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刃韧:马克思新闻出版自由经典理论之重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121 次 更新时间:2016-08-20 10: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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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刃韧  
”[82]1848年,马克思在《普鲁士出版法案》一文中也指出,由于普鲁士的法律,“唯一有效的监督—报纸将变成无效的东西。在这项法律生效的那一天,官僚们将欢天喜地,因为他们将比三个月以前变得更加强大有力,更加可以逍遥法外了。”[83]

   这里,马克思强调报刊作用就是对官员最有效的监督,如果没有这种监督作用,报刊便丧失了存在意义。1849年2月7日,科隆陪审法庭开庭审理关于《新莱茵报》发表《逮捕》一文侮辱检察长和诽谤宪兵的案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法庭上做了辩护发言,其中马克思在发言中指出:“首先,报刊的义务正是在于为它周围的被压迫者辩护。此外,……报刊必须反对某一具体的宪兵、某一具体的检察官、某一具体的行政长官。”[84]马克思强调了报刊的使命是对被压迫者的辩护和对压迫者的监督和批判。这里,马克思揭示了新闻出版自由的本质。实际上,新闻媒体要起到对政府的监督作用,最关键的就是能及时报道和揭露事实真相,同时对政府及其官员的行为提出质疑和批评。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曾说过:“如果它(新闻自由)没有像自由主义的其他机制一样,没有在保护权利的时候削弱权力,那它就没有价值。”[85]法治的基本精神就是限制国家权力和保证公民个人的自由。没有新闻出版自由,政府及其官员的权力就不会受到广泛有效的监督。

   在本文前面提到的1971年“纽约时报社诉合众国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两位法官布莱克和道格拉斯在对判决发表同意意见时指出,报刊是服务于被管理者的,而不是服务于管理者或统治者们的。政府审查报刊的权力已被废除,所以报刊将永远保持对政府进行责难的自由。报刊受到保护所以才能暴露政府的秘密并将其告知人民。只有自由的和不受限制的报刊才能有效地暴露政府的欺骗。尽管时代和地点不同,但在新闻自由的本质方面,作为美国联邦宪法第一修正案最坚决捍卫者的这两位法官的意见可以说与马克思的观点异曲同工。


四、对经典理论被冷落原因的反思

  

   相对于马克思在其他领域的理论研究成果,马克思对新闻出版自由的论述的影响要小得多。在19世纪有关言论出版自由的经典论述方面,至少在西方国家的理论界,马克思似乎也远比密尔影响小很多。这是为什么呢?笔者以为主要有以下两个基本的原因。

   第一,19世纪后半叶,绝大多数西方国家都相继废除了出版前审查或书报检查制度,批判书报检查也已不再是西方国家理论界的重点。而英国思想家密尔在1859年发表的《论自由》一书则主要探讨在废除书报检查制度之后社会如何保障言论出版自由问题,因而更加引起了西方国家理论界和司法界的长久重视。

   而作为“存在决定意识”的体现,早期在欧洲相对落后和专制的德国普鲁士生活的马克思,自然地把理论分析的重点放在对普鲁士国家的书报检查制度的批判上。1849年,马克思迁居伦敦之后,尽管能享受当时欧洲最自由的言论出版环境并得以从事理论研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但由于马克思以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为其主要使命,因而没有就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后的新闻出版自由问题继续进行系统阐述。

   第二,如果说在西方国家理论界对马克思的新闻出版自由论述不那么重视有前述历史以及意识形态上的原因,那么在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在执政后为什么马克思的新闻出版自由理论也遭到了长期冷落呢?这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产生以及前苏联模式的影响有着最直接的关系。“十月革命”刚好发生在落后的俄国。俄国到1905年才废除新闻出版前的书报检查制度,是欧洲最晚废除书报检查制度的国家,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俄国警察又重新实行了出版检查制度。[87]布尔什维克党的主要领导人根据俄国的国情更加重视的是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在通过暴力革命掌握政权后,执政的布尔什维克党又根据当时国内外严峻的现实通过了对付其他党派的法律—《出版法令》以及建立特殊司法等措施取消了新闻出版自由。[88]对此,波兰和德国共产党领导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罗莎•卢森堡于1918年在狱中所写的《俄国革命》一文中提出过尖锐的批评: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动因素。[89]

   不幸的是,前苏联在内战之后也没有恢复新闻出版自由,其后来的历史验证了卢森堡的批评和预测,“十月革命”后那些特殊时期的举措后来都成了其制度的常态,而作为“唯一活动因素”的党政官僚的不受限制的集权体制最终也成为前苏联模式遭到失败的深层次原因。

   意味深长的是,马克思还特别提到了中国专制主义制度的反面作用,他说:“请给我们一种完善的报刊吧,这只要你们下一道命令就行了;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一直在提供这样的范本。”[90]即中国古代直接由皇帝办的报刊是永远不会有错误的,这种报刊为现代欧洲专制主义提供了“榜样”。[91]中国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君主专制的国家,这种专制不仅表现在政治制度上,也体现在思想文化方面。中国历代王朝的文化专制主义到了后期愈演愈烈,尤其体现为明清时代频繁出现的“文字狱”。事实上,在马克思发表批判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文章半个世纪后的1898年,中国清朝皇帝才首次公布了一个开放“报禁”的法令,但由于戊戌变法的失败,维新运动刚刚创办的民间报刊,除极少数利用外国租界庇护得以保存外,都遭到了查封。[92]所以,中国清政府要比“开明专制”的普鲁士政府专制得多和落后得多,还远远没有步入近代。1911年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但政治体制及思想文化的专制主义影响仍然顽固地被维持下来。此后,当时的“苏联模式”又对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政治制度乃至新闻出版制度产生了长期和深远的影响。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以来,取缔了所有民办报纸和出版社,在新闻出版方面存在着重大选题备案制度。[93]因此,新闻出版自由在中国的完全实现仍然是一个艰巨和复杂的历史进程。[94]

   尽管有关批判书报检查制度的两篇论文都是马克思在青年时期写成的,但是由于马克思走上思想家的道路也正是从争取新闻出版自由、争取思想自由的斗争开始的,再加上长期遭受到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迫害的亲身经历,因此马克思对新闻出版自由乃至对人类自由的追求精神是始终不渝的。历史已证明,只有法治才能有效地保障每个人的自由。例如,马克思正是由于后半生一直生活在最早确立法治的英国,才有可能比较自由地长期从事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研究和社会活动。

   对马克思的新闻出版自由理论,无论是否信奉马克思主义,都不应该局限于某一阶级或政党的意识形态或成见,而应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一种思想结晶来理解。

  

   注释:

   [1]这两篇论文都收集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中文版第2版,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分别为第107~135页和第136~202页。德文版参见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 (MEGA), Berlin: Dietz, 1975, Bd. I, S. 118ff, S. 169ff.

   [2]参见沈固朝:《欧洲书报检查制度的兴衰》,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48页。

   [3]弥尔顿说:“如果不特别小心的话,误杀好人和误禁好书就会同样容易。杀人只是杀死了一个理性的动物,破坏了一个上帝的像;而禁止好书则是扼杀了理性本身,破坏了瞳仁中的上帝圣像。”参见[英]约翰•弥尔顿:《论出版自由》,吴之椿译,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5页。

   [4]同前注[2],沈固朝书,第105页、第108页、第218页。

   [5]参见[德]卡尔•艾利希•博恩等:《德意志史》第3卷上册,张载杨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31页;孙炳辉、郑寅达编著:《德国史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1页。

   [6]参见恩格斯:《卡尔•马克思》,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15~119页;[德]海因里希•格姆科夫等:《马克思传》,易廷镇、侯焕良译,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1~33页、第41页、第61页、第109页、第162页、第170页;[英]戴维•麦克莱伦:《卡尔•马克思传》,王珍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7页、第118页、第131页、第203页。

   [7]许多年后的1871年,马克思深有体会地说:“普鲁士刑法典里确实有一个古怪的条款,根据这一条,任何一个外国人在他本国或在其他任何国家有了‘侮辱普鲁士国王’或‘背叛普鲁士’的行为或言论,都要受到起诉!”参见马克思:《关于德国的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01页。

   [8][荷]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温锡增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75页。

   [9]参见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1839年12月9日~1840年2月5日)》,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43页。

   [10]See Paul Smart, Mill and Marx, Individual Liberty and the Roads to Freedom,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1, p.20, p.98,p.117,该书对马克思与密尔在有关人性、个人自由等方面作了比较,认为两位思想家尽管理论根基不同,但仍有很多的共同点。但是该书没有具体就出版自由问题作比较。

   [11]同前注[6],海因里希•格姆科夫等书,第32页。

   [12]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译本的旧版中,由于是根据俄文版翻译过来的,所以简单地译为“出版自由”,中译本的新版则是根据德文翻译过来的,正确地译为“新闻出版自由”。

   [13]同前注[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7页。

   [14]同上注,第172页。

   [15]同上注,第134页。

   [16]同前注[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22页。

   [17]同上注,第113页。

   [18]同上注,第112页。

   [19]同上注,第167页。

   [20]同上注,第127页。

   [21]同上注,第177~178页。

   [22]〔奥〕斯•茨威格:《异端的权利》,赵台安、赵振尧译,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13页。

   [23]同前注[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1页。

[24]同上注,第134页。关于“各种制度”(die insitutionen),陈力丹主张应译为“各执行机关”。参见陈力丹:《更深刻地理解马克思的新闻思想—马克思<莱茵报>时期论著新旧中译文对比和分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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