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柏:全球化逆转的因果机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07 次 更新时间:2016-12-04 00:3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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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柏  
3亿美元。作为世界工厂,中国获得4213.2亿美元的FDI,这里还不包括香港地区另外获得的1808.4亿美元。在1970年代之前,FDI的主要目的是控制受入国的自然资源、满足当地的市场需求以及摧毁当地潜在的竞争对手。然而,自从“外包”开始以来,利用当地的廉价劳动力也成为FDI的重要动机。

   全球生产和外包的实践深刻地改变了国际贸易的形式。在过去,国际贸易以产业间贸易(inter-industry trade)为主,不同的国家生产不同的工业品,他们通过贸易互通有无。以李嘉图学派提出的“比较优势”(comparativeadvantage)概念为基础的正统国际贸易理论,比较好地解释了这一贸易形式。然而,在过去几十年间,另外两种国际贸易形式变得更具影响:一是产业内贸易(intra-industrytrade),即不同国家生产同一种产品,但是相互之间仍然就此种产品进行贸易。例如,美国、德国和日本都生产汽车,但是他们都同时将本国生产的汽车卖给对方。二是企业内贸易(intra-firmtrade),即跨国公司在不同国家的子公司之间,或者总部与子公司之间进行贸易往来。在2009年,美国48%的总进口额和30%的总出口额都源自于企业内贸易。更值得注意的是,就跨国公司不同子公司的企业内贸易份额而言,2007年以色列高达65%,2002年瑞典高达64%,1994年加拿大高达57%,2008年美国的占比高达50%,2002年荷兰为49%,2007年波兰为47%,2008年意大利达43%。

   以美国为代表的金融扩张集中在两个具体的领域,一是快速飙升的联邦债务,二是以次级贷款为代表的住房贷款抵押证券(mortgage-backedsecurities)。

   联邦债务的居高不下与二战后国际金融秩序的制度缺陷有直接关系。这个金融秩序隐含的流动性创造机制中的“铸币权”问题,助长了美国政府对政策自主性强烈的选择偏好。

   所谓“铸币权”是指“各国政府对货币发行的垄断赋予它们的随意增加公共支出的能力”,就美国而言是指联邦政府通过发行国债增加公共支出的能力。铸币权在征税和向金融市场借贷之外,为政府提供了一个增加国家收入的新路径。由于美元是国际关键货币,美国是流动性的主要提供者,其他国家需要美元作为外汇储备,美国政府必须发行超过自身需要的美元。既然美国政府通过发行债券为其他国家供应美元,它自然就有比它自己“赚来的钱要多很多的钱可以花”。战后美国一直得以保持美元的国际关键货币地位和全球流动性主要提供者的地位。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的价值由美国的黄金储备支撑。1971年美国政府使美元与黄金脱钩,从而摆脱了为防止黄金外流而不得不保持适当货币供应水平的压力。此外,美国政府还与沙特阿拉伯达成秘密协议,继续以美元为石油计价。这导致了美元本位制的诞生。

   巨额的联邦债务是美国政府强烈的政策自主性选择偏好的直接后果。由于可以借钱度日,美国政府经常同时追求多个耗费不菲的政策目标,这些政策对政府财政的影响经常是相互矛盾的。林登•约翰逊追求大幅减税,这导致联邦政府税收的减少。但是与此同时,他又提出“伟大社会计划”(Great Society program)并全面升级越南战争——这两者都需要巨额的财政支出。罗纳德•里根实施了美国历史上最大额度的减税,但同时又在1980年代发起“星球大战计划”(theStar War program),试图凭借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将苏联的经济拖垮。小布什不仅大规模减税,而且同时发动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和反恐战争,由此形成巨额的预算赤字。

   移民,即人的跨国界自由流动,是全球化的另一大测量指标。到了1980年代,多元文化运动相继在欧洲和美国兴起。正如一位评论者所指出的,“对多样性的多元理解,过去被视为对正统观念的挑战,如今变成了正统观念本身”。而欧盟的诞生对其成员国的移民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通过建立统一的、适用于所有成员国的法律体系,欧盟作为一个内部的“统一市场”的经济基础就是人才、商品、服务和资本在其中的自由流动。当然,在对外国工人开放准入的程度上,欧盟各成员国之间仍有着相当大差异。

  

结构性变化:发达国家底层人民体验的全球化

  

   为什么全球化会发生逆转?全球化导致重要的结构性变化,这些转变对不同社会群体的影响并不相同。全球化过程中的受益群体与受损群体之间的矛盾是全球化逆转的重要推动力。

   全球化钟摆运动的内在逻辑其实很明确:释放市场力量必然带来更多的竞争;当市场竞争对不同社会群体造成不同影响时,社会内部就会形成紧张的政治矛盾。如果把这种现象再与阿瑞基关于全球化由生产和贸易扩张向金融扩张发展的讨论联系起来,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突出的现象:那些可以直接或间接参与跨境经济活动的人们,和那些不能参与跨境经济活动的人们,在全球化过程中所处地位完全不同。资本所有者、高技能工人和职业白领能够自由地把自身的资源用在那些对这些资源需求最高的地方。相反,非技术与准技术工人和大多数中层企业管理人员对工作要求和工作环境不得不展示出更多的弹性,因为他们很容易为其他跨国境供给的工人所替代。全球化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雇主和雇员的关系。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体现的社会分裂是一个长时期积累的结果。在长达40年的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已经经历了极为深刻的结构性变化。底层的社会群体面临着失去就业机会、收入不平等诸多问题,新移民和东道国某些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则日趋紧张。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他们的处境更为困难,而民主政治的失序使他们失去了解决问题的正常渠道,从而刺激了民粹主义的崛起。

   全球化对发达国家的就业有消极影响。跨国公司把生产转移到海外,无论是离岸生产,还是外包,其结果都带走了制造业的工作机会。在1977年到1999年间,美国的跨国公司在国内制造业的就业岗位减少了300万个,同时却在发展中国家增加了就业机会,这种影响对那些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明显。一般而言,一个跨国公司的海外分部在实际资本上每增加10%,其在美国所提供的就业就会减少0.1%〜1.8%。如果跨国公司在其海外分部的实际注资额增长超过100%,它在美国国内制造业的就业机会可以减少多达18%。

   在全球生产和外包的时代,发达国家的经济从衰退阶段复苏也出现了新类型:自1990年代初以来,与以前相比,就业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恢复到经济衰退前的水平。在1991〜1993年的美国经济衰退中,产值仅仅用了两个季度就恢复到衰退前的水平,但是就业却用了23个月。在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导致的衰退中,产值恢复只用了一个季度,就业数据却耗时38个月才恢复到衰退前的水平。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大衰退中,美国实际GDP总值在当年第三季度开始下跌,在2010年就已经出现再次增长。与此相反,失业率却一直到2016年5月才恢复到与2006〜2007年度的4.6%相近的4.7%。正如印度央行总裁拉加恩指出的那样,当工作机会变得匮乏时,“脆弱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失业型复苏的出现意味着,美国选民与其他发达国家的选民相比,更难以容忍经济的衰退”。

   由移民产生的问题是发达国家面临的另一大挑战。这个挑战有两个侧面,一个是对就业的影响,另一个是新移民融合失败带来的社会问题。

   移民对美国就业机会的影响主要是集中在非技术工人群体。根据一份研究报告,一般而言,非法移民对美国的工资标准没有多大影响。一份新近研究显示,如果非法移民突然间从美国消失,美国人的工资水平只会发生微小的变化。这是因为大多数美国人并不直接与非法移民竞争工作机会。然而,“美国高中辍学的人会从非法移民的急剧减少中获益”。支持特朗普反移民政策的社会群体,事实上是那些自身利益已经为美国移民政策所伤害的群体。

   欧洲在移民问题上面临的挑战集中体现在新移民由于宗教文化原因没能成功融入主流社会所引发的问题。欧洲穆斯林移民的贫困及其融入东道国社会过程中所遭遇的困难,导致了较大的社会冲突。大约70%进入法国的移民来自其在北非和西非的前殖民地,其中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又是这些移民的最大来源国。此外,大概400万的穆斯林占法国人口总数的7%,法国是欧盟成员国中穆斯林人口比例最大的国家。参与法国最近骚乱的人不是第一代移民,而是移民二代或三代;在这个他们位处边缘而且没有希望改变的社会里,暴力被视为一线希望。

   与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相对应,与移民有关的案件大量在法国出现之前,就出现了一种新的关于同化的意识形态:它强调移民被东道国的文化彻底同化,而不是在东道国的文化中保留移民的母国文化。欧洲关于社会保护的呼吁,强调的是保护本国的文化认同、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的重要性。

   由于金融危机的发生,这些在全球化过程中长期积累的负面影响,使得底层民众的境遇更为艰辛。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美国中产阶级有重大影响。根据一项关于次贷危机的评估,“在2007年6月到2008年11月间,美国家庭资产净值的损失超过四分之一。2008年11月初,标准普尔500指数这个包容度很高的美国股票指数,与2007年的高点相比已经下跌45%。房屋价格从2006年的最高点下跌了20%,而且未来市场预期还将有30%到35%潜在的下跌空间。美国房屋净值在2006年最高点时估价达13万亿美元,在2008年中期已经下跌到8.8万亿美元,而且在2008年后半年还在下跌。作为美国家庭第二大资产的退休金,其总值下跌了22%,从2006年的10.3万亿美元跌到2008年中期的8万亿美元。在同一时期,储蓄和投资资产(除养老金之外的)损失了1.2万亿美元,退休基金损失了1.3万亿美元。合计损失8.3万亿美元”。

   过去的40年里,政界、商界、学术界和媒体界的精英圈与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工人阶级之间的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面对生产过程中不断增加的资本密集度,资本与劳动之间更高的替代弹性提高了国民收入中资本所有者的份额”,“资本收益高度集中导致了个人收入不平等越来越严重”,“高技能劳动者和高资本收入者日益变为一体,进一步恶化了整体的收入不平等”,“劳动力和资本充裕的高技能人士倾向于在本阶层内通婚”,“财富的集中强化了富人的政治权力、使得有利于穷人的税收政策和使国家对公共教育和基础设施支出的投入与以前相比变得更不可能”。

   最终引爆反全球化民粹运动的是发达国家的公众对民主制度本身失去信心。他们不仅相信自己是全球化的受害者,而且还相信自己丧失了在国内政治层面去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全球化直接让人们重新思考主权和领土这些概念,因为民族国家不能再有效地控制那些通过全球供应链生产和组装的产品的安全。原始设备制造商(OEM)模式在诸多国家的扩散意味着,全球供应链已经发展到超出任何单一国家可以控制的范围。换言之,金融和生产的全球化已经导致国土边界变得没有意义,因为经济活动完全处于民族国家领土的控制范围之外。在这种形势下,当全球生产使得领土从经济活动中分离,国家面临如何进行税收和继续恪守承诺和履行职责的困境,而“业务精湛的会计师事务所和咨询公司找到越来越巧妙的办法去帮助客户规避国家控制和税收”。很多人对全球化导致的无力感感到愤怒,他们开始支持那些在政治活动中拿这些问题说事的政治家。

  

中国崛起:精英眼中全球化对西方最大的挑战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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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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