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怀印:中国是怎样成为现代国家的?

——国家转型的宏观历史解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46 次 更新时间:2017-03-12 00:35:47

进入专题: 现代国家  

李怀印  

   财政转型和地缘战略调整所折射的,是晚清国家的治理能力。晚清政府问题重重,官员腐败、守旧、排外现象比比皆是,但是它毕竟建立在以个人能力为衡量标准的科举制度之上,因而封疆大吏当中不缺通晓时务、精明能干之士;整个政府体制依然能够在内忧外患中控制局势,对现代化所需资源起到协调和控制作用。国家的世俗主义取向、汉人官僚的经世致用传统、士大夫因朝廷尊崇儒学而对清朝所产生的忠诚,所有这些都使得那些掌管国家各部和各省的官员,有能力履行其基本职能。因此,尽管自19世纪50年代起中央的财政、军事和用人权力在向各省下移,但是清廷从未失去对封疆大吏人事上的控制,也始终有能力决定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军事资源的再分配,可见晚清的财政军事和行政体制,实为一种“地方化的集权主义”(localized centrism)。正由于这一独特体制的作用,清朝依然能够平定其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内乱,收复边疆失地。在1894年中日战争之前的数十年间,中国依然能够推展国防、制造业、交通运输、教育和外交的现代化,从而出现长达三十年的中兴局面,并且在庚子义和团之后以“新政”的名义展开新一轮的全面现代化工程。也可以说,中央权力下移与地方封疆大吏的自强、新政举措,两者互为因果。权力地方化本身并不是坏事,如果中央尚未失去对地方的最终控制权的话;恰恰相反,它实际上是晚清国家赖以幸存、中国得以开启向近代国家转型的基本条件。

   第三个有助晚清克服内忧外患的因素,是汉人和非汉人精英所共享的“中国”认同。18世纪50年代以后清代国家的长期和平与稳定,使得世世代代居于其内的各个族群(尤其是他们当中的精英阶层)对现有疆域产生归属感。朝廷对边疆地区宗教的庇护,对边疆精英阶层的优待,满人的汉化,汉人之移民满洲、内蒙古和新疆,以及清朝在最后几十年力求将边疆的行政和内地省份加以整合,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在各族精英阶层中培养共同的国家观念。其中,汉人官僚精英之超越对朝廷忠诚的中国意识的觉醒尤为关键。晚清国家的权力非集中化之所以没有伴随国土的四分五裂,主要原因也在这里。晚清绝大多数的革命党人和来自不同背景的改良派人物,尽管在对待朝廷的问题上立场不同,但皆有一个共识,即把中国(包括内地和边疆)打造为一个统一的现代国家,无论其政体是共和还是君主立宪。虽然部分革命党人在其早期活动中诉诸反满言论以博取民众支持,但他们很快便放弃此一做法,提出满、蒙、汉、藏、回“五族共和”,并获得一些满族精英和边疆地区其他非汉族精英的响应。这些均有助于中华民国在1912年成立时继承前清的边疆。

   所有这些,皆跟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奥斯曼帝国形成鲜明对比。后者之所以得以维持,主要是依靠伊斯兰教以及代表这一宗教的哈里发作为精神支柱。帝国境内的不同族群,很难对于一直处在扩张或收缩过程中的帝国疆土产生认同感。因此,在帝国崩溃之后,人们只能按照不同的族群各自建立新的国家,国家的领土只能限于本族群所居住的地带。尽管在奥斯曼帝国走向衰落的过程中,曾有来自不同背景的精英分子提出挽救帝国的种种方案,诸如奥斯曼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泛土耳其主义之类,但是对土耳其共和国建国之父凯末尔(Mustafa Kemal)来说,这些方案皆属于“我们从未能够实现也无法实现的理念”而已(Lewis, 2002:353-354)。最终被证明可行的,是凯末尔自己所提出的在土耳其地区建立一个土耳其人的疆域国家的想法。按照他的设想,建国运动应该仅仅限于土耳其人生息繁衍的地区,亦即安纳托利亚腹地,凯末尔谓之“我们天然的和合法的限度”(Lewis, 2002:353-354)。然而,对于孙中山及其追随者来说,中华民国绝不应该仅仅限于所谓中国本部,而应建立在清朝原有的疆域之上。这不仅可行,而且就新生国家政权的合法性而言,还势在必行。毕竟,这个以“中国”为名的国家,已经稳定存在数个世纪,它只需加以再造,而非另起炉灶,加以发明。

   总之,晚清国家在19世纪后半期对财政、军事和行政体系的改造和中国共识的形成,决定了中国走向近代主权国家过程中的成与败。从鸦片战争到义和团,中国在与外国列强的碰撞中屡受重创。战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尤其是割地赔款之耻,刺激了每位仁人志士。这一连串的失败,经过20世纪民族主义历史书写的刻意放大,遂成为晚清政权在帝国主义欺凌下“丧权辱国”的集体记忆。然而,除了“失败”的记录之外,晚清中国还创造了一连串令人讶异的“成功”。其中最可述者,无疑是它在卷入欧洲列强所主导的国际体系之后,通过外交和行政体制的变革,不断地朝向近代主权国家的目标迈进,并通过地缘战略的调整和国防的近代化,始终能够维持其原有版图的基本格局和政府体系的独立运作,成为幸免于沦亡的少数几个非西方国家之一。而这一系列成功的关键,除了财政构造的非集中化及其所具有的高度扩张性,使晚清的各项近代化事业成为可能之外,背后更为根本的,乃是19世纪后期官僚和知识精英的政治意识日渐发生转变,从原先对朝廷的效忠,过渡到对形成中的主权国家即“中国”的效忠。主权国家的利益和朦胧的民族意识,超越了族群、派系的樊篱,成为凝聚共识、形塑集体行动的最大公约数。此前汉、唐、宋、明原初型族群国家历史语境中所特有的“化内”与“化外”的概念,以及清代早期疆域国家所使用的“域内”与“域外”、“海内”与“海外”的二分法,到了晚清和民初,已经日渐被“中国”与“外国”、“国内”与“国外”的二分所取代。此一转变所折射的,正是近代主权国家在中国的形成过程。

   (三)统一集权的现代国家之肇建

   国家转型的第三个突破,是针对晚清财政、军事和行政体系的零碎化,及其最终演变为民国初年的军阀混战,走上政治统一和权力再集中的道路。正是在此过程中,我们终于看到中国跟某些欧洲国家类似的发展。战争成为建国的驱动力;能否为战争而扩充财源和凝聚共识,成为决定建国成败最关键的因素。

   国家重建的最初突破,出现在清朝覆没之后20年间。这一时期因为政治分裂和军阀混战,而被人们视作中国近代史上的黑暗时期。然而,恰恰是在这种分裂和无序状态中,产生了区域性的财政-军事政权(regional fiscal-military regimes)。各个军阀或军阀派系不只是为了生存和扩张而无休止地相互争斗。其中的佼佼者也耗费巨大精力来巩固自身政权,所采用的手段包括:在所控制的辖区内建立集中化的官僚系统,致力于财政和金融系统的统一和标准化,建设公路、铁路以及其他基础实施,提升公共教育和医疗卫生水平,鼓励工商业发展,提倡基层政府自治,允许省级或县级议会的存在,从而在地方精英当中建立共识。通过这些努力,那些最有雄心的军阀将其所控制的省份打造成了区域性强权,一如早期近代欧洲的国家构建过程。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在所有这些区域政权中,有两大力量最为成功也最具影响力,即满洲(东北)地区张作霖领导的奉系集团,以及孙中山领导的广东国民党政权。到20世纪30年代早期,经过北伐,国民党势力最终消灭或制服了其他所有军阀,推动了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形成。因此,不同于欧洲的先行者(以英、法为代表)所走的从上至下的建国路径,亦即从中央到地方逐级实现国家权力的集中化和科层化,中国在清末自上而下的“新政”失败之后,所走的是一条自下而上的路线,或谓“集权化的地方主义”(centralized localism),即由强大的地方力量首先实现内部的统一、集权,然后经过彼此间的竞争,再建立统一的全国政权,一如欧洲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那些后来者(以德、意为代表)。

   国民党统一全国凭借以下三个因素。地缘政治方面,它在广东获得苏俄的物质援助,这对其早期的军事建设极为关键。财政上,它能抽取到比其他任何对手更多的财政资源:最初依靠统一广东的财政和金融体系;进入长江下游地区后,则通过发行公债和银行借款从上海财阀那里获取支援;继而控制了海关和全国工商税收。另外,国民党在宣传上致力于国家统一和反对帝国主义,也赢得各方社会政治力量的认可。而党化教育和以党领军、以党领政的实践,则使国民党试图通过其意识形态的灌输和组织上的渗透,实现对军队和行政系统的全面控制。因此,北伐时期的国民革命军士气高昂,战场上节节胜利。此后二十来年,国民党政权在建国上的成就,举其要者,有以下二端。

   其一,经过十多年的整合,到抗战全面爆发前夕,国民政府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已经建立了一个全国性的政治和军事架构,消弭了过去各区域割据势力之间的公开对抗和政治分裂;在财政和税制上也在逐步建立全国统一的制度。如果没有1937年以后的日本全面侵华,一个政治上和军事上统一的强大民族国家的最终出现,盖无疑问。事实上,也正是由于中国的政治军事局势快速地朝着此一方向推进,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才在1931年贸然占领满洲(东北)地区,在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因为一个统一强盛的现代中国的成长,必然意味着日本帝国主义扩张野心的终结。中日之间的全面交锋在20世纪30年代已在所难免,蒋介石所能做到的,是尽可能培育自身实力,推迟战事的发生。抗战爆发后,国军因实力相差悬殊,节节败退,乃意料中事。然而,战前十多年的政治和军事整合,对八年抗战期间国民政府能够将各派系凝聚在一起,不仅在日本的大举进攻下幸存下来,而且组织了有效的抵抗,最终以胜者的姿态结束这场战争,仍起到关键作用。

   其二,正是由于国民政府所领导的中国在二次大战远东战场上所起的关键作用,故而在二战结束前后,现代国家的建造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国民政府次第废除了自鸦片战争以来外国列强跟清政府所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消了外国人在华治外法权及其他各项特权,取消了外国在华设立的公共租界,并且早在1929年即已实行关税自主。由于打败了日本,中国收回了台湾和澎湖列岛,恢复了对东北三省的治权。同样重要的是,中国以联合国的创始国和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的身份,确定了其在世界上的政治大国地位。

   然而,同样一组因素(地缘、财政以及认同)也能解释国民党的建国失败。事实证明,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国家重建的最大威胁来自日本。奉系集团原本是国民党在北方最强劲的对手,正是因为日本占领满洲(东北)地区,导致其走向衰亡。1937年后,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进一步中断了国民党的国家统一和重建事业,并给中共在抗战后方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机会,最终成为国民党最大的对手。财政上,在1927年定都南京之后,国民党不仅优先在军事上投入大量经费以巩固地盘,而且作为一个全国政权,还需承担全国事业机构和军事机关的巨大开支,结果不堪重负。政治上,尽管蒋介石通过制服各路军阀及其党内对手建立了个人权威,尽管抗战时期各派力量面对全民族的生存危机也暂时接受了蒋介石的领袖地位,但他从来没有消除党内、党外对手的挑战。其领袖地位更多地是建立在与对手的妥协之上,而不是依靠意识形态的说服力和个人魅力。由于蒋介石从未消除国民党内部的派系倾轧,建立自己在军政界的最高权威,因此一旦抗战结束,国共内战再度发生,嫡系与非嫡系之间的矛盾在战场上表露无遗,各支部队无法真正做到协调行动,在与中共部队的大规模作战中一再败北,最终弃守大陆。概言之,国民党政权的最根本弱项,是其党政军体制的“不完全集中化”(incomplete centralization)。尽管在1927年之前,作为一支地方势力,国民党的财政军事组织比任何其他竞争对手都更加统一、集中,从而有能力击败或收编对手,但在1928年名义上统一全国之后,南京政府未能成功地整编各支地方势力,也未能打造一个集权、高效的行政管理体系,更谈不上把国家权力有效地渗透到城乡底层社会,建立一个可以满足国家财政收入和社会控制需求的基础结构。

对比之下,中共在与国民党的竞争中取胜,恰恰是因为它在地缘、财政和认同三方面同时取得突破,从而实现了“全方位的集中化”(all-round centralization)。(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现代国家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中国近现代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3541.html
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7年第2期

5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0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