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励生:法学强人的书生事业与“思想三峡”

——许章润教授《汉语法学论纲》辩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3 次 更新时间:2016-12-12 15:4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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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又如何去真正有效训育优良政体呢?没有优良的政体,又如何去真正建构国家理性呢?而政治法的建构与实施,才能保证包括宪法在内的立法以及国家法的真正权威,任何人的违法与违宪就可能得到彻底的追究,从而彻底改变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一家之法”的道统、政统与法统,以确立“天下之法”的新道统、新政统与新法统乃至新道学。共和的要义从来就是落实政治与权力的公共性质,“天下之法”的要义则在于落实个体的具体权利与自由,这样无论是现代意义的“共和”还是传统意义的“天下”,就真正可以跟古今中外一切有价值的理念联系在一起,为重新建构中华伦理性文明体服务并都成为重要的理论资源。比如说“一家之法”的法之要义(法制与法意)在于统治,而“天下之法”的法之要义(法制与法意)在于治理,“天下治理”之根本大法就自然与黑格尔意义上的“法”接上了头[70],同时也跟孟德斯鸠意义上的现代共和可做无缝对接,那些意义一直漂浮着的诸如“天下为公”、“为人民服务”等等大词与口号就不会再是大词与口号,而是化作人们的行动与行为规则。

  

   更为重要的是,国家法就与市民法并行不悖,公法对私法的侵吞、公域对私域的全面覆盖就能得到有效遏制,从而对私权与财产权的保护才能真正提到议事日程。在朝代国家、农耕社会早已被民族国家、工商社会所取代的今天,独立的社会领域健康发展就在情理之中。因为“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一家之法”的统治从此失去合法性,“天下治理”的根本大法,不仅首先考虑全体人民的利益与福祉,更是提供了民族自治与行业自治的天下人的自由保障。只有在高度自治的基础上,无论是民族共和还是政治共和才有起码的合法性,人们才有可能去思考一个既能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的市民社会的经济生活和经济秩序,同时思考能够保障这个优良经济秩序和生活秩序的国家制度建设与法律制度。只有这样,才能保障具体的中国人亦即个体,可以分别根据个人的意志与爱好、欲望与需要去从事自己的喜欢的事情,既可以是生存需要也可以是物质享受、精神满足、创造追求,因为需要与享受以及满足与追求等等不同,行业百工即各有各的技艺、能力和机会,同时也各有各的职业传统与职业伦理。一个全新的可以创造出需求体系的充满活力的社会,国人的创造力就能得到立体而全面的释放。天下人的天下的有效治理,就将造就出一个生机勃勃的中国,同时也才是一个确实被重新塑造出的文明的中国。

  

   余论

  

   综上所述,由“天下治理”的根本大法出发重新建构出的现代民族国家,既确立了法律权威也确立了政治权威,同时给社会生活的独立领域和个人的精神发展以最大的自由,也即确立了国家权威与个人自由的有效平衡。具体的个人,就此不仅获得经济的自由、政治的自由、文化的自由,更重要的还是获得精神的自由和创造的自由。而从儒家主流哲学立场出发,强调传统中国自然法,往往结果就是以人道僭越天道,因为“人君”的问题始终无法解决,弘扬的所谓“天理、国法、人情”无非还就是“一家之法”。因此遵从“天下之法”的理论预设,儒家哲学立场以及理论也该当做出完全倒转,天道自然仅仅就是个启示和参照,其实并无任何强制性作用,只能通过健康理性的“人为”办法建构出政治法以训育优良政体乃至完善共和政体,从而真正形成中国的法治国力量。这个时候的由众多的自由领域形成的私民、市民直至公民,才能自觉培养出真正的公共空间,以形成健康的公众舆论和公共意见,并直接影响公共决策与公共选择,政府权威也就此可能得到了最大的形塑,民意而不是人心才可能得到真正的体现,而不是一项政府重大决策明明已经犯了巨大错误却迟迟无法通过自身的纠错机制发挥应有的功能,总是要等到最后付出了巨大后果以至再也付不起代价了之后,才想起了民心向背以及人性与人心问题。

  

   在“天下之法”的根本大法的前提下,公民的立法与守法一旦成为可能,民意取代民心就会很容易成为现实,让法学说汉语就完全可能顺理成章,中国人的“活法”和“说法”也由此将被重新改写。如果儒学哲学理论真的被转向,那种“五伦关系”也就一样要被重塑,社会结构与社会组织方式也随之逐渐被改变,个体与行业、个体与组织、个体与群体就会自觉形成良性的互动。良性的互动一旦健康循环,整体社会秩序的规则就自然会得到有效积累,从而形成对全社会的规范性和塑造性力量。也就是说,传统儒家们一直所致力的制度变革的方式,在当下的创造性转换之中,就将再度释放出巨大的创造力。一切为了“天下人的天下”利益与福祉,人本身才是目的,中国人的尊严与品格才是目的,因此绝非仅仅出于“为中国而中国”的民族立场,哪怕仅仅为了建构汉语法学本身也不是目的。当然,“中国人的尊严与品格才是目的”也只具备有范导作用,而非现实建构本身。这就是说,我们有了理论目标之后,有效的建构是通过社会关系的变动或者全社会的变革,传统中国一直建立在“五伦关系”上的仁义礼智信等等价值理念就将被重新阐释,或者改写,或者产生全新的价值理念,比如人的尊严与价值的相互承认,而不再是相互蔑视,尤其是在等级制的社会状况下,在那些(地位)“优越者”们那里自以为高人一等,其他人在他眼里(即便是局限于官制本身,比如王立军在薄熙来眼里那样)不过就是一条狗,甚至猪狗不如。如此等等。

  

   然而,不管社会制度如何变革乃至价值理念如何改写,中国人还是中国人,中国人的“天地君亲师”信仰除了“君”被改写为“国”之外并不会被改变,而且仍然充满中国人特有的文化血肉以及血缘、亲缘和地缘等等直接情感,所不同者那将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中国,充满创造力的中国,也即充满新的“活法”与“说法”的中国,因为从此有了“立法”的保证,公民的“立法与守法”已经成了常态。职是之故,中国的全社会变革并非仅仅只有文化的自觉前提,更重要的还是人的自觉前提,至少是“文化的自觉”与“人的自觉”并举的前提。这样重新建构出来的中华伦理性文明体,就不仅仅需要全新的伦理性政治,而且更需要全新的道德哲学[71]。与此同时,置换基督教-法律理性(以及神的主体转换为人的主体,也即基督教自然法转为理性自然法)或者置换儒教-法律理性(也即天理转换为公理并再转为法理),虽非可有可无,但也绝非头等重要。头等重要的是由此确立中国的正义渊源,以“天下之法”为根本大法,人们遵从此大法的天下治理就将自然被视之为正义,违逆此大法的天下统治即将必然被视为不义。由此展开的中国正义论建构,那些曾经影响中国千年的判例法传统,就将重新焕发出活力,在实在法制定与实施中也将重新获得解释力。让法学说汉语的全新景观,就是习惯法与国家法以及市民法等等之交互为用,互相影响之中又互相推动,然后在有效而立体的逐渐演进中得到自觉的不同正义(法律正义、政治正义以及经济正义包括分配正义等等)的规则积累,从此形成崭新的中国人“活法”和“说法”的自己的规则范式。因此不是别的,是中国法治国本身,让法学说汉语自然成了题中之义并势必水到渠成,难说届时就会有全新的法学学派和伟大的中国法学著作诞生。

  

   只有到了这个时候,许君在汉语法学、历史法学和关于自由民族主义共和法理等论文中有关中国建构的许多激情表述,就有可能获得不断拓展的言说空间和不断扩大的理论疆域,因为只有“公民联合体”而不是“猪狗的城邦”的大前提下,才有资格获得中国自己发展的未来,进而获得世界公民的资格并参与型构世界秩序的进程,如:“百年之期,持续建设现代民族国家努力的重要一维,就是将它整合成一个统一的法律共同体,由此为中国这一文化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罩上法权屋顶,赋予法制和法意以建功立业的莫大机遇。究其实,‘现代中国’不是别的,而是‘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的复合体,也是‘文化中国’与‘政治中国’的复合体。由此,凸显文化主体性,建构政治主体性。其间,不仅需要历史文化的铺陈经纬,而且需要法政学说的创造性阐释……”[72]又如:“以中国为龙头的整个东亚的复兴这一件事情本身,加上南亚次大陆的勃兴,就是对于历晚近三、五百年始得形成的既有世界格局的改变,其后所昭示的是文明的兴衰。因此,以西方启蒙以来的一整套理念、价值、制度、增长方式为导向的人世生活,既已遭遇‘走入困境’的‘凶兆’,可能会面临一种全新秩序的洗礼。综此种种,其所启示的恰为第二期轴心文明来临的信号……可能,经过重新洗牌以后,届时会出现欧洲文明、美国文明、中国文明、印度文明等人文类型,可能还要再加上一些较为小型的文明形态。但是,不论如何变革,在一个更为丰富多彩的世界中,东亚社会及其法律文明作为重要的板块,自无疑义。换言之,就全球文明中心的更替轨迹来看,15世纪后逐渐形成了‘地中海文明’,20世纪出现了‘大西洋文明’,此刻以‘太平洋文明’为标签的新一轮文明浪潮正在拍打着人类文明的堤岸。喻示着包括共同之法在内的‘东亚’的重生。”[73]在此同一文章中许氏又说:(是)“因为整个东亚的复兴,特别是中国的逐渐成长,中国文明接纳以市场经济、政治民主、公民社会、个人自由为基本指标的现代性……”[74]但现实的情形是,中国除了接纳市场经济,其他诸项指标什么时候被真正接纳了呢?因此又不得不说,许氏确实是位法学强人,同时书生意气还确实就是把双刃剑。不说而今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如何,也不说东北亚朝鲜半岛局势怎样,就说所谓儒家人文主义的中华文明宪政秩序,在关涉各自国家利益与地缘政治等等而今严峻无比的世界局势面前,究竟能够贡献出多少的智慧与力量呢?

  

   假如说“天下人的天下”的理论预设,或者“天下之法”实乃人间根本大法,这个大法就并非仅仅适用于国家政治,更是适用于“国家间政治”,天下的概念本来就涵盖着全球,只要有人存在着的地方可谓无远弗盖。假如真的需要重新型构当今世界的整体秩序,儒家人文主义的人文与世界社会科学意义上的人文,究竟谁更有力量,因为事关概念外延的广大而不可避免出现内涵的稀薄,显然需要进一步深入具体的观察和研究。

  

   ——2016年3月20日初稿,4月26日二稿于泉州聚龙小镇自适斋

   [①] 许章润:《汉语法学论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版,第334页。

   [②] 同上,第201-202页。

   [③] 可参阅许章润《汉语法学论纲》中的“附录:继斯文为己任”。

   [④] 其实德国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也远落后于其他先发的欧洲国家,其建构过程在晚清的时候也对中国思想家的中国国家建构引为重要借鉴,“当17、18世纪西方各主要民族纷纷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时,德意志还不知道自己的‘国家’在哪儿。直到18世纪末,德意志民族只有统一的语言,而无统一的国家,‘德意志’只是地理与文化的概念,而不是政治概念。”参见单世联:《中国现代性与德国文化》“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0页。

   [⑤] 许章润:《汉语法学论纲》,第231页。

   [⑥] 同上,第258页。

   [⑦] 同上,第246页。

   [⑧] 许章润:《汉语法学论纲》,第234页。

   [⑨] 同上,第231页。

   [⑩] 同上,第234页。

   [11] 同上,第228页。

[12] 如许氏就清醒指出:“还有一种法学从业者,多为通常所说的部门法学家,如刑法学家民法学家、诉讼法学家、财政金融法制的专家等等,关心的多为技术性问题,做具体规范的梳理、程序的厘辨、法言法语的解析一类的工作,同样为铺设现代法权秩序所不可或缺者也。”见《汉语法学论纲》第318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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