动机阙如,国家精神萎靡,遂至跋前踬后。

   中国百多年来的转型,是因应地中海文明与大西洋文明而来的自我调整,在将现代文明拥抱入怀之际,孜孜于建设“现代中国”。换言之,这是一个旨在政治建国的文明转型进程,也是文明转型时代抽绎政治意志的建国大业。所建者非他,一个以中华文明垫底,而融汇舶来现代文明以为筋骨,集“民族国家—文化中国”与“民主国家—政治中国”于一体的现代国族。在此,解构帝制王朝政治,移植继受现代性政体形态,着力于这一政体的落地生根及其中国式成长,而以“立宪民主,人民共和”笼统,是清末以还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主旋律。正是在此,虽说中国既有政体究竟属于何种形态,处于建国立政进程中的哪个阶段,公婆异说,见仁见智,但是,考其政道和治道,其于权源出处和权力配置两方面,尚未达臻“立宪民主,人民共和”这一“现代政治”所界定揭示的可欲境界,也是明摆着的。一方面,驱动改革的利益动机消耗殆尽,早无推动力;另一方面,固化利益格局的利益动机又太强大,撼动不得。故而,此刻需要激活改革的道义动机,而又偏偏道义动机阙如,不见踪影。华夏文明对于国族天命的自觉自省存在短板,令人心焦。

   此刻知识界和体制内不乏希望推动政体改革的呼声,思潮涌动,嘈嘈切切,而既有体制高层推导改革的道义动机不足,列宁式政治理念甚或多所回潮,不进则退,构成了这波大转型走到这一步时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说实在话,走到这一步,怕是谁都没想到的,却又必须破解而后进也。

   在此,整体性的政治理性缺失和国家精神萎靡,会不会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一般民众生活持续改善而愈发严重,当然需要警惕。但是,更要警惕的是,万一经济持续下滑,收入减少,周边环境持续恶化,不仅未能倒逼出政体改良的决心,却导致走回头路,亦未可知。果真如此,哀莫大焉。

  

   第二,警惕背离常态政治轨道,在军备竞赛中将中国拉入战备体制。

   中国的成长和文明复兴,其外部性发展到今天这一步,客观上需要全球布局,在资源、基金、技术、市场和劳动力诸端,营造战略纵深。“一带一路”于海权和陆权双管齐下,激活“世界岛”,反海权包抄,自有必要。若说刻下中国尚有政治与政治意志,则此为亮点。但是,另一方面,战线拉长,触及诸多既得利益,甚至直接挑战既有体系,周边压力必然增大,而以一国周旋于沿线众国,辗转于利益攸关的诸路豪强,会不会就此把中国拖入战备体制,在高度紧张中延误民生提升与分流本应用于科教进步的人力物力,尤需警惕。

   当新造军舰“像下饺子一样”驶向大海之际,豪迈归豪迈,考量中国现有国力的承受能力,平衡战略纵深拓展与防范国力透支的关系,特别是要防范战略透支迫使于已然开支巨大的“维稳体制”之上再叠加上“战备体制”的可能性,更是必有作业。一旦形成此种双元体制,不仅将会出现国民财富分配格局的重大调整,而且必然意味着整个国策的转向,对于成长中的大国和文明复兴进程中的中国来说,是否由此逸出近代中国历史的主导性政治意志和历史轨道,“出师未捷身先死”,同样亟需周详检视。

   换言之,如前所述,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主旨在于政治建国,为此,需要度过异常政治时段,建设常态政治下的生活秩序。必须看到,虽有百年转型为期,但中国至今仍旧处在非常政治时段,尚未走出这一历史险境。对此,但凡透过大历史望远镜一看,其意其义,自然不言自明,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不确定性”,乃至于有近两年蔓延开来的人人自危这一社会心理现象。在此,无论左中右,不管奉行新自由主义还是儒家宪政主义,对于实现全体国民政治上的和平共处,其为常态政治的表征,也是政治建国的目标,想必均无异议。

   为此,在既有世界体系中,尽力避其锋锐,营造相对有利的国际形势,同为题中应有之意。正是在此,草根毛左猖獗与体制内的左右之争,左右之间毫无理性的互相谩骂,仿佛导致某种“全面内战”状态初现,实在匪夷所思。毕竟,迄而至今,浩瀚中国有待整合成一个有机的政治共同体和法律共同体,并且,以文明共同体来收束政治分歧,而过早的撕裂与意识形态上的后撤,恰恰与此背道而驰。

  

   第三,也就因此,思想视野逼窄,文化原创力疲弱,彰显了提升华夏思想劲道、提撕国族道义境界的必要性。

   晚近三十年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1980年代,久经压抑,一时间出现过短暂的思想活跃时段。这十来年,知识增长明显,学术性作业在质量两方面均有提升。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60个大项360个小项的一揽子改革方案,2014年四中全会和翌年五中全会关于建设法治国家与国家治理现代体系的阐述,均为此种思想和知识作业的成果,也是中国软实力提升,在完善国家建构和提炼政治理性方面的正面展现。另一方面,随着这两年钳口日甚,思想的推动力与文明的内在原创精神,实际上均有所削弱,封杀既多,愈感压抑,致使汉语思想和中国文明的供给能否支撑起大国成长的步伐,满足大转型收束时段的要求,已经表现出吃紧的一面。照此一日紧似一日的趋势下去,知识性技术性作业或许还能继续,但理论探讨与思想创造势必日趋苍白。此种精神衰颓与思想萎靡,其负面效应不会立马显现,而有一个积累过程,但是,一旦成为既定事实,就不是三、五年所能扭转的,甚至不是一两代人所能超克的,则祸患大矣。有鉴于此,掌管意识形态和文宣的权力机构,请多少放开点儿口子,至少维持住眼下有限的多元开放的思想局面,保持与其他文明的积极互动,不再进一步收缩和打压。此为正途,究竟何去何从,考验着体制内外的政治诚意和心智力量。

  

   第四,中国文明复兴与防止帝国情结发作。

   中国重返大国行列,中华文明渐趋复兴,历经一个半世纪艰难煎熬,走到这几年,蓄积既久,势头尤猛,世界舆情均有反应。我们作为普通国民,出国旅游,洒扫应对,亦有感受。周边国家,包括东南亚诸国,肯定感受更为强烈。恰值此时,从奥斯曼土耳其,到曾经的沙俄今日的俄罗斯,以及今日的美利坚,仿佛新老帝国情节都在发作,尤其是奥斯曼帝国情结发作尤为明显。俄罗斯总统公开宣示俄国的边界没有尽头,利益所在就是边界所在,此种赤裸裸沙皇—斯大林式扩张主义,致令周边小国和欧洲舆情发酵,自在情理之中。可能,在外部观察者看来,中国的复兴亦有帝国归来的意味,对此,应以俄为戒,时刻提醒自己,并以和平重返大国行列的负责任国家形象,昭示中国的国家德性,明确中国在全球体系中的国家定位。

   目前来看,周边小国和其他国家对于中国重返大国行列和文明复兴,似乎多所防范,吃不准,生怕中国帝国情节发作,明里暗里,各自合纵连横,所以才希望保持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和政治存在。的确,近代中国一直以“民族国家”建构自己的法政身份,并展现了迈向“民主国家”的可能性,这几十年里一直以“与国际接轨”展现对于既有世界体系的服膺和尊重。但草根阶层动不动嚷嚷“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说明随着生活改善、国家实力提升,民间爱国主义很容易发酵膨胀为帝国情节。此非惟尚存于群众心理,也蔓延于某些知识精英意识之中。

虽则如此,在我观察,此非全国整体性现象,则在大国豪迈与帝国情结之间,需要做出清晰区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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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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