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学伟:耻感与面子: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69 次 更新时间:2016-06-26 21:4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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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学伟  
在实证主义者看来,其致命的问题是需要从一个社会中的 个体身上找到所谓国民性的那些特点。接下来的问题是社会上究竟有多少人符合这些特点,最终连众数人格也形成不了。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性研究者往往会以举例 或通过本土概念来寻求国民性格特征。对于这样的做法,实证论者将其归结为“实例主义”和“语言主义”,认为这样的研究是无效的(摩尔、衫本良 夫,2007:88~89)。而他们所给出的办法是用调查和统计来实现“多元化阶层模型”。可我的问题是,为何是阶层模型而不是其他模型?显然,坚守阶层 模型的解释力也是一种主观判断。要说用实证,为什么不是性别模型、代际模型、区位模型,抑或受教育模型?当然,我们又会说,其实各式各样的模型早已全面开 花。可这表明什么呢?用不同模型或视角去区分社会,还是由各位研究者的个人偏好决定的。而为了让数据说话,大量的量化研究往往只能“就事论事”,因为只要 一有发挥,就会有主观判断。显然,社会的总体特征也是一种主观判断,所有问题只纠缠于没有数据的判断如何可能。以往的回答是排斥性的,并引发了质性研究方 法中的个案研究的再讨论(殷,2004)与解释性交往行动主义的突围(邓金,2004)等。而本文的回答是,弄清楚社会基本假设及其运行法则的确不是由数 据决定的。当然,这不是说社会的基本假设和社会容忍度不会发生变化,可变化了的假设还是假设,容忍度还是容忍度,可以用同样的方法不断寻找。

   说有关社会规则的研究不需要用数据来体现,不意味着反对数据,当然有数据更好,因为它可以告诉人们该规则的通行情况。只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数据呈现和法则 探讨不是一回事。比如要问被研究者“搞关系”对不对,他是赞同还是反对,统计出来的数据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明关系规则不重要。又如调查中国人的人情债,讨厌 和否定的人再多也不能说明他们不按此规则去做。社会总体性研究更加看重历史和文化,而这点很难用数据来一一说明。虽然举例、个案、故事和语言讨论被实证主 义者所鄙视,但它们是认识和理解规则的方法,可以顺藤摸瓜地挖出其背后的社会预设。在此,也许有人会提出代表性的问题。其实,所谓代表性是实证者建立于量 化意义上的研究要求,但是采用上述方法的人不必关注这一点,他们只需表明社会规则就是这样运行的就可以了。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明白了所谓事例的代表性问题 在此已转化为规则的代表性问题,这样的问题不涉及平均数和离散度,而是需要检验社会基本假设的契合度。为了得到基本假设上的契合度,一组亲和性概念便会被 发现,一种理想型的分析也会产生。

   米尔斯(C.W.Mills)(2001)所谓“社会学的想象力”是希望把个人事件同整个社会相连接,而我的看法是,其具体的连接方法之一还可以是将某事 例与一个社会相对稳定的容忍度相勾连,并由此发现社会的预设与运行。社会容忍度通俗地讲就是社会规则运行的底线和上限。一种在某个社会无所谓的举动换一个 社会也许就会有所谓,也许会很严重,甚至被禁止。由此,研究者给出一个事例或者故事也许并不是要表示这个例子具有代表性,而是想表示这个社会会“奇怪”或 “荒谬”到什么地步。读懂了这些“奇怪”或“荒谬”,也就读懂了这个社会。比如二十四孝的故事在现代社会是“奇怪”或“荒谬”的,但读懂了它的“奇怪”或 “荒谬”才能读懂中国传统社会。其实,包括中国古人在内,没有人认为这些故事是有代表性的,但这不妨碍我们对孝道实质的理解。以容忍度为基础来跨越不同社 会的容忍度,通过事例和故事的讲述,就可以让不同社会的基本预设及其运行上的特征呈现出来。也许我所经历的事例是个别性的,换了其他教授和学生接待我也许 不会发生;也许需要设定变量,看看是什么性别、年龄或什么阶层的人会吃光饭菜,看看在地铁车厢中保持安静是否属于上流社会或中产阶层的行为,而平民车厢则 人声鼎沸。但这些问题都不能否认事件所能呈现出的一些基本社会事实和规则。我只知道我所经历过的中国大小饭局没有吃干净的,也没有看出这其中有什么阶层和 职业的区别;我所乘坐的国内大中城市的地铁,无论在什么车厢,人们都是放开嗓门说话、打电话,也没有什么高低贵贱或男女老少之分;我还听说,我的一个韩国 同事在南京怎么也上不了地铁,好不容易上去了,可到站了却怎么也下不来,因为他不知道这里的规则不是先下后上,而是车门打开后勇者胜。

   最后,还得提示一个关键点,从一个社会中寻求到的行为法则并非专属于该社会。在中国因耻感或丢人而自杀的例子也不少(吴飞,2009:207~209), 近来亦有报道说一些地方官员也采取了这样的行动,我的解释是其保护层消失了;而日本人也有小团体对个人过失的保护,只不过这样的小团体大多在集团内部(中 根千枝,1982:112)。行为法则的研究不反映所有国民的行为特点。当其前提假设、发生条件和逻辑关系清楚后,便可以解释各个社会都有的此类行为人 群,哪怕这样的人群在其所在社会不占主导。

   注释:

   ①此处中译本原译成“试图从中找出某些因素的独立性或相互依赖性关系”(本尼迪克特,2012:16),我核对原著,对译文做了修改。

   ②比如李泽厚(1999)的《中日文化心理比较试说略稿》看似讨论文化心理,但主要比较的还是思想文化,是哲学方面的探讨。

   ③自我效能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班杜拉(A.Bandura)提出的概念。他认为同人格相比,自我不是那么确定,而是处于变化中,它会随时处于社会认知的信息加工中,以便对特定情境中的自我能力进行判断(班杜拉,2003)。

   ④总体上讲,中日都重视天人关系是因为它们都属于泛神论和无神论(森三树三郎,1995),也有学者希望通过探索日本人的神话找到其精神的原型(布鲁玛,2010),还有学者希望对天人关系和神道教加以区分(李泽厚,1999),本文无意进行这样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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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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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学研究》2016年第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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