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跃进:中国的“文件政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686 次 更新时间:2016-10-28 10: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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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跃进 (进入专栏)  
吴国光认为,文件形成过程由七个环节构成,分别是创议(initiation)、选择起草者(selectingdrafter)、自上而下的指示(top-downdirectives)、调研与起草(researchanddrafting)、修改(revision)、批准(approval)、发布(dissemination)。在上述七个环节中,创议永远是第一位的,这和写论文很类似,idea非常重要;其次,谁起草文件也很关键,因为它直接决定文件的特点和风格。我们现在的许多文件和法律文本是政府部门起草的,在文件和法律文本的字里行间,很容易发现所谓的部门利益。

   吴国光提出的第五个假设是:通过这七个环节形成的文件在中国政治中享有象征和行政两个维度的权威。所谓象征性权威是指超越实际功利层面的认同,觉得是对的,应该服从的。行政性权威是指实际操作,应该怎么办。简言之,文件代表了统治集团的集体意志,也表明了集体共识的存在。文件是要通过大家讨论、反复修改形成的,所以最后的文件要综合方方面面的利益。在这个意义上,文件制定的过程是政治领导合法化的过程,也是权威的自我合法化过程。

   上述五个假设如何来证明?吴国光采用了两个案例来说明:第一个案例是1987年5月13日国务院总理的讲话;第二个案例是1988年党的十三届二中全会上的政治局工作报告。为什么吴国光要举这两个例子?因为他本人参与了这两个讲话稿的起草工作。所以,事实上他是倒着作了个证明:先从两个文件的起草过程中提炼出五个假设,然后再用这两个过程证明这五个假设是对的。“文件政治”概念的提出也是依照此一逻辑。

   上面是对吴国光“文件政治”研究的大致叙述。我觉得有点奇怪的是,为什么“文件政治”这个概念没有为学界所普遍接受。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政治学的发展很难说令人满意,但仔细盘点起来,也确实有一些进步。标志之一是我们拥有了不少新术语,诸如压力型体制、政治锦标赛、协商民主、治理、善治、增量民主、公民社会、政治吸纳、依法抗争、地方政府公司化等。其中,有些是从西方引进的,有些是中国学者基于本土经验概括的,有的是两者的综合(从西方引进,但作了中国式的阐释,如协商民主)。最近我们系在编辑一本书,尝试以“关键词”的方式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发展。我真的希望“文件政治”也能成为研究中国政治的一个关键词。

   本文摘自《公意的边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编,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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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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