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成有:再议“琉球处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93 次 更新时间:2017-02-25 21:0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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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成有  

   立国500余年的琉球国在1个多月的时间里变成日本的一个县,琉球君臣国人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抵制。至5月下旬,琉球国王尚泰父子仍以托病为由,拖延前往东京的时间。琉球国诸臣不服日本的占领和强制改革,用琉球语咒骂执棒巡街的日本警察为“恶贼”,斥责尊奉三条命令的代理藩王尚弼为“国贼”。仪保村、当藏村的居民群起抗议,拒绝为藩王出航东京向神佛祈祷;迁居琉球久米村的三十六姓闽人的后代,表示“纵令死也不遵奉倭命”。5月27日,琉球国王尚泰登船北上之际,码头上冷冷清清,[11]琉球国人以沉默抗议日本的非法吞并。

  

   二、“改约分岛”交涉

  

   尽管日本非法吞并了琉球国,但毕竟心虚,对“同光中兴”的中国犹抱疑虑。因此,在吞并琉球后,仍希冀清政府不至武力干涉。1879年3月,新任驻华公使宍户玑来北京履新,就琉球问题与总理衙门展开周旋。5月,美国离任总统格兰特走访东亚,抵达天津、北京,会晤李鸿章和恭亲王奕訢。李鸿章和奕訢苦于清朝尚无远洋海军,且因中俄伊犁交涉步履维艰,难下决心与日本对决。因此,在会晤格兰特时,把解决中日琉球争端的希望寄托于美国的调停。6月,格兰特赴日,途径天津期间,与李鸿章再次谈及琉球争端。格兰特作出了取悦中国的表态,强调“琉球自为一国,日本乃欲吞灭以自广,中国所争者土地,不专为朝贡,此甚有理。”李鸿章答称:“贵总统所见极大,拜托拜托!”[12]寄希望于投机性的“以夷制夷”策略,注定“拜托”的必然落空。

  

   同年7月,格兰特抵达日本。日本内务卿伊藤博文、陆军卿西乡从道等出面接待,强调琉球数百年来为日本“属国”,并以《北京专约》为中国承认琉球为日本所属的“证据”;提出中日恢复协商的先决条件,即中方必须撤销何如璋谴责日本的照会。格兰特转述了李鸿章对琉球战略位置的看法,即“琉球是各国与中国通商要路,为台湾前面门户”,建议日本与中国“另立章程,保住中国要路门户”。[13]这些话给伊藤留下深刻印象,谋划与中国瓜分琉球群岛并修改《中日修好条规》。同月,琉球国紫巾官向德宏受琉球国王尚泰委派,抵天津向李鸿章求援,急盼中国兴问罪之师,协助琉球复国。清朝面临“复国”与“分岛”的选择。

  

   8月,格兰特自日本致函李鸿章,建议撤销何如璋照会,“日人悦服,情愿特派大员与中国特派大员妥商办法”,从而“商定万全之策,俾两国永远和睦”。格兰特还表示,中方不必寻求多国调停,只与美国协商即可。[14]总理衙门接受了格兰特的建议,照会日本外务省,撤销何如璋谴责日本的照会。寺岛复照总理衙门,深表“欣慰”。依赖格兰特调停,满足日方的无理要求,使总理衙门在外交上再失一局。10月,曾任琉球进贡正使、耳目官毛精长与通事官蔡大鼎等薙发改装,密访北京,至礼部呼救。但求助于专以息事宁人为职责的晚晴总理衙门,无疑缘木求鱼。

  

   1879年12月,受外务省委托,汉学家竹添进一郎来天津投石问路。在交涉中,竹添以1611年岛津氏强迫琉球君臣宣誓效忠的“掟十五条”为据,强调琉球单属日本,而非中日两属。李鸿章予以反驳,指出“当时系强逼拟稿照写”,以此为属日本之证,则“惑世诬民甚矣!”[15]竹添随即返回东京向政府汇报,日本政府看透了清政府的软弱无能,遂自行敲定“改约分岛”的交涉方案。所谓“改约”,即修改《中日修好条规》,增加片面的最惠国待遇条款;“分岛”则是私相授受琉球国的领土。其目的主要有二:一是分沾欧美列强对华不平等条约的利益,乘机凌驾于中国之上;二是确保日本对琉球本岛和北部诸岛的实际占领。

  

   1880年3月,竹添再来天津拜访李鸿章,提出日方交涉方案。方案奢谈中日两国“同文同种”、“视如一家”、“大局为念”、“永以为好”等漂亮辞令,要求修改《中日修好条规》,使日本“商民入中国内地,懋迁有无,一如西人”,自由通商;嗣后凡中国与欧美各国改订条约、章程、税则,日本也一体均沾其利益,享受最惠国待遇。作为交换,日本“可以琉球之宫古岛、八重山定为中国所辖,以划两国疆域”。方案谎称此二岛“度其员幅,殆琉球全部之半,实为东洋门户”,[16]公然实施欺骗。

  

   对日本方案的真实意图,清廷并非一无觉察。为避免在俄国之外再树一敌日本,1880年7月,总理衙门与宍户玑展开交涉。中方提出琉球北部各岛归日本、琉球本岛及中部各岛由琉球复国、南部各岛归中国的三分琉球方案。日方则坚持南北二分琉球、修改《修好条规》等既定方案。在反复交涉中,总理衙门对日“息事宁人”的方针发酵,准备在日方所谓面积为“琉球全部之半”的两岛恢复琉球国。为此,中方提出:(1)“除冲绳本岛以北属大日本国管”,“宫古、八重山两岛属大清国管辖,以清两国疆界,各听自治,彼此永远不相干预”;(2)对《修好条规》的条款,新增“嗣后两国与各国加有别项利益之处,两国人民亦均沾其惠,不得较各国有彼厚此薄之偏”一款,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3)以上条款获得御批后,在3个月内在北京互换新约的草案。[17]以此为基础,同年10月双方初步达成共识并草签了协议。

  

   总理衙门与日方达成的协议引起在京琉球官员的抗议,清廷的封疆大吏莫衷一是。原来听信日方所谓南二岛幅员“殆琉球全部之半”的李鸿章,经询问来津求救的琉球紫巾官向德宏,方知“中岛物产较多,南岛贫瘠僻隘,不能自立”,方知当初赞成分岛改约是上当受骗。11月,李鸿章上奏光绪帝,引用“明代倭寇之兴”的往事,认为日本人“贪利无耻”、“性又贪狡”,琉球王与世子被扣留住东京,宫古、八重山二岛窄小,无法安置琉球王以复国;一体均沾必导致日人“纷至沓来,与吾民争利”。鉴于日本方案“多所要求,允之则大受其损,拒之则多树一敌,惟有用延宕一法最为相宜”。[18]清廷接受了此一建议,中止签署协议。

  

   1881年1月,宍户玑在离任回国前通告清政府,日本将“自由处置”琉球,坚持吞并的立场。1882年3月,竹添进一郎出任驻天津领事。在与李鸿章会面时,竹添声称宫古、八重山“二岛归于中国,自中国册封琉王,以全中国体面;敝国则得均沾之约,以全体面耳。”李鸿章以为“南二岛封琉王实不足以自存”,且“宗庙社稷均在首里都城”,“中国以存琉祀为重”的目标落空,“中国体面仍不能全”,结果“中国得复琉虚名,而贵国得均沾实惠,似欠平允”。李鸿章主张在南二岛封琉球王,并附以首里王城,使其可归故宫、祀宗社,日本占据之地任由日本人为政,但须坚明约束,日后不得再占一步。[19]竹添对此表示拒绝,双方无法达成共识。利用清廷不作为的“延宕”,日本吞并了整个琉球群岛。值得注意的是,因钓鱼岛列屿为中国领土,故在中日琉球交涉过程中,从未提及此一问题。

  

   三、“琉球处分”得逞的原因分析

  

   (一)“琉球处分”得逞的表层原因

  

   1.在“琉球处分”的整个交涉过程中,两国政府的外交立场和外交类型不同。在整个“琉球处分”的过程中,清政府始终以“琉球自成一国”为前提,先因日本“阻贡”开始与之交涉,后则为琉球的复国多次与日本谈判,以恢复琉球国作为封贡对象国而尽力,竭力维护摇摇欲坠的传统的东亚封贡体制。上述目标决定清政府的外交只能在被动防守类型的框架内展开,息事宁人成了常态。指望美国前总统格兰特介入中日争端,主持公道的“以夷制夷”外交方针,无疑拱手出让外交的主动权,陷入被动。

  

   日本明治政府则在萨摩藩实施占领的基础上,将琉球国视为“宣扬国威于四方”的第一个下手的目标,追随欧美列强,另建近代国际条约体系,以取代东亚封贡体制,进而主导东亚,充当霸主。此种立场决定了明治政府的东亚外交采取主动进攻类型,不断挑起事端,逐步实现其预定目标。

  

   2.外交情报和信息掌握程度差异明显。外交谈判过程中,能否掌握详尽准确的情报是赢得主动的重要条件。在整个“琉球处分”的交涉过程中,清政府以天朝老大自居,缺乏放低身段详细了解日本和琉球国的情报的兴趣,以致疏漏百出。何如璋将西乡隆盛与西乡从道混为一谈,李鸿章听信竹添进一郎所谓谎称宫古、八重山二岛“度其员幅,殆琉球全部之半,实为东洋门户”的谎言,接受了日本的改约、分岛方案等,即为典型的事例。清政府之所以处处被动、穷于应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琉球国、日本国的的内政外交情报不能及时、准确地掌握,戳破日本奸诈的图谋,作出有力的回应。

  

   相形之下,日本对琉球君臣的动向和中国陷入对俄外交的困境均有了解。在掌握丰富外交情报和信息的基础上,明治政府看透清政府对琉球政策的底线。日本外交配合对琉球国的军事行动,彼此呼应,招招得手。

  

   3.外交手段的差异。由于中日两国的外交立场和类型不同,也由于两国外交决策部门对情报的掌握程度不等,因此两国在“琉球处分”的交涉过程中出现外交手段上的明显差异,造成外交过程的异常化。在日本,精于谋划的明治政府首先以武力控制为基础,将琉球国变成琉球藩,再将琉球藩变成了冲绳县。其次,明治政府采用欺诈手段,致使介入中日争端的前美国总统格兰特在中日争端中选边日本,占尽便宜。对华外交,则将奸诈的外交手段进行到最后一分钟。最终,日本吞并琉球,掏走东亚封贡体制的一块重要的基石。

  

   相形之下,反应迟缓且软弱的清政府拒绝采纳何如璋提出的以军事为后盾的上策与中策,斥之为“小题大做”、惊慌失措;仅对提出外交抗议或“约各国使臣与之评理”的下策表态支持,将“不动声色办法”当成唯一可取的办法。面对日本以武力为后盾的吞并琉球的行动,口水战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当然,至1879年,中国的南洋海军和北洋海军尚在筹建之中,中俄伊犁交涉尚在进行中,清政府也有其难言的苦衷。清政府息事宁人的外交手段,反应被动、迟缓的交涉运作,远非反应灵敏的日本奸诈外交的对手。

  

   (二)“琉球处分”得逞的深层因素

  

   1.两国政治文化传统的差异

  

自秦汉之初,汉帝国周边民族历经有周以来千余年间繁衍发展,形成许多部落联盟国家、城邦国家或区域国家。东亚形成以汉帝国为中心的区域性国际社会或曰东亚国际秩序。在这个国际体系中,汉族王朝皇帝贵为天子,依据五德终始的天命论君临天下,享有共主之尊;周边国家或民族的君长须经过向皇帝称臣、朝贡请封程序,接受册封,取得正统地位。自汉朝至清季,除蒙元前期的征伐掳掠的短暂时期之外,2000年间,在进贡与册封政治纽带建立起来的东亚国际关系架构中,“华夏”中国对周边“夷狄”国家通行的准则是在称臣中国帝王的前提之下,中国对周边国家实行“事大字小”、“薄来厚往”、“王者不治夷狄”、“和为贵”等通则,诸国内政外交任由自主,在大中华圈里“共享太平之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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