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道炫:抗战初期在山西的八路军

——以阎锡山档案为中心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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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道炫  
日本方面的战史写道:“在第一军地区,有力的中国军退入山西省内的山地,会同原来盘踞该地的共军,扰乱我占领地区,其威势已不容轻视。第一军从3月中旬至4月下旬之间,在占领地区内进行肃正讨伐,虽予敌以一定的打击,但未能达到预期目的,特别是对五台山及潞安北方的共军,未能进行讨伐。因此,为确立治安,将来必须进行积极的扫荡讨伐。”[32]这应该是日方留下的如实记录。

  

  

   1938年5月以后,日军进攻重点放在攻取武汉、广州上,山西方面基本采取收缩防御方针。日军战史写道:“为了徐州、汉口作战,由华北调出很多兵力,兵力已显著减少,这对确保占领地区的安全,完成方面军的任务相当困难。”[33]

   日军在山西兵力捉襟见肘,给八路军进一步开展游击战提供了良好的机会。毛泽东致朱德、彭德怀、周恩来的电报中明确指示:“敌之主要进攻方向在武汉,对华北、西北均暂时无法多顾及,给我们以放手发展游击战争并争取部分运动战的机会……目前为配合中原作战,为缩小华北敌之占领地,为发展并巩固华北根据地,都有大举袭敌之必要。”[34]根据中共的这一方针,八路军四处出击,主动寻机打击日军。6、7月份,阎锡山档案中留下了不少八路军主动出击的记载。6月24日,朱德报告:“我刘师阎旅长率部寒晚袭击彰德西之水治镇之敌,被汉奸报告。敌以全力日伪军共二千余占领水治附近高地。因我搜索周密,与敌作战数小时将敌击溃,退守城内。”[35]7月初,八路军在翼城主动出击,激战两日,“因敌增援六百余,致未能解决战斗。毙敌三百余人,击坏汽车三百余辆,获步枪十余支。我伤亡三百余人。内营长六,连排长三十余”。[36]

   正太线作为连接河北、山西的重要通道,又处于八路军两块根据地晋察冀和晋冀豫之间,成为中共武装破袭的重点。7月3日,朱德、彭德怀致电毛泽东,准备于“八月中旬集中十团以上兵力,首先消灭正太路沿线敌人”。[37]实际上,6、7月份破袭战就已开始,日军第三大队附田副正信少佐回忆:“6月,八路军开始活跃。侵入驻扎地附近进行政治工作。或袭击我讨伐部队的留守部队,并破坏道路及通信线路。对此,大队除临机应战之外,还进行了有计划的讨伐。7月,八路军以一个旅及一个团的大兵力袭击北水泉警备队,并伏击增援部队。由于我军的机敏处置,给了敌人很大的打击,但未能将其歼灭。尔后,逐渐扩大治安圈,或寻找八路军进行远距离的讨伐,或紧急救援运输部队。望风扑影、劳而无功的讨伐,也实在不少。”[38]7月中旬,阎锡山档案中接连出现八路军的战斗报告。16日,朱德、彭德怀报告:“易县城已被杨支队攻占,缴获步枪百余支。守城楼敌正设法消灭中。另一部将东北摒山占领,十里铺铁路全被我破坏。涞水附近正激战中。广灵城我已占三面,暖泉亦被我包围。陈支队攻保定,将西关占领,车站附近因敌有强固工事,天明撤至唐兴庵集结,另一部配合民众将石家庄方顺桥铁道破坏。”[39]同一天,聂荣臻部陈漫远支队“在唐县以南东西连与敌约千人遭遇激战,我第十二大队长辛力生英勇殉职”。[40]24日,阎锡山向朱德、彭德怀通报:“东路军朱德彭德怀部主力在正太路沿线及交城文水汾阳以东地区,一部已挺进于平汉路北段平绥路东段及平津南北地区,实行遮断交通与游击。”[41]向平汉北段、平绥东段挺近的这部分八路军,很快就有报告传来,据陈诚转报蒋介石的消息:“近半月承德之滦平及古北口喜峰口,平东之蓟县等处,战事异常激烈,我方游击队多系八路军,极为活跃,尤其对平热路随时破坏,致敌防不胜防。”[42]

   抗战之初,中共与国内各抗战力量间的合作堪称诚恳,在山西,毛泽东针对八路军发展甚快,以致和阎锡山利益发生冲突的局面强调:“部队扩大甚快,枪、饷两缺,与阎发生严重矛盾,亟应停止扩大,收回部队驻在以外之八路工作人员,一切在统一与各部范围内工作,一切须取得阎之同意。”[43]武汉会战期间,中共对配合正面战场保卫武汉态度也相当积极。这一点,张闻天、毛泽东给王明、周恩来等的电报中说得很清楚:“保卫武汉重在发动民众,军事则重在袭击敌人之侧后,迟滞敌进,争取时间,务须避免不利的决战。至事实上不可守时,不惜断然放弃之。目前许多军队的战斗力远不如前,若再损失过大,将增加各将领对蒋之不满。投降派与割据派起而乘之,有影响蒋的地位及继续抗战之虞。在抗战过程中巩固蒋之地位,坚持抗战,坚决打击投降派,应是我们的总方针。而军队之保存,是执行此方针之基础。”[44]

   8月下旬开始,日军武汉攻击战渐见成效,其在华中受到压力减轻,转而在华北酝酿新的攻势。24日,朱德报告:“汾阳孝义之敌,乘换防之便及掩护部队之转运,于删日以约千人之敌,突向兑九峪之六六八团二营袭击,战数小时,卒将该敌击溃。但我方伤亡颇重,营长钟昌桂同志负重伤,营长以下计伤亡六十余人,失联络廿余人。”[45]9月中旬,日军兵力调动基本完成。下旬,日军从平汉、平绥、同蒲、正太四条铁路线出动,对以五台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发起“二十五路围攻”。中方文件显示:“敌人此次进攻五台区,基于过去多次失败经验,而有更周密毒辣之布置。其要点如下:一、进攻时集中兵力,决不分散,且进行甚慢,采步步为营法。二、每占一地,必迅速构筑工事,赶修公路,保持后方联络。三、在每股进攻部队后均控制有强大之后续部队。四、将我晋东北整个根据地分成数小块,施行进攻。五、大量使用毒气瓦斯。”[46]日军战史则记载:“治安肃正工作,决定按照作战地区由各兵团自行承担。但对主要地区有必要由方面军统辖;尤其皇军威力未曾达到的山西北部及连结太行山脉的山岳地带,乃共军巢穴,其影响至今及于华北全区。因此,必须彻底扫除,以绝后患。统辖所属第一军、驻蒙军及一一O师团,自8月上旬进行准备,9月24日开始攻击,约至10月下旬基本按预定计划结束。”[47]

   为牵制日军、保卫根据地,中国方面积极与日军周旋。26日,阎锡山致电高桂滋军长,命令:“敌主力已集结于闻喜以东山地一带,与卫副长官部激战中,正我破坏铁路之好机会。兹为增大效程起见,拟定破坏要领如下:一、十月东日黄昏各该部就担任区段同时动作,对同蒲路太行破坏并尔后于所担任之区域内,亦本此同时下手的要领施行。”[48]八路军和日军之间的攻防也空前激烈。30日,聂荣臻致电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提出:我已无绝对把握击溃敌人一面,如勉强行之,将造成更不利之势;在目前形势下,晋察冀边区之形势将成为游击区域,故我意拟将主力突出包围线外。[49]晋察冀地区八路军随后展开快速的运动战,在转移中寻机制敌。3日,朱德、彭德怀致电阎锡山报告:“犯冀晋察边区之敌,西北两路连日向我猛犯,计由盂县北进之敌三千余,陷柏兰镇后,艳日起经我赵熊两支队阻击于下耿庄附近,已激战三昼夜,敌我伤亡均重,我军区参谋长唐延杰负重伤。该敌现仍被我围攻于深谷中。”[50]8日,阎锡山转报八路军的战况:“五台方面东日朱彭总副司令一部由南通过正太,尾击由平山阳泉进犯五台之敌。”[51]9日,朱德、彭德怀转呈聂荣臻关于日军发动全面围攻以来八路军的作战报告:“自上月20起迄现在,军区无日不在与敌苦战,前后大小战斗共50余次。敌伤亡在四千以上。毙敌正亚联队长一名,战斗激烈者为赵熊两支队,在下耿庄血战四昼夜,王旅在直峪冯家庄血战六昼夜,杨陈两支队各一部在下河北罗镇等役以火力薄弱,虽一再击溃敌人,但未能大成迅速歼灭之功。且敌屡放毒气,伤我军民,前后总计我伤亡三千余人以上。”[52]战况之紧张激烈可见一斑。

   10月中下旬,日军的围攻继续深入展开。19日,阎锡山向蒋介石转报朱德、彭德怀的报告:“敌二千余于元寒两日向柏兰镇五台县城东南进攻,与我赵熊两支队激战颇烈。因敌使用毒气瓦斯,我中毒者数十人,不得已于寒酉撤出该镇,敌遂占领。我又乘夜袭击,敌恐慌万状,于当晚窜至梁家寨柏兰镇,删巳继向盂县城方向溃退。我熊赵各部正追击中。查此敌确系前由禹县进攻五台者。原有四千余人,今次返盂仅残余二千二三百名,已证明伤亡半数。”[53]20日,朱德、彭德怀详细报告连日作战情况:“进占边道之敌,困守据点,经我不断袭击及截断其后方交通,各点均陷孤立,异常恐慌。尤以五台之敌,连日禁闭城门,不敢外出。我今昨两日战报如下:甲、台怀之敌步骑二千余,昨午向石咀进攻,遭我伏击,激战五小时,敌伤亡百余人,毙战马二十余匹。于黄昏敌向五台溃退。我军今晚即将台怀石咀之敌先后克服。缴获正清查中。此役我军伤亡官兵六十余名。乙、五台经上口南窜之敌,被我袭击后,急向盂县逃窜,今复遭我进击部队截击于东池附近,正激战中。现柏兰镇已恢复秩序。丙、进犯龙泉关之敌昨辰被我两面夹击,敌据险顽抗,战至午刻,敌伤亡二百余人。……敌后路交通在我不断袭击,现已断绝运输,两日来时来飞机侦察路线。”[54]从朱德等的报告中可以见出,八路军面对日军的多路围攻,发挥了坚强的战斗精神。耐人寻味的是,同一天阎锡山接连向二战区所部发出两个电报,间接为八路军的报告做了背书。其一为下午发出的未电,提醒各部注意军民关系,保持战斗精神,电称:“据报近来各部队,类似驻防,敌不侵我,我不击敌,致地区附近良民,受敌摧残,时有怨言等情。查军队以保民杀敌为天职,不能杀敌卫民就是军队的耻辱。望我官兵要有有机即打之精神,实行困敌保民战法,努力杀敌为要。”[55]晚上又发出酉电,向各部推荐八路军的战斗经验:“据报八路军常以小部兵力出没于曲新地区附近,该处之敌,因屡遭袭击,常受重大之牺牲,故对八路军甚为注意等情。仰转饬所属,应仿效此种办法,遇有好机予敌猛袭,使敌难于应付,以收游击之效为要。”[56]

   11月上旬,日军未能完成“清剿”五台山地区中国军队的任务,不得不按计划抱憾结束其“围攻”行动。经过数次和中国军队尤其是八路军的交手,日军对游击战术的威力已有所领教:“据五台来人谈,此次敌人进犯五台时,自东冶至五台城,完全在山上行走,不由山沟通过,以避我袭击。”[57]回撤途中,日军烧杀抢掠,卫立煌报告:“此次翼城东犯之敌,被我截击,受创甚重,竟迁怒民众,回窜时沿途焚杀极惨。我隆化镇翼城东乡学师生数千人,悉被敌乱刃毙命。”[58]这样的行为恰恰证明了其内心的虚弱。聂荣臻总结对敌作战经验云:敌占领各城市后似感兵力不足,后方部队尚不能作深入之进攻,我军除一方面分散游击,同时集结相当兵力待敌进入山地时,坚决突击之;另外以一部分主力转移敌后,不断伏击、袭击其运输线、联络线,孤立、围困深入之敌,逼退深入之敌,在敌人退却时打击之。[59]八路军针对日军兵力不足的战法已渐趋成形。

  

  

从1937年出师到1938年底,八路军经过一年多的奋战,得到了民众的信赖。11月底,阎锡山特电朱德、彭德怀,告以:“据孝义傅县长呈称:本县驻军多驻西乡,东乡各村敌匪肆扰,县府民众均感不安。请饬一一五师、决死二纵队之新编第一总队、第四保安司令派队驻守东乡,以资卫护。”[60]八路军已经成为民众的主心骨。在以五台山为中心的晋察冀区,八路军可谓牢牢站住了脚跟,燕京大学教授乔治•但勒的调查发现,山西五台山地区“从最后结果观之,日人未见成功。惟军事状态,略有变更,盖日人已占领平汉路西之若干县城。边区政府已退阜平,士气仍振,与民间之感情亦佳。物价高涨,而食物尚不感缺乏。其游击战术成功之原因,在于曾经政治训练,而与人民感情融洽之故。”[61]这应该是持平的观察。日军战史也承认:“五台山及其东部山岳地带,东西约150公里,南北约100公里。这一地区,日军从未驻兵,因而成为中共势力的巢穴。1938年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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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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