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康之:分析社会及其治理的分工—协作体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0 次 更新时间:2017-01-16 11:1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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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康之  
实际上,作为一个分工—协作体系,是与工业社会的社会化大生产联系在一起的,是因为组织外存在着一个作为交换平台的市场经济而使得官僚制组织能够作为一种社会构成要素而存在。就官僚制的自身运行来看,它的几乎所有关键性技术环节都集中在了协调方面。因为,分工的问题早在中世纪后期就以一种普遍性的社会现象呈现了出来,而且在近代以来的工业社会发展进程中,分工一直在朝着纵深地带渗透。然而,如何协作,即如何对分工进行协调,则是分工能否走向成熟的标志。或者说,分工提出了协调的要求,即要求分工自身被整合到协作模式之中。官僚制理论所回应的正是这种要求,所以,官僚制的要义是存在于协调和协作之中的,而分工则是作为一种事实前提而存在的。

   官僚制组织是通过分工—协作的方式来承担组织任务的,具体地说,组织任务是可以被分解成若干具体任务然后交由组织的不同部门去承担的,而它的每一个部门也会对任务进行进一步分解,直至分解成组织成员个人可以承担的任务。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才会存在少量的不可分解的任务需要由团队来承担。对于这种承担任务的方式而言,组织成员的等级地位是与任务的复杂性、综合性程度相对应的。一般说来,在较高等级上的组织成员所承担的任务也就具有较高的复杂性和综合性程度。但是,官僚制组织在整体上应当视为对社会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具有高度适应性的组织形式,虽然在组织层级上会表现出低层级面对和处理较为简单的事务,层级越高,需要面对和处理的事务就越复杂,但这种复杂性是组织的领导者凭借经验、智慧、权力以及影响力能够应付的,一旦复杂性超出了一定的限度,整个组织就会陷入困境。

   在环境复杂化的条件下,20世纪后期的基本做法是削减组织内部的控制,把组织内出于控制需要的分工—协作社会化,即发挥市场对分工—协作的调节功能。这样做不仅大大地节约了组织的管理成本,也减少了组织内行政控制的诸多负效应,避免了组织因决策失误带来的损失。应当说,无论私人领域还是公共领域,20世纪后期风行的这种组织合同外包的做法都在应对环境复杂化的挑战方面有着优异的表现。但是,随着社会复杂化程度的进一步增强,即进入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状态中,组织谋求社会化分工—协作也已经暴露出灵活性不足的问题。虽然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这种分工—协作应对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能力不断提升,但市场议价机制以及信任关系的状况依然形成了很大的制约,以至于组织面临急迫的任务时仍然表现出回应行动迟缓的问题。

   总的说来,社会化分工—协作机制的增强还只是在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显示出了灵活性,在组织承担常规性任务方面显得能力增强了,一旦环境和任务呈现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这种分工—协作机制就出现了效用递减的状况。所以,在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必须使用合作制组织替代分工—协作机制,就组织而言,则是一个新型的合作制组织建构的问题。另一方面,组织的合同外包和分工—协作的社会化是建立在组织任务可分解的前提下的,一旦组织任务无法分解,社会化分工—协作的前提也就不存在了。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可能通过分工—协作的方式并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下共同承担任务,而是需要由某个运行于广泛的社会合作体系中的组织来承担任务。就单个组织而言,组织外的社会因素,所构成的是承担任务的支持系统,在承担任务所需资源方面开展合作和提供支持。

   由此,可以形成这样一种判断:凡是可分解的任务,都是可以通过分工—协作的方式来承担的,至于选择组织内的还是社会化的分工—协作,往往主要是出于承担任务的成本考虑,专业化可以将成本降到很低的程度,而市场机制则可以发挥调节和整合的作用,特别是在信息技术得到广泛应用的条件下,获得了信息和市场的双重支持,使社会化分工—协作体制得到了优化。但是,对于不可分解的任务,就必须求助于不同于分工—协作的合作体制。对于合作体制而言,信息与信任的调节和整合作用更显突出,而市场机制的调节和整合作用则相应地弱化了,即使市场的调节和整合作用依然是必要的,其发挥作用的方式和途径也发生了变化,至少,事前的议价将为事后的核定所替代。

   我们发现,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进程中,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条件下,随着不可分解的任务项的急增,意味着作为一种基础性体制的分工—协作正在丧失合理性,尽管它在简单的和可分解的任务承担中永远都是适用的。这样一来,我们所要处理的问题和所要承担的任务的整体性特征就必须得到承认和接受,必须以一种合作的而非协作的方式加以应对。既然官僚制组织的全部优势都反映在协调方面,没了分工,因而也就无所谓协调,即没了建立在分工基础上的协作。结果,以协调为基本内涵和基本属性的官僚制组织也就失去了其应用价值。但是,以组织形式出现的共同行动毕竟是一种为了聚合多人力量的系统整体,在以官僚制为特征的这种外在性协调问题消解之后,一种根源于组织成员内在动力的协调依然存在。与官僚制组织不同的是,根源于组织成员内在动力的协调会得到这样一些因素的支持,它们是组织成员的道德、合作愿望和意志、对组织任务的认识和理解能力、信息占有等。

   合作制组织在承担任务的问题上不是采取任务分解的思路,而是采取任务集合的思路。在合作制组织中,每一位组织成员所看到的都是组织任务的整体,虽然合作制组织成员间也会存在着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但任务的复杂性和综合性相对于每一个组织成员却是没有差异的。即使有了差异,那也是认识和理解上的差异,一旦承担任务的合作行动展开后,这种认识和理解上的差异立即就会得到纠正。在此过程中,显然信息技术的应用能够发挥关键性的作用。因为,组织成员对任务认识和理解上的差异可以立即反映到信息系统之中,并在信息的回馈循环中发挥纠正偏差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信息技术的应用得以使组织任务以整体的形式呈现给每一位参与承担这一任务的组织成员,同时使每一位组织成员都可以迅速地找到自己在合作行动中的角色。

   总的说来,合作制组织不再恪守严格的分工—协作原则,组织成员在任务承担上将具有完整性。也就是说,官僚制组织的任务因分工—协作的需要而被分析、分解,每个组织成员所承担的都是任务的一个具体的碎片,他不了解任务整体上的状况,也不理解任务在整体上的意义,因而,不可能在任务承担过程中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合作制组织因为将合作确立为行动的最高原则,不仅会接纳和鼓励组织参与到任务承担的总体方案拟定中来,而且会努力将任务的整体面貌呈现给组织成员,不仅要求组织成员了解任务的全貌,而且要求组织成员充分理解任务的意义。这样一来,组织成员自然而然地就在组织任务与个人工作之间建立起了联系,即明了自己的工作在组织任务承担中的价值。

   为了实现这种价值和提升这种价值,组织成员就会自觉地开展创新,通过自己的创造性去为组织任务的承担做出贡献。由此看来,任务相对于组织成员的完整性还是碎片化构成了合作制组织与官僚制组织之间的一项重要区别。当然,这并不是说合作制组织中不存在分工—协作关系,因为合作制组织中也不可能由某一个成员包揽组织的整个任务,但是,合作制组织的每一成员都能够做到对组织的整体任务了然于胸。而在官僚制组织中,只有组织的高层领导才会和才能做到这一点。所以,合作制组织成员工作的性质至少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他参与了或者事实就是组织任务承担方案的设计者;其二,虽然他在组织任务承担过程中所扮演的是某项具体的角色,但任务的整体性却蕴含在他的具体工作中,他非常清楚自己的每一个行为和每一步行动对于组织任务承担的价值。因此,合作制组织成员在其具体的工作中总能有着宽广的视野,乐意于与其他成员合作也清楚地知道如何合作,会主动地绕开和避开各种各样的合作障碍。所有这些,对于官僚制组织而言都是不可设想的。

   所以,在思考社会治理变革的问题时,在体制方面,我们需要寻求分工—协作的替代形式,即建立起新型的合作体制,无论是在社会的层面还是在社会治理的层面,建立起完整的合作体制都是出于应对全球化、后工业化挑战的需要,是在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开展行动的基础性工程。在行动者的意义上,我们需要终结官僚制组织,代之以合作制组织。虽然我们尚无合作制组织蓝图,但风险社会的条件以及应对危机事件的经验,都为我们指示出了一个方向,那就是人类的集体行动必须以新的形式出现。如果我们沿着这个方向去进行探索,不久的将来,我们就可以获得完整的合作制组织的概念。而且,对于全球化、后工业化背景下的改革而言,这是最为关键的方面。

   [参考文献]

   [1][2][美]阿尔温•托夫勒,海蒂•托夫勒.创造一个新的文明——第三次浪潮的政治[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83.

   [3][美]詹姆斯•汤普森.行动中的组织——行政理论的社会科学基础[M].敬乂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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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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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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