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追忆杜润生: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惟常怀其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60 次 更新时间:2016-09-14 16:3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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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  
外戴一顶承包帽子,不就改革了吗?

   以我所知,这等痛快淋漓的主张,在不少地方确实提出来过。杜老听到了,想了又想,然后轻轻问:公社化以后新生多少农民,组成多少个家庭?我们查了报告他,引出让我永志难忘的一个杜润生式问题——土地回老家,这么些个新家怎么办?那叫一语惊醒梦中人:好几亿公社体制下出生的新农民,一律回他们爸爸或爷爷的老家去分土地,上层建筑能不能通过另说,"下层建筑"里怕就要打起来。倘若出现此等局面,能算解决问题吗?

   杜润生兵分两路。他在上层建筑里一步步为包产到户争取合法空间,又在村庄一级仔细搜寻能为大多数农民可接受的实际经验。结果当然是老家新家一起包产,全体农民家庭都获得集体土地承包权。"孩子"顺利产下,取名字、上户口就容易了:中国集体农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好家伙,那老长。没关系,农民自己简称分田分地。可惜不明就里的,还以为这不过都是些弯弯绕的文字游戏,哪里会明白,对杜老而言,能实际解决时代留下的问题,是他那代人的使命。

  

   三、在问题里找办法

   杜老要解决的问题,首推"八亿农民搞饭吃,饭还不够吃"。今人恐怕不容易相信,和平建设几十年,怎么还出现如此尴尬的局面?成因能够找出一堆,可以说上几天几夜。关键是怎么解决,怎么凑齐解决问题所必不可少的那一组条件。要知道,那时工业、城市、财政都帮不上忙。不是不想帮,是想帮也没那份能耐。

   逼到墙角上,1979年重回制定农村政策岗位的杜老,转过来在问题里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饭不够吃,饿饭最多的还是农民自己。农民不想吃饱饭吗?没有那回事。农民不但要吃饱,还屡屡希望、要求为吃饱肚子、过好日子而让他们多下力气搞生产。别"三农问题"说得朗朗上口,就以为农民是一个问题。农民不是问题,不但从来不是,还是解决问题靠得住的力量。真正的问题,是在我们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里,充斥太多捆绑农民手脚、妨碍生产力发挥、又自以为正确无比的安邦治国妙计。

   杜润生眼睛朝下的工作习惯,应该就是这么来的。余生见识也少,不过印象之中,像他这般位高权重的领导干部,对底层自发行为如此兴致勃勃,如此渴望从中学点什么的,实在少见。说来奇怪,列宁文章几十卷,但到了我们这个地方,最广为人知的居然只有一句,"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思维定式之下,"自发"总是坏的、危险的。不少人的为官之道,似乎天生下来就要与一切自发倾向作斗争。

   多年批判包产到户,以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中国改革之际,在附加通过的农业文件里还留有"不准包产到户"的戒条。此时,若换其他够级别的人物主持农村政策制定,能有什么作为?何况杜老还犯过"历史错误"。他当年所犯错误,恰恰就是对过快、过急推进集体化持保留态度。好不容易重回岗位,再犯"右"的错误,知道不知道后果严重?

   杜老顾不上明哲保身,解决问题要紧。1979年初,他重回国家农委工作,职务是排名靠后的副主任。是年三月,杜润生受命主持七省三县农村工作座谈会,专门研究责任制。背景是底层发生又一波包产到户,但各地以及中央机关意见分歧,有反对,有支持,有观望。时任国家农委主任以及排位在前的副主任——今天讲起来那可都是杜润生的"老板"——对包产到户皆持反对意见。会议开到中途,当时中央主席莅临讲话,强调发挥集体优越性。也在会议中间,人民日报发表著名的张浩来信,批评安徽、四川已出现的责任制,要求"引导"重回集体。

   底层要突破、上层不赞成,杜润生夹在中间。磨来磨去,杜老只有妥协。不过"杜式妥协"很特别,他硬是把下面这句话写进了会议纪要:"深山、偏僻地区的孤门独户,实行包产到户,也应当许可"。真是一手绝活:都孤门独户了,人家要包产到户,总不好反对吧?杜老看勉强可被接受,又加一句,对(非孤门独户情况下)群众搞了包产到户的,"如果一时说不服,也不要勉强去纠正,更不能搞批判斗争。"

   三十多年过去了,把这段神来之笔翻出来细读再三,让我领悟,如果改革免不了妥协,那妥协也可以分两种。一种纯粹和稀泥,除了"正确的废话",什么实质的改革推进也没有。另一种为推改革而妥协,开不了大门开中门,要是连中门也开不了,那就先开一个小口子。底线是,保护自发实践的改革实验,让结果来说服人、教育人。杜老是达成后一类妥协的高手。他最为出彩之处,是重视、欣赏、爱护来自底层的自发实践。且不论他那一辈共产党人"不唯书、不唯上、唯实"的非凡勇气,若不是对农村底层故事了如指掌,哪里能够信手拈来,波澜不惊就写出孤门独户那寥寥25个字?

   自发倾向里当然什么都有。还以底层冒出来的包产到户为例——土地刚刚包到户,但耕牛还属集体经营,结果家家抢着用牛,又都不好好喂,造成一批耕牛死亡。承包年限多长不明确,老乡担心政策变,用化肥多、施农家肥少,"掠夺式种地"。包山林的担心政策回收,干脆先砍树卖钱再说。家庭为本,多劳多得,有利生产;但对病弱之户,想多劳也无能力,出现新的贫困户。还有超越一家一户范围的水利公共设施,如何协调利用、如何组织维护。诸如此类,问题一个接一个。以解决问题为导向,要直面在解决问题中出现的新问题。改革路上到处有"问题串串",常常是引出来的问题比解决了的还要多。

   杜老的应对,还是在新问题里发现解决新问题的办法。他相信一条哲理:"问题"给人带来损伤,也逼人奋起寻找减轻损伤的办法。中国如此之大,能干的人哪里都有,只要眼睛向下,问题之处常常就有解决问题的努力与办法。杜老自己带头下去调查,也要求农口团队把调查研究作为制定政策的基本功。不但调查问题,更调查底层冒出来的能解决问题的点子和措施,衡量、选取可为全局所用的管用办法。

   不过几年时间,中国靠责任制突破多年粮食严重短缺之瓶颈,靠多种经营、开放务工经商为数亿农村劳力打开增加收入之门。今日回首,说农村变革为后来中国经济腾飞奠定了一个基础,当不为过。其间,杜老主持制定的农村政策,没有哪一条哪一款是坐在机关里拍脑袋想出来的。杜润生出品的农村政策,不是发明,只是对底层经验的发现、集中和提炼。他领导的九号院,其实不过是农村改革实践经验的一个加工场,所做工作无非是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如果非说也有发明,那至多是几个新词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疏通流通、土地转包、"允许自带口粮进城镇务工经商",等等。每个词汇的内核,都是经过提炼的、浓缩的、精致的以便在上层建筑被接受和认可的底层经验。

  

   四、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杜润生绝不接受对他自己所做贡献的赞誉。那本值得后人读之再三的《杜润生自述》,据说封底清样原来印有"中国农村改革之父"字样,被杜老看到,一笔勾掉。不知谁是这段广为传播佳话的现场见证人,不过读来令人觉得千真万确,杜老风范不允许他做出别样反应。

   杜老平生当然是位难得一见的谦谦君子。几年前《经济研究》要笔者为他自述提供书评,我想不出恰当词语,只好从苏格兰伟大学者休姆的传记里,引出一句"人贵述己而不自诩"来予以概括。不是吗?那么一位毕生关注农村和农民、又被历史证明其所谓"错误"不过是先见之明的老人,回忆认知中国农村的来龙去脉,却没有一句自诩之词。反之,他诚诚恳恳地说,"我的思想从来是在农民的自发行为、地方的选择和历史经验的教育下逐步形成和变化的,绝非先知先觉的‘一贯正确’"(见马国川,"杜润生:要给农民自由权",刊《财经》2011年1月4日)。

   不过,把"中国农村改革之父"一笔勾掉,却不是因为杜老的谦虚。凡了解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决策体系的,都知道在事实层面,杜润生就不是、也不可能是农村改革之父。离开党中央,离开邓小平陈云,离开胡赵万,"一号文件"就算写的出来也发不出去,何况中央文件从来就是在中央领导下准备、审议、通过、生效的。杜老当时的正式职务,是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在建制上对中央书记处负责,上面还有政治局和常委会。到杜老逝世,吊唁通知里标有他一生的最高职级,不过是写入括号的"正部级"——怎么说离改革之父的地位还远着呐。

   我的理解,倘若杜老真是一言九鼎的农村改革之父,要东就东、要西就西,他对农村改革的贡献,反倒没有像后来实际呈现的那么大,他的思想和生命,也没有像后来实际展开的那么精彩。听来觉得比较妥贴的称誉,或是吴象所说"农村改革总参谋长"(见吴象:"杜润生:农村改革的‘总参谋长’",刊《炎黄春秋》2012年第7期,第37-41页)——他参与决策,却并不是最后拍板人,其主要职责是为决策拍板做好一切准备。

   杜老深谙决策之道。情况要明,又做不到全明,所以要尽可能掌握全部相关的实际情况。判断或偏,要仔细反复推敲,把最接近正确的判断,扼要表达清楚。拍板时分,难免有一些担心与顾虑,要备下针对性强的说明,避免问到答不出,白白错过决策的窗口期。建议方案不可只有一套,最优次优次次优,反正多多益善。还要认准即便"科学决策",非理性元素还是免不了飞来飞去,有备为上。更要对政策出台后可能的各方反应,预作估计、预想化解办法。难度最大的,是明白农村事项与全局的关联——1980年长期计划会议,杜老说动国务院领导人允许贫困地区包产到户的,正是减轻国家返销粮负担,不让农村落后地区拖腿翻两番。机缘巧合,1980年代让我等后生一窥中央农村政策形成过程,才知道那一盘大戏,"总参谋长"不是好当的。

   国家权力在杜老眼里,从来不过是一件公器。过去的教训让他明白,底层农民自发动作再精彩、地方选择再对路,若不被中央政策吸纳,不能获得全局范围的合法地位,那就无从制度化解决问题。杜老对照亲历事件问:"为什么60年代有20%~30%的生产队已实行包产到户,却未获成功,而80年代的改革就能风行全国,从而振兴了农业"?他的回答,"一种关系大局的制度形成,需要有群众创新加上政治组织支持这两方面的因素一起发生作用"(见《杜润生自述》,第127页)。这样看,国家权力诸种必要职能当中,很重要一项是提供合法化服务——把底层自发解决问题的办法,加工、完善成全局政策与法律,避免饿得不行搞"权宜之计",吃饱了饭再折腾。

   从制度演化的角度,要根本解决问题,国家权力不可或缺。不过,权力有副产品,带有极强的腐蚀性。杜老对他帐下的年轻人,别的都不怕,就怕受权力侵蚀。比之今天,上层建筑特别是中央机关,上世纪80年代多少还笼罩着较多神秘性。官本位悠久的传统里,神秘也是特权来源。小本本上记几个大领导的电话,能唬一大片人哩。杜老对此事防得紧,发展所自成立起,他就规定不走行政级别、不走官道,行科研体制。他还特别不喜欢年轻人接触高层就跑到外面吹牛摆谱。他花很多时间与年轻人在一起谈天谈地,不过谈来谈去都是农民、农村和国民经济,从来不扯级别、升职、待遇、房子,仿佛根本就没有那些个"实际问题"。他关心年轻人,着眼点是思想、情操、认知能力。真有妨碍工作的实际困难,他会派得力干部一锤子解决。反正那时杜老领导的九号院,风正气清,有口皆碑,从来没有"诱以官禄德"那一套。也是种豆得豆吧:杜老90大寿讲得最开心自豪的一句,是九号院"没出一个贪官"!

古人所云"不以物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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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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