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雪峰 陈加奎:比附援引法律制度的历史考察:对于重构我国现代类推制度的启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0 次 更新时间:2017-02-13 15:4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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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雪峰   陈加奎  
如有杀、伤者,举始谋是轻,尚得死罪;杀及谋而已伤是重,明从皆斩之坐。又例云:“殴告大功尊长、小功尊属,不得以荫论。”若有殴告周亲尊长,举大功是轻,周亲是重,亦不得用荫。是“举轻明重”之类[21]。《宋刑统》此条承袭唐律,没有任何变化。由以上可知,唐律此条规定涉及到的是法律解释技术的问题,有学者阐释之“如正条禁止钓鱼,其文未示及禁极网者,而投网者较正条加甚,自可援钓鱼之条定罪,援条定罪即比附解释之谓。”[22]且依《唐律》269条贼盗律“诸夜无故入人家者,笞四十。主人登时杀者,勿论。……”[21]可知比附所依据的条文应为唐律正文,没有超出正文之外。

   元朝作为一个没有成文法典的特殊历史时期,其审理案件主要依据格例、断例以及条格等不成文的先例,对于疑狱和没有相应的法律和先例作为裁判依据,则申报上级审判机关拟定参详或秉承酌古准今之精神,采取公议的方式创制先例,作为司法实践中定罪量刑依据的标准④。法律无明文规定或者没有相关先例可援引定罪而言,根据《元典章》的记载,至元五年有地方行省向中书省咨询“但有罪名,除钦依圣旨体例,洎中书省明文检拟外,有该载不尽罪名,不知凭准何例定断,请定夺事。本省相度曰:遇有刑名公事,先送检法拟定,再行参详,有无情法相应,更为酌古准今,拟定明白罪名,除重刑结案咨来外,轻囚就便量情断遣。”[23]中统五年,钦奉圣旨“立中书省”条画内一款节该:“诸州、司、县,但有疑狱不能决断者,无得淹滞,随即申解本路上司。若犹有疑惑不能决者,申部。”[23]延祐六年正月,“今后凡有申禀公事,该吏即将元来事头公厅署押,必合照议之事,先行请判,然后明立案验。所申文解已加议论者,可准即云准申,果若所见不同,有例引用其例,无例从公拟决,明白区处,回下所司。”[23]即在审理案件过程中遇有没有可以适用的律文和先例时,“初审机关会根据各种依据作出相应拟判,提请上级司法机关覆审,地方行省在审查后,若认为地方拟判合理就同意拟判,不合理时作出新的拟判,然后把自己的司法意见或拟判呈请中书省或皇帝裁决。”[24]经过中书省“明文检拟”或者皇帝“钦定体例”之后,此判决成例作为以后同类案件处理的合法依据。

   明清两朝关于此制度内容大体相似,其本于唐律,名为“断罪无正条”,沿袭元朝申报上级机关议定奏闻,此时其原有的解释法律效用,已经超出唐宋两朝于正律范围之内比附之外,进而可以引用他律比附定罪,其任意比附弊端日益滋盛。《大明律》第46条:凡律令该载不尽事理若断罪而无正条者,引律比附应加应减定拟罪名转达刑部议定奏闻,若辄断罪有出入者,以故失论[25]。《大清律例》卷五:断罪无正条律文。凡律令该载不尽事理,若断罪而无正条者,(援)引(他)律比附,应加应减,定拟罪名,(申该上司)议定奏闻。若辄断罪有出入者,以故失论。吴坛注曰:此条系仍唐律删定。查原律内“定拟罪名”句下,原有“转达刑部”四字(明律有,唐律无)。雍正三年律例馆奏准,今督抚审理事件,如无正条,即行比附,具题刑部议复。并无转达刑部之处,将“转达刑部”四字删去。其律内小注,系顺治年间律内集入[26]。首先,“律令该载不尽事理”同上文《元典章》“该载不尽罪名”相似,即“断罪无正条”。其次,“引律比附”的“律”,应该不限于大明律和大清律正文,这和唐宋有关规定不同⑤。晚晴法学家薛允升评价说“唐律只言举重以明轻举轻以明重,明律增入引律比附加减定拟,由是比附者日益增多,律之外有例,例之外又有比引,条例案牍安得不烦耶。”[27]再次,此种情况在引律比附定拟罪名之后都需要向上级审判机关请示,继承了元朝“申解本路上司”或“申部”程序,明朝为“转达刑部议定奏闻”,清朝为“刑部会同三法司公同议定罪名,于疏内声明:律无正条,今比照某律、某例科断,或比照某律、某例加一等、减一等科断。详细奏明,恭候谕旨遵行。”[26]最后,看似两朝运用此制度时审慎有加,从“转达刑部”和“申该上司”便可看出,且清朝为防止滥引比附滋生冤狱,特增设例文一条“若律例本有正条,承审官任意删减以致情罪不符,及故意出入人罪,不行引用正条,比照别条以致可轻可重者,该堂官查出,即将承审之司员指名题参,书吏严拿究审,各按本律治罪。其应会三法司定拟者,若刑部引例不确,许院、寺自行查明律例改正。倘院、寺驳改犹未允协,三法司堂官会同妥议。如院、寺扶同朦混或草率疏忽,别经发觉,将部、寺官员一并交部议处。”[26]实践中有学者痛斥其弊端,“断罪无正条,而引律比附者,转达刑部,议定奏闻,若辄决断,致罪有出入者,依故失论,盖自笞杖徒流以至绞、斩,莫不皆然。今问刑者于死罪比附类,皆奏闻,流、徒以下比附,鲜有奏者,安得罪无出入也哉?难无出入,犹当以事应奏不奏论罪,其不思也夫”[28]。

  

三、废除阶段(清末民国)

  

   中华法系到了清代中叶,就呈现动摇倾覆的预兆。这样实在是因为自隋唐完成的中国法律的体构,经过宋元到明代益加发展得完满结实,足为东方各国家之冠冕。直到乾隆中年,欧美各帝国主义者欲占领中国这一块大商场,就强迫与中国周旋,于是此近世纪最进步的罗马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国家,就与东方唯一的中华法系起了直接的接触,带有很露不安的状态。从日本今井嘉幸先生所著《中国国际法论》援引的法⑥、英、美国案例可看出,生息于最进步的罗马、英美法系的人,急于脱离中华法系的支配[20]。洋人既不想失去中国这一块繁华且富有商机的贸易之地,又“苦于”中国当时的“野蛮”之法,“鸦片战争一役使中国对外之关系一变。是役之结果,中国和英国于1842年缔结《南京条约》及其翌年缔结《虎门镇条约》。”割地赔款以及领事裁判权的创设,“从此中国法系的尊严便受一巨大的外来打击”。《中英追加通商航海条约》第12条规定说:“中国深欲整顿条例,期与各国改同一律。英国允愿尽力协助,以成此举。一俟查悉中国律例情形及其案断办法,及一切相关事实,皆臻妥善,英国允弃其领事裁判权。”[20]自此推动了清朝刑律的修订,清廷派当时通晓东西洋法律的修订大臣沈家本组织修纂《大清现行刑律》。

   比附加减定罪制度的存废也提上了修订议单,《大清现行刑律》对此条无改动,但1907年《大清刑律草案》第二章第十条则规定:“凡律例无正条者,不论何种行为,不得为罪。”[22]自此废除了在中国法制史上存在了一千三百多年的“断罪无正条”。这在当时遭到很大一部分官僚兼文人阶层的强烈反对。其支持与反对论点大略如下:

   主张废除比附之意见:首先,司法官比附定罪容易凭自我喜好恣意援引,导致司法腐败,裁判结果的公正性受到质疑。“人心不同,亦如其面。若许审判官得据类似之例科人以刑,即可恣意出入人罪,刑事裁判难期统一。”[22]且司法实践中“往往拟办一案,有自州县而干府驳,自府而干司驳,由司而干部驳者,办案者意见不同、心得互异,罪案之延宕、用款之靡费均由于此。其黯者或上下刑幕通同一气,师徒授受,改稿易供,以致强案就律,是皆由于比附,刑难统一之故。”[22]“兹拟删除此律,而各刑酌定上下之限,凭审判官临时审定,并别设酌量减轻、宥恕减轻各例,以补其缺。虽无比附之条,而援引之时亦不致为定例所束缚。”[22]

   其次,违背近世欧陆“罪行法定”原则,使民“无所适从”,刑罚公信力严重下降。“法者,与民共信之物。律有明文,乃知应为与不应为,若刑律之外参以官吏之意见,则民将无所适从。以律无明文之事,忽援类似之罚,是何异于以机阱杀人。”[22]况且“考《周礼.大司寇》有悬刑象于象魏之法,又小司寇之宪刑禁,……务使椎鲁相互警诫,实律无正条不处罚之明证。”[22]“颁发刑律,原以晓示人民应为不应为,凡律例所不许者即按律科罪,此正办也。现今改正刑律,意在修明法典,使内国臣民遵循无弊,外国人民信守不疑。”[22]“刑法与宪法相为表里,立宪国非据定律不处罚其臣民,此为近世东西各国之通例,故有明定于宪法者,兼有备载于刑法者。……此鉴于立宪,比附之不宜存。”[22]

   最后,违背立宪国三权分立的宗旨。“定此例之旨,与立宪尤为抵牾。立宪之国,立法、司法、行政三权鼎峙。若许署罚者以类似之文致人于罚,是司法而兼立法矣。”[22]“司法之审判官得以己意,于律无正条之行为,比附类似之条文致人于罚,是非司法官,直立法官矣。司法、立法混而为一,非立宪国之所应有。”[22]“大凡判断案件,要按照律文去判断,……假使不然,便是司法之时而有立法之意。司法、立法不独立不分开,是与宪政原则相违反的。旧律于司法包含立法,凡法律无正条者,可以援引比附,窥诸立宪各国通例,实有不合,所以不能不改。”[22]

   反对废除比附的意见为:首先,比附定罪尚有可依据的条文,在当时审判人才缺乏的社会背景下,废除比附任由审判官自由裁量恐怕更容易滋生冤狱。“据称比附易启意为轻重之弊,此诚不免。但由审判官临时判断,独不虞其意为轻重耶?引律比附尚有依据临时判断,直无限制即如罚金一项,多或数千元、少或数十元,上下更易出入必多。且所定各条,多有同一罪而定三种之刑,悉任裁判官定拟,范围太广,流弊甚大。”[22]“类似之例不能援以罚人,而轻重之权独可操之问官,诚恐任意出入,将较比附为犹甚。”[22]“夫中律罪有专条,而不肖,官吏犹或舞文弄法、增减情罪,若明示以两可之辞,是导之上下其手而开徇情贪贿之门。况中律之比附加减,出入初不甚相悬……今总则既有酌量减轻之条,分则复多一罪数律之处,以任审判官之临时审定。设审判意为轻重,其不能统一,不更甚于比附之加减乎?行婪赃骫法,百弊丛生,欲以治天下,适以祸天下耳。”[22]

   其次,法律条文本身不能涵盖所有犯罪行为,此条为“执简御繁之善法”。“诚以天下事变万端,有非法律所能赅备者,故特设此条为用法之准则,此正执简驭繁之善法。”[22]“原以法制有限,情变无穷,无论如何详定科条,均不尽天下之情伪,故将设比附定拟之法,斯亦执简驭繁之道也。今以所犯之事为律例所未载者,即不得为罪,则法不足以禁奸,罪多可以幸免。刁徒愈祷张为患,有司之断狱亦穷。”[22]且“迩来人心不古,犯罪者则律例无正条者故意犯之,以难执法之人自离于罪,俾执法者无所措施,其流弊亦不堪设想。且以一人之心思才力对付千万人之心思才力,非以定法治之不足以为治。苏文忠曰:‘古人之用法,如医者之用药。盖法有定而罪无定,药有定而病无定也’。”[22]

   最后,反对派针对上述提出的比附容易导致“司法、立法混而为一,非立宪国之所应有”作出相应回应。“凡援引比附者,均请旨遵行,司法者更无从稍越立法之范围。”[22]“虽曰援引比附,而仍不越乎正律之范围,犹是司法之向例,与立法迥乎不同,岂得指比附为司法而兼立法,与三权分立之义不符,竞可删除不用。”[22]且“不知无此法而定比例者,方为立法。若既有他律而比附定拟,则仍属司法,非立法也。如以比附为立法,则于本律酌量轻重又与立法何异?”[22]“可否准其引律比附是为立法之权,律有引律比附之范围而引律比附者乃司法之事,即如审判官因律有临时审定之文而审定罪名上下不同,亦可谓之司法兼立法耶。”[22]

1910年《修正刑律草案》也没能挽救此制度的生机气脉,伴随着中华法系的解体,此制度也丧失了其相应断罪量刑功效。然而囿于当时新旧律交替,专业审判人才缺乏以及司法官法学素养参差不齐,废除比附援引制度以后,司法实践中于轻重量刑方面多有不适应。民初继续沿用了清末修订的《大清新刑律》,只是在其基础上删修了部分与民国国体相抵触的各条。民国四年,法律编查会编纂了第一次《刑法修正案》。“章宗祥、汪有龄、董康等呈文所言:“刑等之宽严,各国不一其例。德意志及日本改正刑法并有不设上下之限制。然必法学昌明,判条具备,一时司法之吏又经验素富而后平情停比,(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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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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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河北法学》 2016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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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友讨论

自由公民保卫共和 2017-02-13 19:12:46

  英美之所以对孔子尊重,就是他们的法律辩护都喜欢引援名人言辞,这样使司法审慎保守,而另外一种文明法国律师则滔滔不绝全是自己的见解,真是文化决定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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