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宣扬:《弗洛伊德传》第十九章 对美术、电影及文学创作的影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4 次 更新时间:2017-02-08 16: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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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宣扬 (进入专栏)  

   法国精神分析学家达比兹曾经以洛狄(1850—1923)创作《冰岛渔夫》的过程来说明弗洛伊德的艺术论的基本思想。

   年轻的海军士官洛狄热爱过布达纽的女郎,但她已在冰岛有未婚夫。洛狄陷入失望的泥潭,但那位布达纽女郎的影子一直在洛狄的脑海中浮现。多年以后,洛狄还幻想自己到布达纽村庄去看望她。洛狄的这一切内心体验,后来成了孕育《冰岛渔夫》这部作品的基础。

   达比兹在论述洛狄的这些内心矛盾之后,又作进一步的解释:

   在小说中,布达纽女郎和冰岛渔夫结婚。婚后一周,渔夫即出海打鱼,永不复返。洛狄为什么要选取这样的悲剧结果呢?“爱与死”这一主题常见之于文学,但渔夫的不幸命运可以解释为洛狄复仇愿望之文学形式之净化表现,也是企图杀死自己的情敌的心情之宣泄。

   在弗洛伊德的著作中,反复论述了潜意识、性欲之冲动在文学创作中所起的作用。弗洛伊德曾以古希腊戏剧家索福克勒斯的《伊底帕斯王》和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艺术作品本是艺术家内心中的潜意识情意综的表现。这个潜意识情意综的基本内容就是性动力或性原欲,而性原欲的最初的和最原始的表现便是所谓的“伊底帕斯潜意识情意综”——儿子亲母反父或女儿亲父反母的感情。一切文学艺术作品不过是这类感情的不同形式的或不同程度的表现。

   在素福克勒斯这部悲剧里,“伊底帕斯王弑父娶母就是一种愿望的达成——我们童年时期的愿望的达成。但我们比他幸运的是,我们并没有变成心理症,而能成功地将对于母亲的性冲动逐次收回,并渐渐忘掉对父亲的嫉妒心。一旦文学家由于对人性的探究而发掘出伊底帕斯的罪恶时,他就使我们看到了内在的自我,同时也意识到这个愿望实际上是被压制在自己的内心深处。”

   艺术作品不仅表现了作家的伊底帕斯潜意识情意综,而且所有观众和读者的内心深处同样也有这类被压制的情意综。这是一切文学艺术作品有感染力的根本原因。弗洛伊德说:“如果说伊底帕斯王这部悲剧能使现代的观众和读者产生出与当时希腊人同样的感动效果,那么唯一可能的解释是,这部希腊悲剧的效果并不在于典型地表现出命运与人类意志的冲突,而主要是在于这冲突的情节中所显示的某种特质。《伊底帕斯王》这部悲剧中的命运的震撼力必定是由于我们内心深处也有类似的呼声,引起了共鸣……的确,在伊底帕斯王的故事里,是可以找到我们的心声的,他的命运之所以会感动我们,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命运也是同样的可怜——因为我们在尚未出生以前,神谕就已将最毒的咒语加诸于我们的一生了。很可能地,我们的第一个性冲动的对象早就注定是自己的母亲,而第一个仇恨暴力的对象却是自己的父亲。”(《梦的解析》第五章《梦的材料和来源》)

   弗洛伊德说:“另外一个伟大的文学悲剧,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也与《伊底帕斯王》一样来自同一根源。”但是,由于这两个时代的差距——文明的进步以及人类感情生活的潜抑,同样的题材得到了不同的处理。在伊底帕斯王中,儿童的愿望自然地显露在梦境中;而在哈姆莱特里,这些愿望均被潜抑着,我们只有象对待心理症患者那样,透过这种过程中所受到的抑制效应才能看出这些被潜抑的愿望的存在。

   歌德在解释哈姆莱特的矛盾心情时说,哈姆莱特是代表着人类中一种特别的类型——他们的生活热情多半为过分的智力活动所抑制而减退。他们“用脑过度、体力日衰”。

   弗洛伊德认为,就莎士比亚在这个剧本中所体现的哈姆莱特的个性而言,歌德的这个说明还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本质。

   在《哈姆莱特》剧本中,有两个不同的场合,我们可以看出哈姆莱特的性格。一次是在盛怒之下,他刺死了躲在挂毡后面的窃听者;另一次是他故意地、甚至富有技巧地、毫不犹疑地杀死了两位谋害他的朝臣。那么,他为什么却对父王的鬼魂所吩咐的工作犹疑不决呢?唯一的解释便是这件工作具有某种特殊的性质。

   弗洛伊德说:“哈姆莱特能作出所有的事,却对一位杀掉他父亲、篡其王位、夺其母后的人无能为力,那是因为这人所做出的正是他自己已经潜仰良久的童年欲望。于是对仇人的恨意被良心的自谴不安所取代,良心告诉他,他自己实际上比这杀父娶母的凶手好不了多少。在这儿,我是把故事中英雄的潜意识所含的意念提升到意识界来说明……”

   弗洛伊德进一步说,哈姆莱特内心深处的基本矛盾实际上也是莎士比亚自己和一切读者所共有的。他说:“哈姆莱特的遭遇其实是影射莎翁自己的心理。而且,由勃兰戴斯对莎翁的研究报告(1896年)指出,这剧本是在莎翁的父亲死后不久(1601年)所写的。这可以说,就是莎翁在哀挽父亲时,他的被潜抑的感情得到机会复苏。还有,我们也知道,莎翁那早夭的儿子,就是取名叫作哈姆涅特(发音与哈姆莱特近似)。”

   由此可见,美的倾向及艺术活动均源于潜意识;艺术作品是作者心中的潜意识的外化和艺术变形。

   当然,文学艺术作品之表现潜意识活动并非千篇一律的或简单僵硬的。潜意识在文学中的表现手法是多种多样的,这就象梦的“显意”表现梦的“隐意”时可以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一样。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体现了作家的创作技巧的熟练程度,也表现出其世界观和思想方法的特点。

   一九二五年复活节,丹麦著名作家勃兰戴斯(1842一1927)来访。这位犹太人出身的哥本哈根大学教授是一个擅长于文艺批评的评论家。弗洛伊德在同他的交谈中畅所欲言地表达了自己对文学创作的看法。

   弗洛伊德在谈到诗歌创作时说:“不少当代的诗人,并未听过我的精神分析学和梦的解析,但却由他们本身的经验里,归纳出同样的结论:‘以伪装的面目和身分表达受压抑的希望。’例如诗人斯皮特勒的《我最早的生活经验》就是这样一首诗。”弗洛伊德又说:“此伪装是作梦和心灵深处不知名力量的协助下所产生的。”意大利作曲家和小提琴家塔蒂尼(1692—1770)的著名小提琴奏鸣曲《魔鬼的颤音》就是在作了一场梦以后创作出来的。弗洛伊德认为,“每一个人,其实都有一些不愿讲出来的、或甚至是自己都想加以否认的愿望。然而,我觉得我们大可以合理地将所有的梦的不愉快性质与梦的改装放在一起考虑”,“如果梦中继续进行着白天的心理活动,完成它,并且带来具有价值的新观念,那么我们所要做的便是将梦的伪装撕除。”弗洛伊德说,塔蒂尼的那首名曲“据说是他梦见他将灵魂卖给魔鬼后,就抓起一个小提琴,以炉火纯青的技巧演奏出来的一首极其美妙的奏鸣曲。”塔蒂尼梦醒后,立即写下他所能记忆的部分,结果就写成了那首名曲。

   一九二五年六月,美国联合电影公司准备拍摄一部历史爱情故事影片,叙述自安东尼和克列奥巴德拉的爱情故事开始,直到目前为止的所有动人的爱情故事。著名的电影导演哥尔德文首先通过阿伯拉罕来试探弗洛伊德的态度。但弗洛伊德并不抱过多的热情。不久,美国联合电影公司又派纽曼先生前来联系,并明确地表示这部电影将反映出某些与精神会歪曲他的观点,所以他一直不同意与导演们合作。但这部影片——一《心灵的奥秘》终于拍摄出来了。而且,未经弗洛伊德同意,纽约的制片厂竟宣传说该片的每一个情节都是“由弗洛伊德博士设计的。”弗洛伊德对此甚感不满。

   由于弗洛伊德在文学艺术界有了非常广泛的影响,在一九二六年庆祝弗洛伊德七十寿辰的时候,许多名作家都纷纷给他致电祝贺。丹麦著名文艺评论家勃兰戴斯、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等人都表示祝贺。

   一九二七年,弗洛伊德发表《幽默》,继续探讨在二十年以前在《机智与潜意识的关系》一书中所探讨过的问题。《幽默》只用五天的时间就写成了。这本小册子很成功地探索了幽默性文艺作品的创作问题。

   一九二八年,弗洛伊德发表了论俄国作家陀思妥也夫斯基的著名文章。

   陀思妥也夫斯基(1821—1881)在一八八零年完成了《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写作。这部作品描写了俄国贵族资产阶级的腐化,同时宣扬“灵魂净化、顺从命运”的悲观哲学。这个作品反映了陀思妥也夫斯基的那种先是参加革命、后又转而对革命失去信心并悲观失望的特殊矛盾心理。

   弗洛伊德的文章《陀思妥也夫斯基及弑父者》发表在由埃克斯坦因和费勒伯·米勒主编的一本评论《卡拉马佐夫兄弟》的论文集上。弗洛伊德这篇文章从一九二六年春就开始执笔,这是弗洛伊德论文学心理学的最重要的一篇文章。弗洛伊德赞赏陀思妥也夫斯基的这本小说的艺术性。弗洛伊德说:“作为一个富有创造性的作家,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地位并不比莎士比亚逊色多少……”弗洛伊德认为,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和索福克勒斯的《伊底帕斯王》、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是文学史上三部表现“伊底帕斯潜意识情意综”之最典型、最优秀的作品。

   一九二九年,弗洛伊德又写了一篇论文学艺术的著作《文明及其不满》。这本书开始写于七月,一个月后便写出草稿,这篇著作的原来的题目是《文化中的不幸》。这里所说的“不满”,带有“不安”、“烦闷”、“痛苦”和“苦恼”的意思,实际上是表示人类心理生活中的“苦恼”在文化上的表现。

   在弗洛伊德致洛·沙洛姆的信中提到,他的《文明及其不满》探讨了文化、犯罪的意识、幸福和崇高的事物。“这一切激发了我,以致它同我在撰写以往著作中的感受不同,始终都有一股创造性的冲动……在写这部著作时,我已经重新发现绝大多数的平凡的真理。”

   这本书从一开始就探讨了最广泛的问题——人类同宇宙的关系。在这里,弗洛伊德探讨了由罗曼·罗兰不久前向他提出的问题。罗曼·罗兰告诉弗洛伊德说,他体验到一种能使自己与宇宙“同一”的神秘感情。弗洛伊德把罗曼·罗兰的这一感情称为“大海式的感情”。但弗洛伊德认为,在创作过程中出现的这种“大海式的”汹涌澎湃的感情绝不是最原始的感情,也不是心灵的基本要素。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弗洛伊德回溯到童年时期的最初心理活动——在那时还不能把自己同外在世界区分开来,因此,无所谓“大海式的感情”。

   接着,弗洛伊德研究了生活的目的。弗洛伊德认为,人生的目的主要是由享乐主义原则所决定。人类追求着幸福,但弗洛伊德发现:“幸福乃是‘暂时的’和‘过渡的’。”所谓“幸福”,至多是指“比以前较好”这样一种状态。弗洛伊德认为,真正的幸福是不可能在现实生活中找到的。人们往往想在宗教和恋爱中寻找幸福,但“我想,利用宗教来给予人类幸福这一做法是注定要失败的。”与宗教不同,“恋爱除了给人在心理上的积极作用外,还可因男女双方间情感上的交流及相互关怀而打破人与人之间的孤独和疏离感。因此,我始终认为恋爱是人类追求幸福的一种较合理的方法。”

   但是,恋爱也只能解决暂时的幸福。弗洛伊德特别分析了个人欲望同社会环境间的矛盾和冲突。他认为,这一冲突在现代社会中是无法解决的。因为同幸福相比,不幸福的力量更大一些。这种不幸来自三个无可回避的来源:肉体的痛苦、外在世界的危险性和人与人之间相互干扰。这就触及到了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问题。

   弗洛伊德对社会和当代文化的现状极为不满,这篇文章表明弗洛伊德已对现代社会失去信心。从弗洛伊德的社会地位和个人经历而言,他在研究社会问题和人生问题时得出悲观的结论并非偶然。我们不能过多责怪他的失望情绪,而要更多地看到他的特殊处境。从他的社会地位来看,他对社会不满和对西方文化的堕落不满,是一种进步的表现。我们只要回顾当时的社会危机——一九二七年经济危机带来的恶果及法西斯势力的抬头,便不会责备弗洛伊德的悲观情绪。

   当然,弗洛伊德的悲观人生观后来也成为了文艺界中一部分人玩弄颓废文艺的一个口实或“根据”。重要的问题仍然是必须对这些问题进行具体的和历史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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