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怀印:中国是怎样成为现代国家的?

——国家转型的宏观历史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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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印  
并在国际上获得对其主权的确认的?第三,现存的政府体制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以及通过何种路径而形成的?

   本文所论述的中国国家转型的三个环节,分别围绕上述三个问题次第展开。1949年前的中国近现代史,因此不妨界定为中国从一个原初型的族群国家,经过多族群的疆域国家的拓展,进一步走向统一集权的现代主权国家的历史。如果要对这段历史加以分期的话,它大体上包括以下四个阶段。

   一是多族群疆域国家的形成时期。从17世纪40年代清朝入关取代明朝,成为中原统治王朝,从根本上改变了原先中原华夏王朝的地缘战略格局,到18世纪50年代清朝经过半个世纪的征战,将蒙古、新疆和西藏正式纳入自己的版图;中国作为一个多族群的疆域国家的格局,至此基本形成,并为日后向近代主权国家的转型奠定了基础。可以把清顺治帝于1644年发布告祭天地文“兹定鼎燕京,以绥中国”作为这个时期的起点。它不仅象征着清朝接续明朝统治“中国”的正统王朝地位,更预示着满人的独特地缘战略将给中国的疆域构成和治理体制带来根本的改变。

   二是多族群疆域国家的稳定时期。乾隆帝于1755年平定准噶尔之后立碑纪功,象征着多族群疆域国家(“皇清之中夏”)的建构已经基本完成;它突破了原初型中国之汉人中心的化内、化外樊篱,从根本上区别于以往“汉唐宋明之中夏”。此后,清朝借助两套不同的治理体制(内地的中央集权官僚制度和边疆的理藩体制)对全境进行了有效治理,维持了疆域国家的基本稳定。但是,其特定的地缘格局和资源禀赋所孕育的低度均衡的财政体制,使清代国家对18世纪晚期已经浮现出来的人口压力和19世纪40年代突发的地缘危机,缺乏制度上的准备和有效的应对。

   三是向近代主权国家过渡时期。从19世纪40年代起,中国在遭遇欧洲列强和日本的次第重创之后,调整地缘战略,以非集中化的方式重构财政和军事体制,从而维护了18世纪50年代以来业已定型的疆域基本格局。19世纪60年代以后,晚清政权在外交和行政体制上,开启了向近代主权国家的全面过渡;而1861年1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设立,则可视作此一过程的象征性起点。但是,国家主权的基本建立和对19世纪后期所失国土的恢复,要到1945年在国民政府的努力下才最终完成。

   四是统一集权的现代国家肇建时期。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针对晚清以来军事、财政和行政体系的非集中化以及民国初年加剧的地方割据,各个区域性财政军事政权倾全力打造一个全国性的、权力集中的政府体制;不妨把孙中山于1923年3月在广州建立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视作此一过程的象征性起点。但是,这一任务最终是在1940年后期由共产党所领导的力量,凭借其所独有的地缘、财政军事和政治优势,击败国民党势力完成的。

   (三)国家形成的“中国道路”

   中国迈向现代民族国家的道路,之所以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历史经验,主要是因为它从自身的前近代历史和近代历史上所获得的三项遗产,即清代以前已经形成的华夏族群国家、清代前期的边疆建设,以及19世纪后半期国家财权、军权和行政权的非集中化。经过三个世纪的国家转型所产生的现代中国国家,之所以在规模、结构上“大而强”,正是这三项遗产交相作用的结果。其超大的规模,首先源自华夏先民自身数千年来开疆拓土和对周边部落的同化,由此得以形成一个原初形态的“中国”,并在此基础上出现唐、宋、明这样的王朝。它们在前近代的世界历史上,不仅是拥有最大疆域的单一族群国家,而且拥有最大的人口和经济规模。清朝正是依靠它所沿袭自明代的原初中国,才得以重新打造一个规模更大的新中国:来自内地各省的巨量财源,使之能够发动屡次征讨,建立新的边疆;同时,清朝作为一个外来的王朝所独有的地缘战略格局,也使之有必要进行扩张,以确保它对内地的控制。正是清代以前原初中国的遗产和清朝的疆域扩张这两者的结合,解释了现代中国国家为什么得以建立在一个如此辽阔的领土之上。

   现代中国国家在结构上如此紧固,首先还是获益于原初型中国所馈赠的遗产,即在同质人口的基础上所产生的一个高度集权和统一的政府体制,后者对来自国家内部的离心力起到有力的抑制作用,并排除了权力分配上产生多元机制的可能性;而在中世纪的欧洲,在君主、教会、贵族以及自治城市等等之间所形成的权力多元格局,则司空见惯。现代中国国家形成的另一个重要背景,则是前面一再强调的晚清和民国早期国家权力的非集中化。20世纪前半期中国国家之再造,便意味着铲除军阀,使国家机器的权力再趋集中,其结果乃是国民党和共产党领导下的党治国家的兴起,两支力量均致力于打造一个组织紧密的政党,推动国家走向统一集权。

   清代以前原初型中国之作为一个单一族群国家,清代前期中国被打造为一个多族群的疆域国家,与19世纪后期中国之过渡到一个主权国家,以及20世纪中国之走向再集权,所有这些过程之间,所显示的不仅是历时的、逐层的变化,还有疆域、族群、国家形态上的连续性。此一过程截然不同于国家形成的经典论述中所流行的“帝国-民族国家”二分法,及其所隐含的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目的论,即把传统帝国或殖民帝国的分崩离析,与随之而来的诸多民族国家的独立以及照搬西式民主,视为非西方世界之国家建造的理想路径和常规形态。当然,在近代中国,一个政治上高度统一、集权的现代国家的建立,并不意味着从17世纪中叶开始的国家转型过程到1949年已经终结。相反,虽然现代中国国家在此之后展现了令人惊异的结构性稳定,同时在促进国家工业化和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方面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它的再造过程仍未完成。展望21世纪,中国的国家转型仍面临诸多挑战,举其要者,当有以下三端。一是通过内地与边疆之间的经济整合,通过重构原先以汉族为中心的国家历史书写,在相互尊重各自文化遗产和特性的基础上,在汉族和非汉族人群之间培育共享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认同。二是重塑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关系,从建国时代和国家工业化时期以集中化的权力结构为手段、以民族主权和国家安全为最高目标,过渡到这些目标完成之后,进而以人民的基本权利和福祉为立法和决策的优先考量。这两项任务,对于建构一个和谐稳定的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民族国家,不可或缺。三是重新界定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积极参与或主动建构区域整合和全球治理机制,以造福于所有参与国;同时依靠自身的文化吸引力、知识创造力、政治活力和对全人类福祉的承诺,打造其在世界上的软实力,消减革命时代民族主义历史书写所塑就的国民中间过分严重的受害者心态。只有在今后数十年内成功实现这些目标,中国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受世人景仰的现代国家和一个拥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全球性大国;现代中国的国家转型,以及整部中国“近现代史”,才能画上完美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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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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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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