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自由儒学”的理论架构

　　 按照这种理路，“自由儒学”建构了“本源自由——良知自由——政治自由”三个观念层级。

　　 （一）本源自由

　　 “自由儒学”基于儒家立场，认为生活本身如此这般的敞开，作为“生生”总是孕育着新的可能性，“生生”也就是最源始意义上的自由，即作为一切主体自由之源的“本源自由”。本真的仁爱情感作为本源自由，在当下显现为现代性的个体生活方式，由此确立起现代社会的主体：良知为根本依据的个体主体。

　　 （二）良知自由

　　 良知作为主体性的确证，不是一块“血肉”，而是当下呈现的“活物”。其自觉自主的呈现即为良知自由，唯此才能让良知得到直观。良知自由不仅区别于西方自由主义所依赖的先验理性的意志自由；而且以现代性生活方式为渊源，也根本区别于传统儒学基于家族伦理价值的良知自由。

　　 良知自由之所以根本确证着个体的主体地位，在于它首先体现为自爱，爱己。我们知道，儒家仁爱是推扩出来的，也就是“亲亲-仁民-爱物”。这个“亲”字就是“至”，也就是，主客相即、无中介、无距离，其实就是指自己，所以“亲”本初的指亲身、亲自。良知就是亲身之知，试想不亲身、不亲证又如何亲人？可以说，自爱、亲自，乃是仁爱的逻辑起点，是推爱的原点和支点，没有自爱，仁爱是无法推扩出去的。

　　 从观念奠基的意义上，良知自由乃是政治自由的根本依据，政治自由乃是良知自由的实现形式。

　　 （三）政治自由

　　 也就是说，良知自由在当今时代最现实的体现就是维护个体权利，这也是政治自由最根本的内容。政治自由作为自由儒学的落脚点，主要阐明两个核心性问题：

　　 1、对个体自由权利做出儒学的解释。包括：（1）人权乃良知自由在现实中最直接的体现。(2)“主权在民”乃是个体权利的必要涵项，实为良知自由现实推扩的结果。（3）关于民主政治建构的根本目的和基本原则。

　　 2、为超越国族的个体自由提供一种儒学的思路，这主要是对当前西方自由主义的超越。事实上，西方自由认为个体的自由独立对应于一种孤立冷漠的在世状态，人与人之间冲突冷漠，国内民主与国外霸权并行，都导致社会积弊丛生，因此自由儒学提出：（1）以仁爱为本源的共同生活，超越现代民族国家的局限性。（2）以良知个体克服理性个体孤立冷漠的在世状态。（3）提出基于共同生活的政治制度建构，超越国族意义上民主政治制度的两面性。

　　 总而言之，“自由儒学”的目的不仅能解决儒学与现代自由的紧张，而且还能为现代自由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可能途径。

　　 [1][清]谭嗣同：《仁学·自叙》，收入《谭嗣同全集》，蔡尚思、方行编，中华书局 , 1981年版，第290页。

　　 [2][清]康有为；《大同书》，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161页。原文为“近者自由之义，实为太平之基”。

　　 [3][清]梁启超：《新民说》，收入《梁启超全集》第2册．张品兴主编，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675页。

　　 [4]对于“新文化运动”存在三种不同的定义，参见黄玉顺《新文化运动百年祭：论儒学与人权》，此处指1915-1918年底，为期三年的思想文化运动。

　　 [5]李大钊：《自由与秩序》，原载1921年1月15日《少年中国》第2卷第7期。

　　 [6] 2016年11月12日，山东·邹城孟子研究院召开“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学术研讨会，本人在此次会议的发言题目为：《儒学与现代自由的紧张及可能出路》，同名发言稿载于“中国儒学网”。

　　 载于《人文天下》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