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怀印:中国是怎样成为现代国家的?

——国家转型的宏观历史解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42 次 更新时间:2017-03-12 00:3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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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印  
二战结束后,曾经构成建国之最大障碍的日本战败了,苏联的介入则构成了国共斗争中最重要的地缘因素。苏联红军所占领的中国东北,是中国农业剩余最多、近代交通、能源、制造业和军火业最集中的地区。中共军队充分利用了这一优势。尽管进入东北的过程因苏方顾忌中苏同盟条约所承担的义务并不顺利,但在占领东北大部之后,其财政军事构造发生了根本性转换:中央主力从原来困顿于西北贫瘠人稀的边区、缺乏枪支弹药、只能靠游击战术生存的地方势力,变成了兵源充沛、供应充足、拥有大批量新式武器的强大军队,终于可以与国民党军队相抗衡,在正规战场上一决雌雄。中共的财政体制,也从原先以农业剩余为主要财源、各支部队自筹自用、各根据地自成一体的分散状态,逐渐过渡到统一集中、各根据地相互协调、连为一体并且学会利用城市工商税源和现代财政手段的新体制。整个内战期间,中共的财政构造越来越呈现为新与旧两种体制的巧妙结合:利用高度集中的、跨解放区的新体制,它可以在短时期内动员巨大财力和丰富物资,支撑大规模兵团作战;与此同时,在兵源和后勤供给上,它延续了延安时期已经十分成熟的草根动员模式,借助党组织对乡村的渗透和土改运动,以几乎无偿的方式,动员千百万民众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质和人力支持。此构造因而是扩张型的、可持续的,并且能够维持总体上的平衡。中共的优势,因此即在其新获得的、集中控制的城市经济和财政资源,与其传统的、分散控制的人力动员及后勤保障模式的巧妙结合,新旧体制相得益彰,从而产生了巨大而源源不断的战斗力。

   最重要的是,中共在20世纪40年代不仅克服了早期历史上对莫斯科的过分依赖,而且通过克服党内高层的宗派主义和各根据地的山头主义,确立了毛泽东的政治领袖和意识形态权威地位。政治上的高度集中,加上内战初期的军事劣势所带来的生存危机,使得不同地区的中共军队能够做到和衷共济,服从中央统一领导,战场上相互协调。与此同时,中共重视意识形态宣传,透过党组织严密控制基层官兵,加上推行土地改革,给农民参军带来物质激励,使军队保持着旺盛的士气。因此,中共党政机关以及整个军队,从上到下都形成了对于毛泽东领袖地位的高度认同以及求胜的强烈期待,从而使中共成为民国肇建以来最具竞争力的一支建国力量,有能力将自己从区域推向全国,最终建立起一个高度集中统一的国家政权,彻底扭转了晚清以来权力下移、头轻脚重的政治格局。

   总之,克服源自19世纪后期的权力非集中化趋势和各种离心力量,以“革命”的名义致力于国家的再造,是20世纪中国国家转型最为关键的一步,而政党则成为完成此一任务的利器。党不仅成为革命的中坚,而且革命本身是以党的名义,依靠党的组织渗透和控制来进行的。革命的成败,跟地缘的变局和财政军事资源的掌控息息相关,但是最终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党内力量的凝聚。加入政党成为投身革命的必要门槛;“党内”与“党外”成为识别革命势力的基本标杆。对党是否忠诚,超越一切,成为衡量一个人是否革命的最重要尺度。而这种忠诚并非抽象的,在打造党内认同的过程中,它被具体化为对党的“正统”意识形态的无条件尊崇,以及在组织上对党的各级权威尤其是最高领袖的服从。共产党之所以最终能够击败国民党,不仅因为革命的后期,即国共内战期间,其地缘环境和财政军事资源发生了颠覆性的转变,更重要的是它在凝聚党内共识、达成组织团结方面,把国民党远远抛在后面。

   纵观中国的国家转型的漫长历程,如果说前两个环节(即多族群的疆域国家的形成及其向近代主权国家的过渡)解释了现代中国为何在规模上很“大”的话,第三个环节则回答了它为什么在结构上很“强”的问题。20世纪的中国,不仅没有像土耳其那样,经过帝国裂变后,使其疆域回归主体民族的腹地,而且也没有像战后土耳其共和国那样,走上议会民主的道路,而是以建立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达到高潮。所有这些,皆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目的论相悖,后者把民族国家做了双重界定,即不仅是一个由共享文化或族群传统的人民所构成的主权国家,而且是体现主权在民理念的民主政体,而在20世纪的国际政治上,“民主”被等同于欧美式的代议制多党政治,为二次大战后的众多亚非国家以及苏联垮台后的东欧国家纷纷仿效。

   事实上,中国曾有两次践行代议制民主的机会,一是在民国初北京政府时期,一是在1946年南京政府时期,两次试验均昙花一现。1913年4月开始的第一届国会,因为地方派系与中央的武力对抗而时断时续,无法正常运作;1946年的“宪政”试验,也因为国共内战的爆发和国民政府“动员戡乱”条文的实施而名存实亡。在这两次转变过程中,代议制民主之所以失败或中断,而被一党独大、走向集权的国家体制所取代,有多重因素在起作用。其中最根本的原因,乃在政府体制内部或共享的国家架构内部之制度化了的权力下移,致使各省或各区域的自主力量日渐坐大,与中央争夺对财政、军事和行政资源的控制;此一过程始于晚清,而在民国时期进一步加剧。因此,20世纪前半期中国的建国方向,不是朝着议会制民主过渡,而是针对地方离心势力与中央政府的博弈、抗衡和挑战,不断趋向权力集中。其具体表现,是在政治秩序尚未建立之前,不断追求加强个人控制;在追求建立新的政治秩序的过程中,以整个党政体制的权力集中和意识形态的高度统一为最高目标。

   如果再跟土耳其加以比较,我们可以更清楚看出为什么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过渡,以高度集权的国家的肇建为其阶段性结局。奥斯曼和晚清国家虽然都经历了财政体制的非集中化,但后果却大不相同。在奥斯曼帝国,财政非集中化以包税的形式发生在政府体制之外,从中受益的是作为个人的地方显要,他们并不一定掌握各省的行政和军事权力,所以他们跟中央结盟事实上有助于延长帝国的寿命。相比之下,晚清中国的非集中化发生在政府体制之内,各省督抚自主收税、截留税款,用于地方事业,结果强化了自身权力。晚清的权力下移因此走向了制度化和官僚化,使得各省实力派构成对朝廷的真正威胁,最终带来民国初年各区域财政军事政权的崛起。土耳其开国领袖凯末尔在奥斯曼帝国分崩离析之后,由于没有内地各省割据势力的存在,可以轻易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凯末尔本人也凭借其领袖魅力,在执政期间建立了个人对土耳其国家的实质性控制。二次大战期间,土耳其保持中立,国内政治稳定,不存在任何反对势力用武力颠覆政府的空间。战后土耳其跟西方结盟,使多党制民主在大权独揽的凯末尔去世后成为其政府的必然选择。相比之下,民国时期的中国国家,必须把主要精力用于清除各区域的地方势力,为此不得不追求一个更加集权、更为强势的中央政权。共产党要打败和取代国民党政权,取得革命的胜利,则必须在组织上比对手更加集中,思想更加统一。内战结束之际,毛泽东确定对苏“一边倒”的地缘战略,更使得共产党领导下的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成为新中国领导人的唯一选项。

  

三、几点思考

   (一)什么是“中国”?

   以上截至20世纪40年代国家转型的三个环节,综合起来可视作累层叠加的国家形成过程。如果对此一过程做谱系分析,可以清晰地区别出现代中国国家的以下四个层次。

   第一,国家内涵的最底层,是原初型“中国”,即清代之前中原华夏王朝所代表的以汉人为主体的高度同质化的单一族群国家;就其地理范围而言,到明代已经覆盖长城以南的两京十三省,清代则为内地十八省,至晚清再加上东北三省。中共“二大”宣言将此区域表述为“中国本部”或“本部各省(东三省在内)”(中央档案馆,1989:111,115);西方文献中有关历史的中国的讨论,至今仍沿用“China proper”这一术语。⑥对本族群所体验的历史、传统和所尊崇的文化价值的认同,是此原初型族群国家构造中最核心的内容。

   第二,清朝前期历史的最大意义,是在原初型族群国家的基础之上,打造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多族群的、疆域的国家,使“中国”增添了一层全新的涵义。中国不再限于原先汉人聚集的中原和华南地区,而是进一步延伸到周边的满、蒙、藏、回各区域。中国的疆域不仅大为扩展,而且其边界也从原来的多变和模糊不清,变得日渐稳定和清晰。尽管中国仍处在西方正在形成中的主权国家的世界体系之外,但在整个非西方世界,清朝的固定疆域和政府对其版图的有效治理,却使中国成为最接近主权国家、最有条件迈向主权国家的政治体之一。

   第三,晚清历史的重要性,在于通过军事自强和内政外交变法,不仅成功地保存了其版图的基本格局,而且把中国从一个疆域国家,进一步改造为一个初具雏形的主权国家;其既有的疆域,尽管在与国外列强的遭遇中,受到零碎的侵损,但是经过国际间的确认,已经成为国际法上有效的领土。不过,中国之基本成为一个对其领土拥有完整主权的国家,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经过国民政府的不懈努力,中国最终废除了晚清以来所签订的有损其主权的不平等条约,收回了曾经被日本侵占的土地。

   最后,在其历史谱系的最新层面,中国呈现为一个由其宪法所规定的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针对晚清国家权力的非集中化和民国初期日益膨胀的地方割据势力,依靠政党的意识形态和组织力量,自下而上推进国家统一和权力再集中,是1949年之前中国的现代国家形成之最关键的一环。国民党的建国运动,共产党革命的最终胜利,以及1949年后的国家权力结构,离开这个大背景,便无法理解其历史意义。

   今日的中国国家,同时具有以上四重含义。原初型中国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价值,依然是今日中国国家所倡导的爱国主义教育的核心内容。此一族群的、文化的中国,至今依然是将全球各地华人连结在一起的最大公约数。它的形成,贯穿了上古以来的整个中国历史。至于华夏先民如何从新石器时代散落于黄河中上游的原始部落经过数千年的繁殖,将其势力延伸到华东、华南、西南地区,成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且高度同质的族群,在迄今为止的历史著述中仍未得到很好的解释,依旧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最大的谜团,但这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范围。真正能够界定“近现代中国”(modern China)的,是上述谱系中的第二至第四层面,三者对于现代中国的国家构成,均不可或缺。首先,就疆域和人民而言,它是一个囊括内地各省和边疆各地区的、多民族的国家,这是今日中国区别于原初中国的根本之处;其次,就性质而言,它是一个得到其他国家承认的、拥有完整主权的现代国家;最后,就现今中国的内部治理体制而言,它是政治上高度统一和权力结构相对集中的国家。

   中国的国家转型,一言以蔽之,并不是帝国与民族国家之间的断裂,而是上述四个层面由底部到表层不断叠加的结果。每增添一层,中国的国家形态即会有新的变化,被赋予新的涵义;并且在经济社会完成全面转型之前,在达到国家既定的统一目标之前,在与周边国家以及与全球大国之间的地缘政治格局定型之前,中国的国家再造过程依然在进行之中。

   (二)什么是中国的“近现代”?

有了这样一些基本认识,现在我们可以对中国的“近现代史”(modern history)加以重新界定。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这里所谓的中国近现代史,是关于“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形成历史,而一个现代国家的四个最基本的要件,是它的疆域、人口、主权和政府(Grant, 1999;Raic, 2002)。我们对现代中国国家形成历史的解读,因此必须至少包括这样三个最基本的问题。第一,它是怎样成为一个包括内地和边疆的多族群国家的?更具体地说,它是怎样从地理范围局限于中原和华南的原初型中国扩充至它现有的边疆地区,并且维持对内地和边疆的有效治理的?第二,它是怎样成为一个近代主权国家的?具体而言,在被卷入世界范围的主权国家体系之后,它是如何维持自身的生存尤其是既有疆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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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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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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