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向红 陈亚州:抗争政治影响社会变迁的途径、机制与能动性初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95 次 更新时间:2016-12-15 13:3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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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向红   陈亚州  
但也能为其追随者争取到小至具体的政策改变、大至结构性改革带来的利益。具体而言,在政策层面上,抗争政治能为他们的支持群体争取到“一次性利益”,如1936年美国退伍军人组织争取早日发放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出征津贴”的抗议活动。发放出征津贴只适用于当时符合条件的退伍军人,而对后来退伍的参加过“一战”的军人或参加未来战争的退伍军人没有影响。抗争政治通过对政府施加压力以改变公共政策,从而满足抗争政治参与者的利益,其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例如为扩大获取诸如教育、就业、医疗等资源的途径而进行的社会抗争等。(Burstin & Linton,2002;Caruso,2010)在制度层面,抗争政治能为符合特定要求的群体争取到制度化的集体利益。抗争政治尝试挑战或打破既得利益者的制度堡垒,使特定群体能在新的制度之内分享利益,并通过法律和官僚政治体制加以强化,从而确保集体利益能够得到正常分配。(阿门塔、P.杨,2002:60)

   利益导向型抗争政治改变政策或制度同样需要有利的条件和环境。需要强调的是,在以下条件中,主框架的出现与扩散、政策或制度的脆弱性、与体制内的同盟者结合这三者并不存在先后顺序或者密切的因果关系,但它们是决定利益导向型抗争政治能否影响社会变迁的主要条件。具体来说,首先,在社会系统内,某一群体的利益分配失衡问题如果长期得不到解决,累积到一定程度后很可能引起利益受损者对现存政策或制度的不满与批判,并引发社会危机。为了改变社会不公,抗争政治往往是可供民众选择的一种手段。这是利益导向型抗争政治发生的结构性条件。其次,为了实现其利益诉求,抗争政治需要建构出一个主框架(master-frame),其功能是向民众提供可选择的替代性政策或制度。如果这一框架能把新的政治范式(即新政策、制度的蓝图)与民众的文化传统、习惯、利益等成功地联系起来的话,那么这种主框架就会让民众感觉到较为可信。再次,要求政策、制度变迁的抗争政治要想取得成功,关键在于既有体制的脆弱性。这主要表现为:现有的政策或制度存在各种各样的弊端,以致不被社会大多数成员予以认可而失去了合法性;面对强大的民意,弱势的政党不能有效地把民众的诉求整合进既有的利益调节渠道中去。(克里西、威斯勒,2002:96)这些问题的存在削弱了既有体制有效应对社会运动的能力。

   利益导向型抗争政治还需得到体制内政治精英的支持。这是因为,一方面,政治精英是政策或制度的主要设计者,如果得到他们的支持,既有政策或制度被修正或改变的可能性会增大;另一方面,由于制度变迁不可避免地涉及权力与利益的重新配置,因此必然会遇到制度内部分政治精英的抵制,而仅依靠社会运动自身的力量往往很难完成。对体制内的政治精英而言,面对民众的利益诉求,原本团结一致的政治精英可能会出现分化。部分精英为了争取到更多的民众支持或出于同情,可能会选择站在民众一边,而部分精英可能会捍卫既有的政策与制度安排。但不论出于何种原因,政治精英的分化,在削弱了掌权者对动员起来的民众的控制能力的同时,也为抗争政治实现其目标增添了同盟者。总之,抗争政治要打破原有的政策或制度安排,需要有其它有利因素的配合,并作为抗争政治的同盟者贡献自身的力量。(克里西、威斯勒,2002:96)

   (四)政权导向型抗争政治的“变革模型”

   政权导向型抗争政治具有变革功能。抗争政治具有打破原有国家结构的力量,这已在2003-2005年前苏联地区发生的“颜色革命”与2010年底以来波及西亚北非的“阿拉伯之春”中得到充分证明。抗争政治通过结构性变革,以增加他们所代表的群体对政治过程施加影响的机会。在发生“颜色革命”与“阿拉伯之春”的各国中,均存在家族统治、腐败盛行、社会不公、经济不振等长期累积的社会矛盾。在此背景下,民众开始超越现存秩序安排的边界和局限,考虑其它可能的替代方案,最终会形成所谓的“政治想象”。(McBride,2005:10)“政治想象”是在现有物质背景下对替代性政治生活(包括政治身份、政治秩序、民众与国家间关系、替代性政治制度安排、替代性意识形态等内容)的思考。(Asen,2002:9-10)在抗争政治中,即使参与者彼此不相熟识,但通过想象的方式超越彼此之间的差异,往往能在抗议者中形成集体身份。当共享集体身份的行为体联合行动时,想象中的政治生活也就有了实现的可能。(Bayat,2005:891-908)

   政权导向型抗争政治要实现政权更迭,还需存在“跨阶层动员”或“精英联盟”等推动力量。在“阿拉伯之春”中,民众政治态度从冷淡到积极参与抗议活动的成功转化,在于人们所发挥出来的集体能动性。(Gamson,2011:464)这在参与抗议活动的各社会阶层中均有体现,除了参与过抗议活动的工人、学生等群体,以往很少参与政治活动的穷人、律师、医生、教师等阶层也参与到抗争活动中来,从而在某些国家(如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巴林、也门等国)实现了“跨阶层动员”。(Goldstone,2011:457-462)而在“颜色革命”中,尽管出现了大规模的反政府抗议活动,但导致总统下台的主要动力在于政治精英内部的分化与重新组合。以吉尔吉斯斯坦“郁金香革命”(Tulip Revolution)为例,2005年阿卡耶夫(Askar Akayev)试图加强自身的统治地位,以确保总统家族进一步控制国家的政治与经济资源,但其扩张家族商业利益的意图却引起了北方商业精英的普遍不满,并促使北方商业精英向当时由于被取消选举资格而心存芥蒂的南方政治精英靠拢。结果是,凭借他们各自与地方民众的亲密关系,南北两地的反对派精英团结在一起,从2005年2月中旬到3月中旬动员了大量民众参与反政府抗议活动,最终推翻了阿卡耶夫政权。(Lewis,2008:267-268;Mati,2012)

   此外,政权导向型抗争政治的发生也往往受到突发性事件的刺激,一国发生的所谓的“革命”会对与其结构性条件相似的国家产生“示范效应”与“连锁反应”。例如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Jasmine Revolution)与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Rose Revolution)两者分别充当了引发“阿拉伯之春”与“颜色革命”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除外部刺激因素外,两者还有各自的内部刺激因素。“颜色革命”中反对派都将“选举舞弊”(吉、格:议会选举,乌:总统选举)作为质疑政府合法性的借口和开展抗议活动的理由;中东变局的催化剂则有所不同,它们往往围绕某件悲剧性的政治或社会事件而展开,例如突尼斯失业大学生穆罕默德•布瓦吉吉(Mohamed Bouazizi)出于绝望和义愤自焚而死,成为引发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的导火线。

   综上所述,抗争政治通过“呈现”、“塑造”、“分配”与“变革”四种主要形式对社会变迁产生作用,并由此形成了抗争政治影响社会变迁的“呈现模型”、“塑造模型”、“分配模型”与“变革模型”。借助这四种主要模式,抗争政治将其对社会变迁的影响推向社会的各领域和各层次。但是,并不能确保抗争政治只要具备了上述条件后就一定能顺利实现社会变迁的目标。抗争政治能否实现社会变迁除了受到上述因素的影响外,一定程度上还受到国家的影响。国家作为抗争政治所处环境中最重要的制度结构,不仅能够影响抗争政治的发生、发展与形式,而且能够影响抗争政治的结果和影响范围。具体来说,构成国家塑造作用的因素包括稳定的政治结构(国家性质、国家创建和国家政治制度)、较为稳定的政治环境(国家渗透能力、战略、策略)和变动的政治背景(封闭政体的开放性、政治联盟的稳定性、政治支持存在与否、政治精英的分裂、政府的政策执行能力),这三个方面的因素均会对抗争政治实现社会变迁的发展轨迹与最终结果产生影响。(黄冬娅,2011:219-220)因此,在分析抗争政治对社会变迁的影响时,一方面需要考察抗争政治作用于社会变迁的具体机制,如上文所述的四种模式;另一方面,也要考察抗争政治所处的政治环境,特别是国家对抗争政治的塑造作用。只有这样,才能对抗争政治的影响做出较为全面、客观的分析。

  

四、抗争政治作用于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及其组合

   抗争政治与抗争结果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抗争政治能在何种程度上实现社会变迁的目标,既与抗争政治所面临的政治环境存在密切联系,也与抗争政治内部如何选择与运用其内部诸要素具有紧密关系,而且抗争政治所处的政治环境与抗争政治的内部要素运用之间具有作用与反作用关系。在上文考察抗争政治的影响时,笔者很大程度上将抗争政治视为推动社会变迁的单一行为主体。从这一角度而言,抗争政治与社团、政党、利益集团、院外游说团体等其他行为体并无实质性的差异,它们均致力于改变社会的特定方面,使其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但是,抗争政治促进社会变迁的具体方式与上述抗争主体相比有所不同。这主要体现为抗争政治能够针对特定目标有效调动其内部诸要素,以增强其推动社会变迁的能动性。

   抗争政治的内部要素包括抗争政治参与者或动员规模、抗争政治策略、抗争政治组织、抗争政治话语等。不过,既有的相关研究主要围绕抗争政治的参与者、策略与组织三个核心要素,以辨析何种类型的动员、策略与组织更有利于抗争政治实现社会变迁的目标。但是,到目前为止,学界对上述问题的看法尚未达成共识。本部分在对已有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认为,仅从抗争政治内部任何一种要素的某一方面出发,考察其在抗争政治实现社会变迁目标的过程中所起的是阻碍作用还是促进作用,所得出的结论具有不确定性。这是因为,抗争政治内部的任何一种要素并不能离开其它因素单独发挥作用。不少研究成果对此已做了经验验证。爱德华•阿门塔等学者(Edwin Amenta,Neal Caren,Sheera Joy Olasky,2005)认为,抗争政治对内部要素的运用往往受到抗争政治所处的政治环境的影响。黄荣贵、郑雯和桂勇(2015)通过对2003至2012年40个具有社会影响力的拆迁抗争案例进行系统的研究后发现,抗争政治内部的资源动员、抗争策略与框架化制度等单一要素并不能充分解释中央“多渠道强干预”的发生,而上述要素的组合却能够引发国家的干预。俞志元(2012)同样认为要素组合对抗争政治的成败具有关键作用,这些要素包括集体行动组织的能力、使用的策略、抗争类型、政策领域的政治行动者、有无政治同盟等。因此,需要综合考虑抗争政治的动员、策略与组织三种要素的互动,并建立一种观察与衡量抗争政治能动性的整体性框架。

   (一)社会动员与抗争政治的能动性

   根据抗争政治在试图促进社会变迁时引发的民意聚合程度,抗争政治可分为“共意性抗争政治”与“冲突性抗争政治”。前者指某一抗争政治的目标受到某一地理区域内民众最广泛的支持(占总人口的80%到90%),且在追求社会变迁时没有或很少遭到有组织反对的社会动员。与之相对的是冲突性抗争政治,它是指那些在试图改变社会结构、更改通行的基本政策或打破群体之间权力平衡的过程中,遭到有组织反对的社会动员。(麦卡锡、沃尔夫森,2002:314-315)民众支持的多寡,直接反映了民众就某一问题所持赞成或反对态度的程度,以及可供抗争政治利用的潜在资源的多寡。从这种意义上来看,共意性抗争政治具备冲突性抗争政治所不具备的许多有利条件,诸如“连锁式”的运动组织、基础性支持的联合(即能够利用原有的组织建立它自己的组织)、广泛的政府支持、媒体的大量报道、慷慨的制度化资助和广泛的公众支持等。但是,对于哪种抗争政治更有利于抗争政治目标的实现却有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共意性抗争政治不能充当社会变迁的工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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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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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学评论》,201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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