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俊:1930年代中后期的远东国际关系与日本海军的战略选择

——以海南岛作战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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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俊  
便擅自向海军内部宣称海南岛作战已取得五相会议同意,开始准备御前会议的工作,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稻田正纯知道后立即向军令部提出抗议[112]。实际上,在海南岛作战未通过前,军令部已大胆地向海军内部通知了准备作战的命令[113],并数次出动战机对海南岛进行空中侦察[114]。

  

   同月,军令部的对英作战准备工作也在细化之中。1938年12月,军令部内部首次进行了对英作战图上演习,推演了在南海海域与英国进行舰队决战的过程,海南岛三亚在此次演习中被定位为日本海军前线的飞行基地[115]。该月的海军文件《英国远东预想兵力》中,详细推算了英日冲突时,英国可能在远东地区投入的海军、航空兵、陆军的战斗力,还细致报告了英国海军各类舰船的技术参数,包括正在制造中战舰数据[116]。另外,该报告还计算了英日双方盟友的海军战斗力,预估了“英法对德意”、“英法苏对德意”两种战斗态势下各国在远东战场中可能投入的海上兵力[117]。可以想见,1938年12月,军令部在想方设法策动海南岛作战的同时,几乎已经做好了对英作战的心理准备,并且海南岛已经是对英作战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1938年12月23日,日本内阁通过《外甲116号阁议决定》,正式决定将南沙群岛纳入台湾总督府高雄市的管辖之下[118]。此决定直到日本占领海南岛后的1939年3月30日才首次对外公开[119],并于1939年3月31日通告了法国政府。此种前后顺序的安排显然是为了以海南岛作为据点,有效地保障占领南沙群岛的既成事实,因此没有在占领海南岛之前进行公开。然而,内阁于1938年12月23日通过此决定,已经意味着海南岛作战势在必行,否则南沙群岛的占领将缺乏足够的军事保障。

  

   此种局面之下,军令部的草鹿采取了谋略,对陆军进行欺骗。草鹿对于陆军担心海军独霸海南岛的忧虑心领神会[120],为了消除陆军的忧虑,他与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签订了一份秘密协议。协议中承诺海军部队在海南岛建立基地只是为了配合当下作战情势,占领后不会进行任何政治、经济相关工作[121]。在此基础上,陆军方面表示同意。军令部随即于1939年1月13日晨派参谋在东京车站知会了内阁总理大臣平沼骐一郎,平沼没有表示异议[122]。当天下午1点开始的御前作战会议中,海南岛作战获得通过。

  

   1939年1月19日,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军令部总长伏见宫博恭王向陆海军发出联合指示,强调“为设立飞行基地,对华南进行空中作战及封锁作战,大本营决定进攻海南岛的重要区域”。附件《北部海南岛作战陆海军中央协定》中指出作战目的在于,“在海南岛北部建飞行基地进行空中作战以及封锁作战,占领海口附近的重要地区”,因此,“占领区的军队除驻兵及自我生存的必要以外,不在当地实施各种政策性工作”[123]。作战命令显然延续了陆海军之间秘密协定的内容,这是日本陆海军相互牵制与妥协的结果。但是,如果考虑到攻占海南岛后海军意欲长期掌控海南岛的领土诉求,草鹿龙之介所提出的秘密协定显然是一种以退为进的谋略。

  

   1939年2月10日,陆海军联合进攻海南岛。进攻作战前,日本海军掌握的情报显示,海南岛的中国守军分别有保安第5旅第1团900人、第2团700人,新编守备军1750人,共产党的独立大队300人,秀英炮台部队250人,共3900人,步枪1800支,轻机枪110支,重要港湾敷设了水雷[124]。面对武器装备落后的海南岛防线,日本海军却在作战中派出数量庞大的舰队与海军航空兵(战舰30艘以上,航空队5队,飞艇队1队),编队中还包括航空母舰“赤城”号[125]。第一运输梯队运载陆军兵力达1万2千余人,另外,4个海军特别陆战队(人数未知)从三亚方面登陆,军令部第一部部长宇垣缠、皇族高松宫宣仁亲王也亲自到海南岛督战[126]。海军大规模地在海南岛投射兵力含有在南海海域进行实战演练的意图,而实战演练之目标显然为英国。例如,“赤城”号航母没有投入实际作战,而是环绕海南岛及北部湾航行,对各重要海域进行了勘测工作[127]。海军攻占海南岛后,《昭和14年度帝国海军作战计划》(1939年度)于1939年2月27日获得通过。作战计划的说明中称,“本年度首次制定了中日战争情况下,爆发对英战争时的作战要领和相关策略”,并详细地设计了对英开战时日本陆海军可能派遣的具体部队番号、战时海军编制、各舰队的作战任务及攻击、埋伏地点(新加坡、婆罗洲岛、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印度洋等)[128]。可见,日本海军占领海南岛之后,进一步强化了对英开战的准备。至此,在军令部的积极策动之下,占据海南岛作为南洋据点,以确保对英作战的战略优势这一日本海军的夙愿,就此达成。

  

   五、政策战略的得与失

  

   围绕海南岛作战问题,前文对日本海军在1936年至1939年之间的政策演变和战略选择进行了一定的考察。在此过程之中,日本的南进问题、对英关系问题、中日战争问题、海南岛问题等因素以极为复杂的方式相互缠绕。我们可以看到如此一种历史场景。在1936年“后海军假日时代”即将开始的国际背景下,日本海军出于强烈的危机感和扩张海军军备的需要,提出南方海洋才是国家的正确发展方向,并成功将经济式南进演变为国家政策。围绕南进问题,海军从自身兵种的战略考量出发,认为与远东的英国势力发生冲突将不可避免,因此开始谋划对英备战,并逐步将之深化。为抢占先机创造对英有利战略态势,海军意识到海南岛是有效的前进据点。然而,国际社会的压力以及外务省、陆军的不同意见迫使海军有所妥协,其中北海事件即为一例。随着中日战争的展开,外务省认为通过会谈拉拢英国有利于早期解决中日战争,因此不希望夺取海南岛而刺激英国。陆军方面坚持北方之苏联才是最大威胁,也不希望海南岛成为海军独占的势力地盘,因此倾向对英绥靖。并且,外务省、陆军都认为占领海南岛会加大解决中日战争的难度。但是,海军借用中日战争之下英日两国在华利益摩擦的事实,与日本社会、政府中延续于1920年代的反英情绪进行合流,排除了外务省、陆军的意见,在舆论上占据道德制高点。并且,随着战线扩大至华南沿海,援华物资通道转移至缅甸、越南方面,海军方面获得了以解决中日战争之名,实行南进之实的良机,并通过欺骗式承诺获得了陆军的同意。最终,海南岛作战得以实施,日本海军获得了通往南洋的战略据点。

  

   在此历史进程之中,我们可以观察到日本海军因为政策与战略上的缺失带来的三方面影响。第一,以统帅权独立作为背景的海军军令系统——军令部在战略选择上缺乏柔软性,并且将海军系统的战略独立于国家全局政略之外。1936年,“后海军假日时代”到来之际,海军内部弥漫着对海军建设的危机感和增强军备的紧迫感。这种认识之下南进成为了海军发展的旗帜,英国威胁论也随之占据主流,海南岛问题亦由此衍生。围绕英国威胁论衍生出来的海南岛问题,日本海军的判断并不是缓和地排除矛盾,而是在坚信英日矛盾不可能回避的基础上,逐年强化对英作战的准备。这意味着,从1936年开始,在日本海军的战略选项中,只存在与英国诉诸军事对抗和正面敌对这种排他性的选择,并且这种认识没有随着日本内外局势的演变然而改变方向,而是借用时局变化推进既定战略方针。不仅是外务省、陆军表示不同看法,甚至海军内部也曾出现过反对海南岛作战的声音。例如,海军大臣米内光政、海军次长山本五十六都出于日本可能将陷入更深的国际孤立这种考虑而不赞同进攻海南岛[129](随着中日战争在华南沿海展开所带来的作战借口使得米内、山本不再公开反对[130])。可是,无论是外务省,还是陆军方面,或是海军内部的反对派,都没有在事实上改变日本海军整体诉诸军事对抗和正面敌对的趋势。不仅如此,随着中日战争的全面扩大,日本军力深陷中国战场无法自拔的情况下,海军反而在深化与英国对抗的战略。并且,在英日外交会谈的同时,与日本社会、政府中存在的反英情绪进行合流,大肆鼓吹海南岛作战,这实际上给实行国家全局性政略的外交工作构成了极大阻碍。坚持海军系统内部既定方针的军令部还通过使用以退为进的欺骗性手段,向陆军承诺不在海南建立海军的势力地盘,从而决定性地推动了海南岛作战走向实施。海军的战略判断从事实上成为了制造矛盾的原因,这背离了1936年确定南洋作为国家发展方向的政府文件《国策之基准》中强调的经济手段,避免国际摩擦的政策。并且,《国策之基准》中明确规定,“为了使外交机关的行动圆满而有利的实施,军部应该努力在背后进行援助,而避免在台面上工作”[131]。而海军强硬地坚持自身判断而进行的种种策动,显然违背了《国策之基准》的要求。日本海军出于坚信对英冲突不可避免的基础上而采取攻势,执意将海军的军事观点与利益强加于国家意志,这不仅将造成了国家内政的混乱和对外政策的迷失,还使对英强硬成为日本内部政治气氛的主流,极大地压缩了之后关于南进问题国家决策的选择与讨论空间,可以说自日本海军占领海南岛开始,进一步向东南亚地区进军的态势已经形成。因此,也可以说海南岛作战实为日本南进的重要一步。

  

   第二,为获取南方海上据点而执意推行海南岛作战的日本海军在对中国认识的问题上也存在严重缺陷。历来日本海军的指挥官们的目光只专注于欧美先进国家,对复杂的亚洲大陆,特别是对中国的内情缺乏认识,几乎完全依靠陆军方面的情报[132]。海军的海军兵学校和海军大学均没有设置专门的中文课程,海军内部的中国专家也人数稀少,被主流的欧美派轻视,几乎没有升职空间[133]。这使得日本海军无法正确地评估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和中国的实际抗战能力。

  

关于中国问题,海南岛作战时的海军大臣米内光政曾经在1933年7月24日的笔记写道,“征服中国全境逼迫其签下城下之盟恐怕是不可能的”,“中国海军当然是敬畏日本海军的,不仅是在军事上,恐怕在所有领域日本都占据了优势”,“拥有如此实力的日本,为什么对中国不能抱有宽大之心和大国胸怀呢”,“日本应该努力以大国胸怀积极地领导中国” [134]。可是,在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前夕,当米内得知中国空军重创日本海军在中国的象征性旗舰“出云号”(也是米内任第3舰队司令时的旗舰)之后,米内的对中态度随之一转,暴怒之下开始极力支持全面扩大对华战争[135]。通过米内的笔记,我们看到米内的对中认识是建立在日本优越——中国羸弱的逻辑之上,这是强者傲视弱者的怜悯姿态,当作为弱者的中国表现不屈服于强者日本的态度时,特别正面挑战日本海军的权益时,米内即刻成为了对华战争扩大派。另外,参加海南岛作战的“赤城号”航母舰长寺冈谨平的认识也倾向于轻视中国的能力。寺冈认为,“任谁都可以想象,对于忠勇的日本军队来说海南岛作战是极其容易” [136]。寺冈的看法忽视了中国长期抗战的政治动员能力,仅看海南岛的情况,抗日武装力量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坚持抗战,特别是共产党的部队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逐渐将根据地发展壮大,而日本海军的陆战队对此几乎束手无策[137]。最后,海南岛作战的主要策动人草鹿龙之介又是如何认识中国问题的呢?草鹿于1938年3月阅读成吉思汗传记后认为,日本可以借鉴成吉思汗拿下北京的方法[138]。1938年4月,川岛浪速向草鹿推荐《大清会典》。草鹿在读后感中写道,“不管经过怎样的抵抗,汉民族终究被同化了。有趣的是,清末能称为忠臣的人当中,汉族占据了相当的部分”[139]。可见,草鹿是以王朝更替的认识看待已经进行民族国家转型的中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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