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刃韧:马克思新闻出版自由经典理论之重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121 次 更新时间:2016-08-20 10: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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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刃韧  
压制新闻出版自由就是对思想自由的压制。思想自由与新闻出版自由都属于人的精神领域的自由。没有思想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人们就成了精神囚徒。在思想自由与言论或新闻出版自由的关系上,马克思超越了英国思想家密尔的观点。因为按照密尔的观点,与思想自由应相区别,言论表达自由“属于个人涉及他人那部分行为”。[38]而马克思则把言论或新闻出版自由与人的行为区别开来,而等同于思想自由。所以,马克思认为书报检查的法律就是惩罚思想的法律。

   马克思还认为书报检查的法律也是恐怖主义的法律,他说:“这样一来,作者就成了最可怕的恐怖主义的牺牲品,遭到了涉嫌的制裁。追究倾向的法律,即没有规定客观标准的法律,是恐怖主义的法律;在罗伯斯比尔执政时期,国家在危急情况下所制定的法律就是这样的法律,在罗马皇帝们在位时期,国家在腐败不堪的情况下所制定的法律也是这样的法律。”[39]马克思不愧是学习法律出身的,他继续写道,追究思想的法律不是国家为它的公民颁布的法律,而是一个党派用来对付另一个党派的法律。追究倾向的法律取消了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这是制造分裂的法律,不是促进统一的法律,而一切制造分裂的法律都是反动的;这不是法律,而是特权。……在某个机关自诩为国家理性和道德的举世无双的独占者的社会中,在同人民根本对立因而认为自己那一套反国家的思想就是普遍而标准的思想的政府中,党政集团的龌龊的良心却臆造了一套追究倾向的法律、报复的法律,来惩罚思想,其实它不过是政府官员的思想。追究思想的法律是以无思想和不道德而追求实利的国家观为基础的。这些法律就是龌龊的良心的不自觉叫喊。[40]

   马克思说得多好啊!这些追究倾向的法律、追究原则的法律、惩罚思想的法律、报复的法律,统统都是当权者压制人民的法律,是恐怖主义的法律,是执政的党派对付其他党派的法律。那么,统治者们怎样才能使这种法律付诸实施呢?马克思接着说道,这要通过一种比法律本身更令人气愤的工具—侦探,或者通过认为所有写作流派都是值得怀疑的这样一种事先协定,在这种协定下,自然又要追究某人是属于哪一种倾向的。[41]在新闻出版不自由的国家,尤其在思想受到严密控制的国家,不仅有很多侦探和思想警察,往往也是思想言论告密者的天堂。

  

   (四)压制新闻出版自由的恶果

   作为压制新闻出版自由的书报检查制度,会给一个国家带来一系列的恶果。马克思说:“一个民族如果像美好的旧时代的所有民族那样只让宫廷弄臣享有思考和述说真理的权利,这样的民族就只能是依附他人、不能自立的民族。”[42]由于新闻出版自由是人的价值的体现,压制新闻出版自由也就从根本上否认了每个人以及所有人的存在价值。[43]压制新闻出版自由的结果就是人民不能独立和自治。密尔也说过类似的话:“在精神奴役的一般气氛之中,曾经有过而且也会再有伟大的个人思想家。可是在那种气氛之中,从来没有而且永不会有一种智力活跃的人民。”[44]也许,这也正是专制统治者们所希望的人民状态—无知、愚昧、麻木。

   压制新闻出版自由还扼杀了崇尚自由的精神,这是“由于人民不得不把具有自由思想的作品看作违法的,因而他们习惯于把违法的东西当作自由的东西,把自由当作非法,而把合法的东西当作不自由的东西。书报检查制度就这样扼杀着国家精神”。[45]由于统治者们害怕人民享有自由,自然把服从统治者的命令看作是天经地义的,而把自由视为洪水猛兽。

   马克思还指出书报检查制度给德意志精神的发展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惨重损失;特别是在严格遵守书报检查制度的1819~1930年间,新闻出版物堕落了,“当时著作界中唯一还有充满生机的精神在跃动的领域—哲学领域,已不再说德语,因为德语已不再是思想的语言了。精神所用的话语是一种无法理解的神秘的话语,因为已不允许的话语成为明辨事理的话语了。”[46]难怪在这一期间德意志还有叔本华、黑格尔、谢林、费尔巴哈等著名哲学家,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德国哲学家们使用了晦涩和神秘的话语,书报检查官们根本都看不懂!然而,由于19世纪的德国一直维持专制体制,长期对思想和文化的压制与在20世纪产生希特勒的纳粹体制也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一些德国哲学家鼓吹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存在即合理以及反理性等学说,都对后来纳粹主义的出现产生过一定的思想影响。美国历史学家夏伊勒指出:“萦绕在希特勒脑际的这些思想是些什么思想:对战争和征服的歌颂,极权主义国家的绝对权力,认为亚利安人即日耳曼人是主宰种族的信念,对犹太人和对斯拉夫人的仇视;对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蔑视。这些思想都不是希特勒的独创之见。这些思想来自在希特勒出生前一个世纪内支配德国思想界的一批无奇不有的学问渊博然而头脑有失平衡的哲学家、历史学家和教育家。后来事实证明,这些思想不仅对德国人,而且对很大一部分人类也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47]

   不过,书报检查制度的结果有时也会与统治者们的希望正相反,那就是有些作品越查禁却越能引起人们的好奇和关注,甚至平凡的作品也会被当作不平凡的作品。正如马克思所说:“书报检查制度想预防自由这种不合心意的东西,结果却适得其反。在实行书报检查制度的国家里,任何一篇被禁止的、即未经检查而刊印的著作都是一个事件。它被看作殉道者,而殉道者不可能没有灵光和信徒。它被看作一种例外。自由永远不会被人所珍视,而普遍的不自由的例外就更加可贵了。一切秘密都具有诱惑力。在社会舆论对自身来说是一种秘密的地方,形式上冲破秘密境界的每一篇作品对于社会舆论从一开始就具有诱惑力。书报检查制度使每一篇被禁作品,无论好坏,都成了不同寻常的作品,而新闻出版自由却使一切作品失去了这种特殊的外表。”[48]

   至今我们还能看到这种现象,就是某一被禁止的出版物却能在私下秘密流传,甚至在境外畅销并被翻译成其他文字。在没有新闻自由的地方,对重大事件或事实,由于未经官方批准不得自由报道,新闻报刊只能报道官方“希望出现的事实”。[49]这样,新闻报刊就被置于恩格斯所说的“二者择一的地位:或是歪曲事件,或是完全避而不谈”[50]—隐瞒事实真相。至今我们还可以看到对某些事件,人们普遍不愿相信官方媒体的报道,而宁愿相信道听途说的传闻。

  

   (五)受检查的报刊和自由的报刊

   从前面引述的马克思对书报检查制度的批判中就可以了解到新闻出版自由是人的独立解放的前提,是人的价值的体现。马克思认为,“自由确实是人的本质,因此连自由的反对者在反对自由的同时也实现着自由”;“没有一个人反对自由,如果有的话,最多也只是反对别人的自由。可见,各种自由向来就是存在的,不过有时表现为特权,有时表现为普遍的权利而已。”[51]尽管没有任何人反对自由,谁都愿意享受自由,但从来都有人特别是统治者们反对人民享有自由。专制统治者们或当政集团“为了拯救特权的特殊自由,他们就斥责人类本性的普遍自由”。[52]仅仅少数人才能享受到的自由只是特权,所有的人都享受到的自由才是普遍权利和自由。新闻出版自由不是个别人物的特权,而是普遍的权利,属于精神自由和普遍自由。而书报检查制度就是“反对精神的自由”。[53]

   针对莱茵省议会辩论人把报刊分成好与坏两类,并把承认恶和否定善作为检查制度的根据,马克思认为如果把报刊分成两种类型,那么就应当根据报刊的本质,而不是根据报刊之外的想象。坏的报刊在受检查的出版物和自由的报刊中都可能产生。但马克思在这里强调的是“区别受检查的报刊和自由的报刊的那种内在特性”。所以马克思认为:“受检查的报刊的伪善、怯懦、阉人的语调和摇曳不停的狗尾巴,只不过表现了它的本质的内在条件。”而“自由报刊的本质,是自由所具有的刚毅的、理性的、道德的本质。受检查的报刊的特性,是不自由所固有的怯懦的丑恶本质,这种报刊是文明化的怪物,洒上香水的畸形儿”。[54]总之,伪善、欺骗、歌功颂德、对当局的献媚和辩解、站在当权者立场上对异见的打压、市侩式地炒作、无思想与无批判的报刊和出版物在压制新闻出版自由条件下更会大量产生。

   正是基于这种内在的条件,马克思对“自由的报刊”及其意义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说:“自由的报刊是人民精神的洞察一切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体现,是把个人同国家和世界联系起来的有声的纽带;是使物质斗争升华为精神斗争,并把斗争的粗糙物质形式理念化的一种获得体现的文化。自由报刊是人民在自己面前的毫无顾忌的忏悔,大家知道,坦白的力量是可以使人得救的。自由报刊是人民用来观察自己的一面精神上的镜子,而自我审视是智慧的首要条件。”[55]在马克思看来,新闻出版自由,只要没有坏人加以滥用,都是美妙的东西。但是,还没有找到任何防止滥用的办法。[56]尽管有坏的出版物,也有人滥用新闻出版自由,但并不能因此而因噎废食废除新闻出版自由。马克思称之为第一个人权宣言—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杰斐逊1804年在一封信件中曾指出:“人可以靠理性和真理来治理。所以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向他开放一切通往真理的道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有效的道路便是新闻自由。”[57]

  

   (六)新闻出版自由与行业自由

   马克思明确区分了新闻出版自由与行业自由两种不同的概念。“由于新闻出版物是个人表达其精神存在的最普遍的方式”,[58]新闻出版自由就是人的思想自由或精神自由,因而首先为作者的表达自由。与此同时,马克思还认为“阅读和写作一样重要”。[59]这表明马克思认识到新闻出版自由不仅是作者表达意见的自由,而且也是读者的权利和自由。作为读者应有知道历史事实或重大事件真相及了解不同观点的权利。可见新闻出版自由包括了表达不同意见、揭露事实真相、传播信息以及接受信息的自由。在没有新闻自由的情况下,政府可以掩盖事实或重大事件真相甚至制造“真相”,而各种小道消息、传言乃至谣言则会更有市场,结果就是人们对新闻媒体的普遍不信任和政府的失信。

   至于行业自由,马克思指出:“当然,新闻出版也作为一种行业而存在,不过那已不是作者的事,而是出版商和书商的事了。”[60]这里,马克思所说的行业自由(Gewerbfreiheit)也许译为营业自由更容易理解,因为涉及到报社或出版社的经营活动,因而也与营利有关。因此,马克思认为:“新闻出版的最主要的自由就在于不要成为一种行业。把新闻出版物贬低为单纯物质手段的作者应当遭受到外部不自由—书报检查—对他这种内部不自由的惩罚;其实他的存在本身就已经是对他的惩罚了。”[61]

   然而,作为法人的新闻媒体如报社既可以是行业或营业自由的主体,也会成为出版或新闻自由的主体。例如,1971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审理“纽约时报社诉合众国案”中,就涉及到连载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秘密文件的纽约时报是否可以被禁止的问题。[62]在这个案件中,尽管诉讼当事者一方是纽约时报报社,但案情涉及的重点不是报社营业自由的问题,而是新闻自由的问题。[63]

   实际上,压制行业自由也会产生压制作者的表达自由的结果。在维持书报检查制度的国家,既有直接地防范、惩罚乃至迫害作者的情形,也有通过行政手段或经济手段限制行业自由来间接地压制作者表达自由的情形。后一种做法显得更为巧妙和对作者更为“仁慈”,但却同样达到了限制新闻出版自由的目的。

弥尔顿曾说过:“世间有一种人是浑身铜臭的冒牌学者。而另一种人则是富于自由精神和天才的人,他们显然生来就宜于研究学问,而且是为着学术本身而爱好学术;他们不为金钱和其他目的,而只为上帝和真理服务。”[64]马克思显然属于后一类。马克思也写道:“作者当然必须挣钱才能生活、写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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