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运祜/赵秀宁:1930~40年代中国学界的甲午战争史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8 次 更新时间:2016-08-14 16:4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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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运祜   赵秀宁  
当推中国近代外交史的专家蒋廷黻先生。蒋氏除了在前述于1933年发表的英文论文之外,历时10年,自研究近代外交史所得而成之《中国近代史大纲》,1938年在长沙作为“艺文丛书”之一种出版。(67)他在书中称赞李鸿章为“中国19世纪最大的政治家”,“从同治九年到光绪二十年的中日战争,李鸿章是那个时代的中心人物”;但也指出了李氏甲午外交失败之“误国”及其战后的“引狼入室”。而对于中国外交之失败,蒋廷黻通过研究百年来中国外交史,在随后发表的论文中得出的结论是:“第一,我们近百年对外的失败不是由于我们的不爱国;第二,我们的失败由于外交本身的尚为次要,由于内政的实为主要,内政的致命伤即现代化的建设的过于零碎、迟缓和不彻底;第三,就外交本身而论,我们的失败一部分因归咎于士大夫的虚骄,其他部分则归咎于外交机构的不健全。”(68)如此,则可为李鸿章外交之败提供了历史注脚和现实解释。

   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大纲》所构筑的近代化史观及其对于曾国藩、李鸿章等的正面评价乃至颂扬,对于中国近代史学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69),也是同时代的国民党借助于“曾国藩热”而掀起的主流意识形态在历史学上的集中反映。(70)但到了1940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于李鸿章的评论则采取了不同的立场。

   张健甫1940年发表的论文即批评李鸿章“没有抗战的决心,始终企图屈辱的和平,以求苟安于一时。”(71)但对于李鸿章的批判和否定,更主要地体现在范文澜1940年代后期在延安编著的《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72)作者指出:李鸿章是一个封建军阀和“外国侵略者选择充当最顺从的代理人”,永远是投降主义者;并称李鸿章在甲午战前的朝鲜交涉中,创造了半殖民地国家统治阶级奴隶思想的“最标本的实例”,“他的继承者一次又一次的重演这个实例。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李鸿章思想发展到最高点,人民所受的灾祸也比甲午战争不知大若干倍,中国人民要争取解放,必须反对李鸿章思想继续支配政治。”(73)

   胡绳在1947年于香港写就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认为“李鸿章这样的人,是帝国主义侵略者可以引为满意的高材生。”关于他在甲午战争前后的外交政策,作者指出:如果说,在中日战争以前,他除了用所谓“以夷制夷”的政策来掩饰其屈服外交外,还可以拿着养精蓄锐、长期准备之说来欺骗人民,那么到了现在,李鸿章的一些军事上的本钱既已在对日本的战争中输光,便只剩下“以夷制夷”一块空招牌了。……因此所谓“以夷制夷”,在这几年实际运用的结果更证明了不过是全面地向侵略各国妥协让步而已。(74)

   围绕着甲午战争的历史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展现的与国民党主流意识形态迥异的对于李鸿章的评价,是同时代国共两党政治对立的学术折射,其对于1949年后的大陆学界自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四)战争前后的中国内政

   相对于战争史与外交史,关于甲午战争前后中国内政史的研究,则是中国学界的一大缺憾。魏建猷的《甲午战争前的中国政治》,曾专论战前中国的政治情况,指出作为政治基础的经济,“战前中国新兴产业的发展是极其微弱的”,处在手工业为主的阶段,故这种经济情况“反映在政治上的,便是维持封建关系,保护封建利益的封建主义政治”,使得中国政治带着“浓厚的官僚主义色彩”和“种族观念的政治作用”,清政府是“崩溃过程中的腐化官僚政府”,这也成为中国战败的主要原因。(75)该文显示了作者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论述中国政治之目的,但是关于甲午战前中国政治本身之研究则明显不足。

   对于甲午战争前后中国政治研究之力作,当推刘适(石泉)的《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76)该书是刘适(后改名为石泉)在燕京大学研究院求学之时,在陈寅恪先生指导之下完成的硕士论文,论文原名为《中日甲午战争前后之中国政局》。据作者在该书的“自序”中称:1944年夏,考入成都燕京大学研究院,在陈寅恪先生指导下攻读硕士研究生;其写作该文之意起于是年冬季,因王信忠先生已写成《中日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一书,故其“颇欲就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之内政背景进行探索”;在获得了陈寅恪先生的首肯之后,作者乃在其指导下,于1947年春开始写作,1948年夏完成了论文。

   该书共计分为六章,以甲午战争为中心,详细考察了晚清内部政局的演变过程。作者经过研究后指出:“自同治初元,下迄甲午,三十年间,北京朝局,实日益由合趋分,由振作趋腐朽。”甲午以后,“政局全失平衡”,戊戌、庚子诸变相继皆起;辛丑以降,“南北之形势成,而辛亥革命之基础定。”从而认为“甲午一战,就中国国内局势言之,亦实为近代史上划时代之大事也。”作者在书中,尤其对于甲午战争期间的帝后党争、主和派与清流派之争,进行了较为翔实的论述。在写作方法上,作者对于史料之搜集、考辨、研讨、分析,可谓详尽、透彻、深细。

   石泉在其写作论文之时,关于甲午战争史的研究状况,就认为“关于国际情势之变迁,中外人士致力研究者,颇不乏人,脉络线索大致已明。而关于当时中国国内之局势,则尚未闻任何有系统之研讨。”(77)因此,该书与10年前王信忠先生之《中日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一起,构成了1949年以前中国学界关于甲午战争史研究的学术代表作。非但如此,鉴于作者再次所指出的“1949年以来,中国近代史在史学领域中颇受重视,成果迭出,远逾过去。而关于甲午战争前后之清廷内政背景方面,做过较全面系统研究,并提出相应看法者,则尚未多见”的情况(78),本书之现实学术价值仍然值得继续期待。

  

   三、甲午战争的总结与反思

  

   甲午战争是近代中国的一大转折,从此之后,东邻日本后来居上,一跃而成为侵略中国最用力的国家。1930年代以后,日本侵略日亟,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面对现实的民族危机和国难,学人们回望甲午战争,总结其失败的原因和教训,藉反思历史以为现实之借鉴。相关论著因此大量涌现,其在数量上也远超甲午战争史研究的其他方面,成为该时期的一大学术特色。

   (一)甲午战败的原因

   吴景贤认为中国之败于日本,“非军数寡不敌众,亦非器械精拙不敌,实由于各种人才缺乏,和内部意志不统一,以及士气不振。”(78)冯节在《甲午战争之检讨》一文中,对日胜中败的原因做了概括,指出日方胜利的原因是:“举国一致;军事上有充分准备;超然外交之胜利;深识内外情势”;中国败因为:“意见分歧;国民无国家观念;无作战决心;府库空虚;依人外交;昧于大势;秘密泄露。”(79)东莼从抗敌精神、统帅、侦查不得力、内奸、士兵纪律以及清政府的应变策略,分析了甲午战败的原因。(80)魏建猷通过梳理甲午战前的中国政治,总结失败的原因:“清季的官僚主义封建政治,是日益腐化与没落,加紧其崩溃解体的过程”,“是构成甲午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81)

   朱国定在《甲午之战》一书中,总结了中国战败的数条原因,并指出东南官员坐视李鸿章单独战斗,“不采取同一步骤,发动全面抗战,实为战败的主因”。(82)一位署名为“杰”的作者,总结战败原因为:“缺乏抗敌决心与和平误国”,“不知自力更生只知依赖外援”,“意旨不统一内部多摩擦”,“后方全无战时气象”。(83)李剑农总结失败的原因为清政府的腐败和各方面不统一,总的原因在于日本已经成了一个近代化的国家,组织系统,运用灵活,而中国依旧是旧时代的国家,无法与日本对抗。(84)张健甫也认为中国战败的原因是军队的腐败和其背后清政府的腐败,是封建主义落后于资本主义。(85)

   邵子敬认为:“甲午之役,中国未始必败,日本未始必胜,胜败之间非关军事,实是朝廷政治的失败,官吏的昏庸怕事,以致造成战败的局面。”作者还根据文廷式的奏折,认为战争失败“完全为李鸿章一人所误。”另一个原因,是英国未能与中国联合共制日本。(86)郭寿生指出中国战败的客观原因是封建的落后国家对抗资本主义新兴国家,主观原因是清政府黑暗腐败,官员不明白世界大势,相互争斗,没有动员民众,等等。(87)翦伯赞认为中国战败的原因是因为此战是“日本资本主义对中国残余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清算”,其次就是中国内部战和不统一,没有动员民众,军队腐败。(88)

   在以上关于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之总结中,中国学者们主要指出了中国方面的政治与军事等方面的原因。

   (二)甲午战败的教训

   关于甲午战争的历史教训,学者们的总结主要是为了现实的对日斗争之借鉴。

   登璈的《甲午战争及其所予今日东北事件之教训》,从外交、军事两大方面,探讨了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并且指出了其对于今日之九一八事变的教训。(89)王信忠的《甲午战事给与我们的教训》,认为甲午战争中国速败,“与其说由于李鸿章迷信外援可恃,无宁说是因为没有应战的最后决心”。“所以九一八事变的种种失策,仍然是和四十二年前甲午之前一样,根本原因是觉于没有抵抗的最后决心”。“外援是可利用而不可恃,现在我们已经觉悟了,年来政府在军事方面似乎有相当的准备,不过我们现在不但要准备,并且还要有不惜玉碎的决心,这决心不是口头的,而是真能实行的”。作者最后提出劝告:“与其到了不可战的局面下不得已而战,而不如趁早准备,赶早牺牲,还可多得一点代价”。“四十二年前的一幕悲剧,我们又重演了一大半,希望及早回头,不要直演到底”。其现实借鉴意义十分鲜明。(90)

   千家驹从财政方面总结了甲午战争的教训,他指出,在财政方面,“无论由哪方面的事实证明,甲午战争以前光绪朝的财政,是并不过分悲观的”。甲午战争的影响,“是使中国由准独立沦落而为准殖民地的地位,不但中国的政治经济,甚至清季的财政都受这次战败的打击而至于一蹶不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记取了四十多年前这种深痛的教训,在今日或许不是没有意义吧”。他指出由于赔款数额巨大,远超当时清政府岁入的四倍,“给予中国财政以致命打击,使中国财政平衡为之长期破坏,同时又因战败而举债之故,使列强在华径为投资角逐,因此而使中国正式卷入帝国主义者金融资本逐鹿的市场,中国的政治经济亦随之而沦为殖民地”。至于其长期影响,“中国财政在五十年内之所以不能恢复平衡,都可以说受甲午战争日本帝国主义者之赐呢!”最后则回应现实而指出:“假令国家没有抗战的决心,既不足以言战,亦不足以言和,战必败,和亦必辱。”(91)

   陈诚编《甲午战争之始末与教训》,归纳了五点教训:“国家不统一,便无法对外”;“军队没有最精的统帅,便不能作战”;“部队训练不精,万无不败之理”;“如果自己不去努力,依靠他人绝不可能”;“真知耻辱的人,才能切实负重”。(92)钱安毅的著作总结甲午失败之教训为:国策不定,指挥不一,敌情判断失误,军民不能合作,军纪败坏,依赖外国的心理。(93)陈训慈的《甲午战争之最大教训》从精神力量论述甲午战争失败的教训,论述了精神力量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性。(94)于炳然的《甲午战争的教训》,认为优柔寡断是甲午战争失败的主因,归纳为三点:“不能集中力量安得不败”,“不求政治进步,难期军事胜利”,“胜败取决于最后五分钟”。(95)

   上述这些主要产生于抗战期间的论著,作者们与其说是在反思甲午之战,不如说是在借古讽今,服务于当下中国的对日抗战。

   本文以上按照“时经事纬”的体例,大致根据论著发表的时间和内容,分别论述了1930~40年代中国学界对于甲午战争的研究状况。概括而言,该时代的甲午战争史研究,具有以下特点:

从时间上看,相较于戚其章先生所谓在甲午战后一个相当时期内中国学界处于“沉寂的时代”(96),(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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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国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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