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没有政治正确,这个世界将变得更加野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51 次 更新时间:2016-08-26 00: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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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 (进入专栏)  
即使在世俗社会,“理性人”也永远替代不了“宗教人”,横扫全球的现代性世俗文明永远不能彻底战胜那些似乎是神秘的、落后的古老轴心文明。

   既然无法替代和战胜,那么剩下的只是世俗与宗教的兼容问题了。现代文明包容各大宗教,这不成问题,因为世俗现代性在何为善的问题是中立的,它容许多神竞争、自由选择。

   问题在于各大宗教是否接受得了世俗化。儒家、基督教和佛教都不成问题,唯独伊斯兰教至今依然与世俗化格格不入。因为穆斯林的人生属于真主,是整全性的,无论是个人生活还是政治生活,都要顺从真主的意志,这与世俗社会的祛魅化无法兼容。

   对于穆斯林来说,世俗的快乐不能取代对真主的虔诚,政教分离也非伊斯兰律法可以接受。上个世纪的伊斯兰世界之中,土耳其、伊朗和埃及都实行过比较彻底的世俗化,但依然改变不了社会底层的伊斯兰面貌。

   从霍梅尼的伊斯兰革命、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一度掌权,到近年来土耳其在埃尔多安掌权之后“逆世俗化”的加速,以及极端的IS国在中东的猖獗,这一切都非偶然发生,而是意味着一轮新的“绿色革命”(伊斯兰保守主义)在全球的兴起。

   对于西方世界来说,更要命的是这场绿色的保守主义革命已经内在化了,打进了自家世俗社会的内部。现代文明的诞生,起源于1500年之后的地理大发现,西欧各海洋民族对美洲、亚洲和非洲的殖民扩张。在基督教看来,这是一场文明对野蛮的征服。然而,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全球人口流动,发生了“逆向殖民化”,全世界的“蛮族”纷纷向欧美发达国家移民。

   不同种族、欧美发达国家一开始相当自信,相信自己是现代文明的大熔炉,足以驯服这些来自第三世界的“蛮族”,让他们变得世俗化,变成与自己一样的美国人、英国人或法国人。

   基督教世界可以与东方多神教传统的儒教徒和佛教徒和平相处,却偏偏遇上了一个与自己本源同根的另类一神教:拒绝“归化”的穆斯林。

   来到基督教世界的穆斯林,就像在他们的母国一样,可以在物质层面接受世俗化,但在精神领域和群体生活当中,哪怕是经历了二代、三代的移民,依然顽强地保持自己的伊斯兰特性。在西方世界的穆斯林,无论是成功的中产阶级,还是生活于社会底层的贫民,许多人至今无法融入主流社会,精神上有某种屈辱感,这反过来激发起对自身文化的强烈认同。

   而伊斯兰教的宗教仪式、生活方式,比如一天5次的向真主礼拜,一衣白素齐刷刷跪下祷告、一年一度的封斋月、女性出门戴头巾、甚至以纱巾遮脸,都让世俗社会的人们惊愕不已,心存恐惧。

   911事件以后,特别是近两年在欧洲频繁爆发的恐怖袭击事件,都有极端伊斯兰教的背景,更让许多人对穆斯林心怀偏见,将恐怖主义与伊斯兰教划上了等号,患上了“伊斯兰恐惧症”。

   新近翻译成中文出版的西方右翼保守主义者马克•斯坦恩的著作《美国独行:西方世界的末日》,耸人听闻地说;“真正的大问题在于,秩序的变化或许仅仅是一个征兆,一个更深程度上文明衰落与精神崩溃的不祥征兆——在西方陨落之后,我们的未来将彻底毁于非西方文明之手。”

   事实上,恐怖主义与穆斯林并不能直接划上等号。穆斯林、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恐怖主义这三者有明确的区分。穆斯林世界内部教派和民族千差万别,中世纪不同时期的的伊斯兰帝国、奥斯曼帝国和莫卧儿帝国,因为其强大,对帝国内部的异教徒如犹太教、基督教相当宽容,伊斯兰教对异教的敏感和警惕,那是到了18世纪现代文明崛起之后。

   处于弱势的穆斯林为了守护自己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的纯真性,变得封闭和保守。即便如此,一般穆斯林依然能够在世俗社会与其他人和平相处,他们温和、安宁,是一个好人,甚至好公民。苏菲派穆斯林反对扩张性的圣战,他们更愿意过个人灵修性的隐居生活。

   但近年来逊尼派内部激进的瓦哈比派发展迅猛,这一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世俗化有很大的冲突,信奉极端的一神论,不准抽烟、不准喝酒,男子要留胡须,女子全身要披黑袍,只能露出双眼。虽然瓦哈比派是恐怖主义的温床,但其本身毕竟是非政治性的,不能简单等同于恐怖主义。只有那些具有强烈伊斯兰复国主义倾向(比如IS国)、对异教和世俗化有强烈仇恨并付诸行动的,才能算是恐怖主义。

   恐怖主义不仅是人类之敌,也是伊斯兰教之敌,为一般的穆斯林所不齿。而强调绝对禁欲、男子留大胡子、女子出门穿黑袍的原教旨主义,也未必为其他比较世俗化的穆斯林所认同和接受。

   穆斯林世界,是一个从激进到温和都有的复杂光谱,内部不同教派的冲突,甚至超过了与外部世界的紧张关系,将其视为铁板一块加以防范,显然是像法国的极右翼领袖勒庞那样的保守民族主义的无知偏见。

   其实真正发生冲突的,并非是世俗化与伊斯兰教,迪拜的成功证明了伊斯兰教可以与世俗化相安无事,而且可以创造出伊斯兰世界的金融和经济奇迹。真正的冲突往往发生在极端的世俗主义(激进左翼与极端民族主义右翼)与极端的原教旨主义之间。《查理周刊》的恐怖袭击事件,证明了这一点。

   在欧洲,极端虚无主义的激进左翼与极端民族主义的保守右翼在反对穆斯林上形成了统一战线,构成了奇异的“同谋”;极端的世俗主义与极端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相互冲突、震荡,一个诉诸于语言的暴力,另一个还之以肉体的暴力,批判的武器VS武器的批判,世俗的虚无主义与宗教的原教旨主义以各自极端的方式,让今天的欧美动荡不安,演化成冷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内部冲突。

   如果世俗与宗教之间没有彼此的尊重与和解,这场战争将永无止境。所谓的和解之道,从进入欧洲社会的穆斯林而言,需要更多地世俗化,遵循文明社会的正义法则,而从作为主流的欧洲世俗社会而言,则应承认与尊重伊斯兰教的神灵与先知,他们不代表野蛮,在历史和现实中都是人类伟大文明的一部分。世俗对宗教可以有批评、有研究、有讨论,但不能用无聊的亵渎冒犯他者。

   在一个祛魅的世俗社会,现代人视自己的生命、财产、自由和个人之尊严为最高价值,但在许多教徒看来,比这些世俗之物拥有更高价值与无上尊严的,是自己的信仰。人的生命与财产可以毁弃,但内心的神灵不容遭到猥亵,在他们的眼里,个人的幸福与神的尊严无法分离,你可以不喜欢甚至讨厌这些虔诚的宗教徒,但在现代的多元社会,一个具有宽容精神的世俗人,不得不承认与尊重这些宗教信仰,只要它不是极端的原教旨主义,侵犯到世俗社会的公共正义。

  

政治正确是否正确、如何正确?

  

   接连不断的恐怖主义活动,让欧美各国反对外来移民、讨厌穆斯林的情绪日趋高涨,变得表面化,政治正确的防线开始被突破。特朗普再三公开宣称:“政治正确,我们再也承受不起!”

   政治正确,是对言论自由的一种限制,它要求公众、特别是有权势的公众人物在表达言论的时候,不得以歧视或贬低性语言指称对象,特别是对弱势群体、少数族裔以及非主流的宗教与文化,以避免伤害他们的利益与尊严。比如,不得以“黑鬼”描述黑人、“弱智”形容智力障碍者、“疯子”指称精神病患者、“蕃人”称呼原住民等等。

   自上个世纪美国平权运动以来,政治正确成为美国和欧洲舆论界的第一原则,许多政客、大学校长、脱口秀明星、节目主持人因为一不小心发表了对少数族裔、弱势群体的歧视性语言,被迫下台、辞职或道歉。

   政治正确原是为了保护少数族裔的集体权利和边缘社群的文化特殊性,适当限制主体族群和主流文化的言论自由,以便让不同族裔、不同宗教和不同文化的人群相互容忍、和平共处。

   然而,政治正确从一开始就备受争议,随着以极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为背景的恐怖活动的升级、外来穆斯林和墨西哥移民犯罪率的上升,让许多白人更加心怀不满,觉得自己的意志受到了压抑,失去了自由批评的权利。

   当口无遮拦的特朗普横空出世,公然嘲笑穆斯林、批评墨西哥移民,让许多白人选民暗自叫好,觉得他说出了自己不敢说出口的心里话。

   政治正确是世俗的多元社会对诸神之争的调停,旨在防止因歧视性言论而爆发的文化冲突。但如今却引发了更深刻的文化冲突:政治正确本身正确吗?这里所涉及的,是一个更深层的认同问题:何为美国?何为欧洲?

   欧洲和北美在历史上都是基督教文明的天下,从基督教内化而来的现代性文明成为美国和欧洲的立国之本。美国和欧洲原来都是以“文化大融炉”自豪,不管外来移民来自什么民族、有什么样的文化背景,到了这里都要接受更先进、更文明的美国价值和欧洲价值。

   然而,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之后,文化多元主义席卷欧美,成为主流,而“大熔炉”理论被视为“政治不正确”受到唾弃。

   美国不再是盎格鲁•撒克逊的美国,欧洲也不再是基督教的欧洲,它们成为不同族裔、宗教和文化的共栖之地。然而,美国价值和欧洲价值的陨落,让文化保守主义者们忧心忡忡。

   亨廷顿在上个世纪末出版的《我们是谁:美国国家认同的挑战》一书中惊呼:在今天的新大陆,已经找不到美国了!——那个盎格鲁•撒克逊精神的美国。在他看来,文化多元主义消蚀了美国的灵魂,让美国的国家认同变得暧昧,美国将不成美国,在各种“异教”的入侵之下,美国总有一天会像罗马帝国那样,因为失去了自己的独特精神而灭亡。

   在亨廷顿看来,文明的冲突不仅发生在国际社会,而且根植于美国社会内部。基督教面临着与其他轴心文明的冲突,“蛮族”的入侵改变的不仅是人口的构成,更是美国的灵魂。亨廷顿虽然已经去世,但他的盛世危言依然余音绕梁,而特朗普,不过是亨廷顿的通俗版或粗鄙版而已。

   基督教中心主义还是文化多元主义?关于政治正确争议的背后,是越来越尖锐的国家认同分歧。许多美国人和欧洲人、特别是社会底层的白人,不满汹涌而来的移民潮、高居不下的犯罪率和令人恐惧的恐怖袭击,希望回到原初的美国、原初的欧洲,那个有着独特文化的基督教世界。

   然而,回归已经是不切实际的幻想,问题是世俗化的现代性文明如何面对那些拒绝世俗化的极端穆斯林?对他们究竟是宽容呢,还是斗争?

   西方人陷入了一个哈姆雷特式的困境:宽容还是斗争,这的确是一个问题。任何文明,都有自己的敌人,一旦外来的异教威胁到自身文明的核心价值,唯有斗争一途。坚决打击伊斯兰恐怖主义,与世俗化的温和穆斯林和平相处,这些都没有分歧,真正的分歧在于如何对待那些非政治性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可以公开批评伊斯兰教吗?如今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开始抱怨,因为有了政治正确的紧箍咒,对伊斯兰教的历史、风俗和文化变得不可触碰,甚至连严肃的学术批评都变得不可能。

   美国学者卡森认为,如今有一种新的宽容观取代了旧的宽容观。这种新宽容是以一种不在乎或者漠然(indifference)的宽容取代了批评的宽容。宽容并非意味着取消批评,没有批评的宽容是一种冷漠,而只有包含批评的宽容,才是真正的宽容。而文教多元主义那些压抑批评的所谓宽容,实际上是以宽容为名的不宽容。过度的政治正确以宽容为名禁止了对某些价值与行为的批评。

上海的学者崇明指出:“宽容的原意是对不能认同和接受的价值和行为予以容忍,因此宽容的前提是对被宽容的对象的某种不满和批评,没有批评不构成宽容,或者说没有批评就无所谓宽容或不宽容。这是宽容的悖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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