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怀印:中国是怎样成为现代国家的?

——国家转型的宏观历史解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42 次 更新时间:2017-03-12 00:3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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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印  
尤其是跟邻近的日本相比的话。不过1949年之前和之后流行于中国的民族主义历史书写只突出晚清以来的“百年屈辱”,远不足以全面概括中国在这一个世纪所经历的突破和坎坷 (Li, 2013)。

   再者,由于受民族主义的种种学说尤其是“主权在民”理念的影响,同时由于18世纪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激励,世界各地几乎所有的民族革命的倡导者,均追求同样一个目标,即自己所要建立的政府,不仅要对自己的土地拥有完全的主权,而且要采用代议制民主的形式。中国的现代志士也不例外。晚清的革命党人,以及后来的国民党和共产党人,均致力于在中国建立一个共和国。但是,民国宪法所规定的民主制度,在现实中很少能够运作;它在北京的民国政府时期(1912—1927)不得不对独裁退让,而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1949),则为一党统治所替代。共产党人在打败国民党之后,摒弃了国民党在1946年一度尝试的宪政体制,把新政权定性为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因此,这里需要探究,为什么数个世纪以来的国家转型过程会出现此一阶段性结局 。

   (三)中国:为何既“大”且“强”?

   总之,中国从17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长达三个世纪的国家转型过程,产生了这样一个政治实体。它不仅版图很大,而且就权力结构而言也很强固。既大且强,亦即超大规模的领土和人口,与一个高度强势的政府体制之间独一无二的结合,乃是今日之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最大特征。

   对于现代中国来说,作为一个“大国”可谓意义非凡。20世纪80年代以降,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业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国,以及全球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引擎。当然,中国的大部分成就要归功于后毛泽东时代的改革政策给经济发展所提供的制度支撑,比如市场机制的推行、国外资金和技术的使用、对于私人产权的承认和保护、交通网络的建设,最重要的是加入了WTO,使中国经济融入了世界体系。但是,这些制度安排对于中国来说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因为自由市场、私有产权、外国投资等等这些因素,都可以在其他大大小小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找到。让中国在世界一枝独秀的最重要因素,其实是中国的庞大体量。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庞大的人口,使其制造业具备了广阔的国内消费市场和充足的劳动力。辽阔的国土加上丰富的自然资源,使中国经济能够高度独立且体系完备。另外,就地缘政治而言,大国也意味着更广阔的机动空间和庞大的动员能力,而人均国防费用的降低,也使得经济发展倍加受益。

   这种“大而强”的奇特结合,既有优点也有弱点。有关国家规模的研究表明,大国虽然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人均成本较低,但是在人口构成方面更有可能复杂多元,从而给其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Alesina and Spolaore, 1997, 2003)。种族多元的国家,不得不克服国内语言差异所带来的各种障碍,以及不同种族和宗教之间的冲突所引起的潜在动荡。而在这一方面,中国可谓得天独厚。这不仅是因为中国的绝大部分人口都是汉族(约91%),从而使得中国既是一个大国,同时就内地省份而言,又是人口高度同质的国家,这在世界上绝无仅有。同样重要的是,少数民族集中于五个自治区(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清朝的边疆地区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从而使创造经济“奇迹”的内陆省份免于种族或是宗教差异所带来的社会冲突。最为重要的是,由“大国”所带来的在资源调控和行政整合上的种种不利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因为一个强势政府的存在,而被抵消或受到控制。尽管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反复出现的政治运动给国家带来短暂的失序和混乱,尽管在毛泽东时代以及后毛泽东时代少数民族地区发生过小规模的冲突和骚乱,但是中央政权依旧能够对整个国家实施有效治理,启动工业化进程且取得巨大成就。

   质言之,中国和其他非西方国家的区别之处,在于其兼具幅员辽阔的国土和强大的行政力量。中国的国家建造的历史经验,从两个方面“偏离”了“帝国-国家”的“正常”路径。其一,它并没有经历多族群帝国的崩溃、分裂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系列各自独立的民族国家,相反,至20世纪中叶,在中国所出现的是一个就领土格局而言,跟清朝在极盛时期的疆域大体相当的国家(其中一个显著的例外当然是1945年外蒙古正式脱离中国);现代中国因此乃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建立在旧日“帝国”疆域之上的民族国家。其二,它并没有建立一个体现主权在民原则的代议制民主制度,最终产生的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其生命力之强,乃至在新中国成立后近七十年间维持其党治国家的体制基本不变。这在21世纪的世界诸大国中,同样是独一无二的。

   因此,这里的终极问题是:今天的中国是否为一个具有历史合法性的“民族国家”?作为一个现代国家,中国为何具有如此超大的规模,且具有如此强固的组织结构?今后的中国国家是否能够维持“既大且强”的格局?进而言之,中国的国家转型过程至今有没有结束?经过几十年改革后中国所面临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多重难题以及这些难题带来的不确定性,使人们有理由质问:一个大而强的中国能否在未来的几十年继续维持其现状?而内地省份的汉族民众以及边疆少数民族在形成共同的国家认同方面所遇到的挑战,也使部分人存疑:中国是否会像20世纪90年代初的苏联那样解体并在清朝原有的边疆地区产生数个独立国家?抑或相反,中国是否有可能凭借其强大经济力量所展现出来的与日俱增的影响力,一如 18世纪的清朝,在本区域重建自己的地缘支配地位?

   (四)缔造现代中国:三个关键环节

   中国的国家起源,可溯至中华文明的远古时期。在清朝之前的数千年里,古代中国国家由公元前11世纪以前黄河中下游的若干小邦,最终演进至明朝(1368—1644)那样一个成熟的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国家,其行政权大体上限于汉人所居住的十五个行省,此乃众所周知的事实。⑤不过,本文将揭示,今日中国作为一个集权的现代主权国家,是17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这段更为晚近的国家转型过程之累积的结果。国家转型包括重建下列三组关系:汉族和非汉族人口的关系,这比其他因素更能决定中国的疆域构成和治理方式;中国和外国的关系,它决定了中国国家的战略目标和政策优先项;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它决定了中国国家的权力架构及其应对国内外挑战的能力。中国的国家转型是一个连贯的历史过程,包含如下三个关键环节:

   其一,将中国由明朝所代表的汉人为主体的原初型族群国家,经过清朝至18世纪50年代为止的军事征讨和行政整合,再造为一个多族群的疆域国家。“中国”的疆域范围骤然扩大,从明代之十五省(即两京十三司),延伸至满人、蒙古人、中亚穆斯林、藏人以及其他非汉人所居住的亚洲内陆各个边疆。国家的地缘战略也从明代视华北为核心地带,对长城以外的游牧部落采取守势,一变而为以满洲和大漠以南的蒙古族聚居区为核心、以内地省份为腹地、靠边疆提供防卫保障的新格局;由此所产生的行政体制和治理方式,也独具特色,且带来清代国家的长期稳定。此一步骤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奠定了现代中国国家赖以形成的地理的、人口的乃至行政的基础。

   其二,再将中国由一个自居于周边各国之上的疆域国家,重构为一个近代主权国家。国家重建的关键,是通过变法自强,融入世界范围的国家体系。这一过程始自19世纪下半叶,分为两个步骤:起初是在外力胁迫下,放弃对周边国家的权利,终结旧有的宗藩体制,在法律上承认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平等地位;继而(也更为重要的)是在列强的环视和侵逼下维持现有的领土状况和国家权益。中国之作为一个近代主权国之制度的和法律的架构的建立,完成于晚清;而国家主权自身的健全和恢复,则晚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才基本完成。这一过程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奠定了现代中国国家赖以形成和运作的法理基础。

   其三,将中国由一个军事上和行政上非集中化的国家,经过重建和整合,改造为一个高度集权、统一的现代国家。在此过程中,抗拒外国入侵,维护领土完整,依然是建国的重要目标,但是国家重建的中心舞台已经转到内部,其关键在于消除或制服对抗中央的地方离心力量。较量的结果,总是地方瓦解和取代现有的中央政权;而制胜的关键,则在财政军事资源的集中和政治认同的打造。国家的制度架构因此也在“中央”与“地方”的不断对抗、更替中,一步步走向统一和集权。正是这样一个以克服非集中化和追求政治统一为中心内容的过程及其历史遗产,造就了延续至今的现代中国国家的权力结构。

   这三个中国国家转型的环节在历史层面和逻辑层面都是紧密联系的。每一环对于缔造现代中国均不可或缺,并且如果不放在长达三个世纪的国家转型过程中加以审视,亦无法充分理解。中国在17世纪晚期以及18世纪初期的持续扩张,导致疆域的扩大和中国本身的重新界定;由此所形成的国家尽管表面上具有“帝国”的某些外在特征,却显现出军事或殖民帝国所不具有的稳定性和持久性。在19世纪融入世界体系的过程中,中国区别于所有其他非西方国家的地方,不在其疆土之不断受损,而在中央权力式微的情况下,启动了向近代主权国家的过渡,使其体现传统秩序的疆域变成现代国际法意义上的领土。因此,20世纪的国家重建,并非是在原先统一的朝代国家崩溃之后,由不同族群和宗教背景的政治力量,在各自所在的区域建立自己的国家,而是由挑战中央的地方势力,自下而上地完成国家权力的再集中和领土的整合。这三个步骤中的每一步,在现代中国的成长过程中都是至关紧要的突破,同时彼此之间又显现了内在的连续性。其过程之复杂,绝非“帝国-民族国家”之二元对立和线性演进图式可概括。

  

二、地缘、财政、认同:国家转型过程中的关键变量

   以下三个因素是理解国家形成或转型过程之关键所在。一是地缘政治环境。在此环境中,国家针对来自国内、国外的挑战和机会,制定相应的战略优先目标,而这些目标又进一步决定了国家对各种资源的需求程度。二是财政-军事构造。它取决于经济规模的大小,经济资源在多大程度上可供国家抽取,以及国家通过税收、借贷、征用、动员或其他手段将资源转化成真正的财政收入和军事实力的能力。三是政治认同。它决定了国家对所掌握的资源进行再分配和加以使用的有效程度。这三个因素交相作用,决定了国家转型在每个阶段的进程和收效。下面以此为分析架构,对17世纪40年代以来国家形成的三个环节,进一步加以申论。

   (一)多族群的疆域国家的形成

现代国家在中国的形成过程,始自清朝前期边疆的开拓和疆域的整合,战争在此一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由此所产生的清代国家,与此前的明朝相比,在地缘战略和政府结构上确有根本的不同,但清朝并不能因此等同于世界史上所常见的军事帝国或征服王朝。为明了此点,有必要把清朝的扩张分为两个完全不同的阶段。从满人的后金政权在东北兴起,到入关之后取代明朝,至17世纪50年代基本控制关内各省份,是为扩张的第一阶段;此时扩张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土地、人口和财富,这跟欧亚大陆诸帝国以及中国历史上的帝国形成过程,并没有根本的不同。但在此之后,清朝失去了进一步扩张的势头,它无意将自己的疆域延伸到现有的版图(满洲、内蒙以及内地所有省份)之外。在17世纪40年代之后将近半个世纪,清朝的版图基本未变,其立国的目标是维持在关内的统治,重建曾存在于明朝与亚洲内陆各游牧政权之间的朝贡制度。在此期间没有迹象表明,清朝统治者有意进一步扩张。直至17世纪90年代后期,清朝才开始了第二波征伐,至18世纪50年代结束,导致外蒙、新疆和西藏最终纳入版图。正是在此一阶段,清朝的扩张过程显示出与世界历史上其他帝国的兴起完全不同的动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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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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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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