渠敬东:中国传统社会的双轨治理体系

——封建与郡县之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77 次 更新时间:2016-10-12 23:3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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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敬东 (进入专栏)  
对于柳宗元郡县制的论说,后世也有相当数量的拥趸,苏轼也是代表。苏轼认为,秦废封建的理由很明显,封建制发展到了后期,“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父子兄弟相贼杀”的情形,屡见不鲜。周初所封子弟同姓那么多,天子根本无暇顾及,李斯说得很明白:“诸侯更相诛伐,天子不能禁止”。在苏轼看来,周代的制度虽好,却成不了万世之治:“自三代圣人以礼乐教化天下,至刑措不用,然终不能已篡弑之祸。至汉以来,君臣父子相贼虐者,皆诸侯王子孙,其余卿大夫不世袭者,盖未尝有也。近世无复封建,则此祸几绝。”所以,秦建郡县为一统,采纳李斯的建议,“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是应历史所趋的。汉代张良进谏高帝,坚决反对恢复封建之制,才是明智的举措。真正的万世法,是秦所创建的“分郡邑,置守宰”这样的体制,一举肃清了封建制内生的治乱之源,因此完全可以得出结论说:“封建者,争之端而乱之始也”(苏轼,《秦废封建》)

   苏轼的此番议论,说明了封建制内部崩解的根源,亦得到了后来一批思想家的赞成。从王夫之到晚清各代学人,持此说者甚众。王夫之先是从公私之辨入手,指出郡县制守持的是至公之理。秦汉对于封建制的好处并非不知,但推行郡县制,既可以说是符合历史变局的因势利导之举,更可以说是缔造天下公义的创世之举。王夫之说:“郡县者,非天子之利也,国祚所以不长也;而为天下计,则害不如封建之滋也多矣。呜呼!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存乎神者之不测,有如斯夫!”王夫之的这个讲法很有趣,其实他并不认为郡县制是一种很理想的治国方略,而是时势的造就。正如那些拥护封建制的人所说,对于天子而言,要想国祚久长,郡县制是靠不住的。但由此反观,“若夫国祚之不长,为一姓言也,非公义也”,一姓之国祚,并非是天下之公义,即便说秦有私利之心,但所施行的体制却是延及万世之公业的。事实上,“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哉!”(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

   不能不说,王夫之的上述讲法,将郡县之存在理据大大地往前推了一层,这要看怎么界定“天下之公义”这个基本问题。封建制由宗法而为封建,辨的是以一姓为万世的道理,但王夫之眼中的天子却不是这样的:“天之使人必有君也,莫之为而为之。故其始也,各推其德之长人、功之及人者而奉之,因而尤有所推以为天子”,因此,人之公,根本的原因是“必有奉以为尊”,而不是大宗的百世不迁之理。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所谓的“君”是“天”选的,是人必有君,君必应天的道理使然。但何谓“天”呢?王夫之是这样来回答的:“势相激而理随以易,意者其天乎!”(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对天命的顺应,首先要懂得“理”与“势”的关系。“理”讲的是天不变、道不变的规律和原理,带有本体意义上的自然运化的意味;而所谓“势”,强调的是现实变化的运势或趋势,是历史转化成的现实的推动力。理与势的辨证,说明一个道理:理因势而变,势循理而成;“势之顺者,即理之当然者矣”。这里,王夫之对于战国以降之历史的认识,更加着意情势变化的优先性,而且带有总体性判断的味道。他认为,从战国到秦汉的历史演变,所谓“天子”的概念,已经发生重大变化。殷周之变与秦统一六国的两种“势力”是不同的,一姓天下与万民治理的理据自然也有很大的不同,而对于天下之公器的理解差别就很大了。

   首先,所谓郡县之法,起于战国,已在秦先;“秦之所灭者,国耳,非尽灭三代之所封也”。这意味着,秦所灭之六国,早已不是周代封建制下的政治体制了。王夫之说,周初施行的诸侯世国、大夫世官的制度,到了战国时期已经名不副实,“势所必滥也”。封建制不能守持,原因是等级制过于严格,“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而天之生才也无择,则士有顽而农有秀;秀不能终屈于顽,而相乘以兴,又势所必激也。”因此,春秋后期,有些侯国早已尝试“封建毁而选举行”(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的办法,晋率先置“郡”,秦设了“县”,皆由国君任免地方官。到了战国时期,县的设置已经相当广泛,县之下有乡、里等作为国家基层治理单位,明显带有着官僚制度的特点。如顾炎武说:“春秋之世,灭人之国者,固以为县矣”(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二《郡县》)。据严耕望的考察,《国语》中的《周语》早有“国有班事,县有序民”的讲法,县的设置与国的说法是对应的;公元前6世纪初叶,“县之制或已推行颇为普遍矣。下迄战国,县之名极为常见,更不待言”(严耕望,2007:3)。

   王夫之指出,各国纷行选举之事,地方政治中郡守、县令早就占据着诸侯的权位了,刺史、牧、督也掌握了方伯的职责,他们再能干,也不能因循世袭制的原则,因为一旦如此,便既破坏了封建制的原则,并使那些郡守、县令之无德无能的子孙成为弊政的根源。由此,名义上的分封制度与实际上的官僚制度之间形成了巨大矛盾,后者取而代之成为了无法扭转的趋势。到了汉初分封,只是因为距离三代不远,“民之视听,犹习于封建之旧”,才会将秦政、李斯破封建看作是“万世罪”;贾谊所谓“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是不懂历史情势的说法,这与三代封建制有本质的不同。简言之,秦汉之所以舍封建而立郡县,乃因有深刻的历史原因,“封建不可复行于后世,民力所不堪,而势在必革也”。

  

五、封建到郡县之变

   有人常说,王夫之是历史上抑封建、扬郡县的典型代表人物,其实这种说法还是有些表面化。王夫之从来没有认为郡县制是一种理想的传统治理体制,“天子孤立无辅,祚不永于商周”,集权式的治理并不助于国祚永续,如何疏通上下关系也是最大的困难之一。王夫之也从未说过封建制本身就是一种不合时宜的制度,他反倒认为除秦所施行的较为标准的郡县单轨制和中央集权制外(严耕望,2007③),汉以后的各代均在不同程度上融合了一些封建制因素,却不是照抄照搬式的运用。

   譬如,对于汉代来说,不同时期分封的意味也不同。“高帝之大封同姓,成周之余波也。武帝之众建王侯而小之,唐、宋之先声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只有到了汉武帝时期,有关三代的说法才得以拨乱反正,封建制之治理只有采取下移策略,才有成效。王夫之明确指出:“封建也,学校也,乡举里选也,三者相扶以行,孤行则踬矣。”董仲舒请使列侯郡守岁贡士二人,用的是三代乡举里选的遗法,但这不意味着单纯的选举之法可行于郡县。只有将乡举里选与“推太学”、“建庠序”结合起来,才能理顺郡县制下的治理关系。“乡举之法,与太学相为经纬,乡所宾兴,皆乡校之所教也,学校之教,行之数十年,而乡举行焉”,在王夫之看来,只有董仲舒明白“变通者时”的道理,而那些不合时宜地要恢复封建五等之制的说法,只是“闻古人之效而悦之”,他们“不察其精意,不揆其时会”,造成了“法乱弊滋”的局面,最终使“古道遂终绝于天下”(《读通鉴论》卷三)。因此,在郡县制的条件下讨论封建制问题,就必须意识到教育在选拔人才中的重要地位,所谓对“所举不当”的惩罚,其关键之处不在于“不知人”,不知人善任,而在于“不教”之罪。

   由此看来,王夫之《读通鉴论》的体会,确实有一个大的前提:即他所说的“郡县之与封建殊,犹裘与葛之不相沿矣”(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三),不过,这个结论并不是最核心的分析要点。这里问题的关键,是从封建到郡县之变,究竟有什么样的历史条件,究竟有什么样的势之转机,由此,政治文明上的理据又经历有怎样的变化。

   总结起来,从春秋末期到战国时代,有几个方面发生了结构上的重要变化:一是传统的封建封国带有城邦制的特点,都是幅员不大、人口不多的小国,所谓“三代之众建而俭于百里”,“故有之国不可夺,有涯之宇不可扩也”,这是封建制的好处。然而春秋以降,“小国寡民”的格局逐渐演变为大国政治的博弈,争霸战争使得原初意义上的封地关系,转化为国家之间的军事关系,此时的国家概念早已越出了封土胙民意义上的宗法封建国家,而具有政治国家的涵义了。依照杜正胜的研究,周封建的形态是军事和政治性的城堡,在城堡的周围设定封疆,控制农庄,所谓“国”只是内城和外郭以内的小小范围,“三里之城,七里之郭”,这方圆不大的地方就是城邦国家了,合族共居或氏族共产的社会形态便也不难想象(杜正胜,1979:123)。不过,春秋末年晋国率先改革兵制和赋役制度,以“五百家为州”建立州兵军事,并以“爰田”这种土地制度为基础,附以“丘甲”或“邱赋”等田赋形式,改变了周代的采邑公社制,而将农耕和军事扩展到郊野及以外的更广袤的地区,出现了“野人为军”的新现象(亦参见杨宽,2003:247-251)。这就是所谓“县变”的由来(参见刘师培,2006:275-280)。杜正胜说,“据封建礼法,当兵是权利不是义务”,但是当从军的权利发展到由国及野的时候,丘野民氓就获得了大解放,原来采邑或井田制意义上的公私之分便发生了混淆,“县”成为了私人采邑之地,并且规模也大得多,出得起“重赋”,农民也逐渐游离耕地,侵入禁地,寻求新生业,贵族不能禁阻(钱穆,1991:91)。在政制上,县设大夫,常由非贵族身份的人出任,同时在士兵招募和收敛重赋等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成为了疆宗大族兴起,并把握封地乃至中央权力的重要力量。故而,杜正胜总结说:“春秋中叶以下的社会朝‘私’的方向发展,大贵族扩张私家的势力,毁坏传统的礼法,把城邦时代平民那一点‘自由’和保障铲除殆尽”(杜正胜,1979:147)。

   二是人口的密集和流动,私人领域的扩展,使城邦国家逐渐变成领土国家,彼此的征战自然不可避免。富国强兵一要积累财富,二要扩充军队,而其中最亟需的就是人才。传统的士人不过只是家臣或家宰,他们或“习礼乐以为相”,或“练射御以治军”,或“操书数以为家臣”。不过到了礼崩乐坏的时代,孔子所奠定的“以道事君,不可则止”的新士人形象,则已经开始突破了封建制的设定,到了战国时期又为孟子提升到了更高的阶段(亦参见陶希圣,1929)。士人无论属于哪个宗派,出身哪个地方,只要是能贤之辈,贵族阶级都厚爱有加,依严耕望的说法:“教育学术亦由王官解放,散入民间,学者出处自由,游仕无碍”,“列国君主,或好学术,或邀时誉,竞相尊显,或委以国政,或不烦政事,皆高门大第,赀养千锺”(严耕望,2006a:27)。一时间众说纷起,各派纠争,平民学者一反贵族学说,荀卿虽推礼制为人伦,却要扫除一切世袭等级,韩非则直接成为一个彻底的国家主义者,主张“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将反封建的浪潮推向极致。

   严耕望认为,从西秦的风俗看,最能代表战国时期的上述潮流,“秦处西北,戎俗,尚武勇”,“故其民风大近于质朴无华,不尚文礼之一途”(严耕望,2006b:88)。劳干则认为,秦的公族是和徐、赵一样的东方分子,秦的中等阶级也多有西周遗民,又与晋世为婚姻,因而不能仅从西戎之俗的角度来看待秦之变法。相反,秦国的变革是当时历史潮流的代表,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发展,特别是商君把三晋的法家观念输入到秦国来,表现出了一种基本的治理理念:“他的政治原则,是强公室而杜私门;他的经济原则,是不重分配而重生产;再将人民在国家的领导下组织起来,在农和战的两个原则下,向国家效忠,然后定出来客观的法律来支持他的政策。这许多条件,使得秦国成为一个有组织、有效率的国家,使秦无敌于天下”(劳干:2006:26)。

此外,郡县制的另一层政治涵义,则在于秦灭六国归为一统,乃是对于新兴领土国家,而非封建封国的否定,因此,秦统一具有超越领土国家的意义,开始在历史上出现了一种超国家形态的帝国政制体系。此后,“虽封建遗形尚未全绝,然终不能再兴”,此后两汉和魏晋虽然有封建之形,但“法同郡县,无成国之制”,“封建名存实亡,尺土一民,皆统于中央,诸封王惟食邑而已”。下至南朝,“宗室诸王皆出为君督、刺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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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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