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江:践行法治是新闻事业发展之本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64 次 更新时间:2016-06-19 15:5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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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江 (进入专栏)  

*孙志刚事件间接推动了收容遣送条例的废除

  

   孙志刚事件导致了收容遣送条例的废除。但雷洋事件能否相应带来类似法律法规的制定或废除,目前还并不清楚。中国有《警察法》,有些法律本身还不错,有些法律是在法治环境好的时候出台的,特别是十年前,但现在是否能执行还不清楚。约束公权力很有必要,比较迫切。一般来说,交警、户籍警比较克制,但刑警等具有强制性权力的执法者需要加以更严厉的制约。

  

   在中国要解决这样的问题,政法委和更高的领导恐怕扮演着重要角色。这里就有一个悖论:本来要推行法治,法律之外的力量是不应该介入的,可是在中国,往往只有外部力量介入了,一些事件才能解决,但是介入的力量本身又损害了法治。我想我们更应该遵守的规则是“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而不应该用运动的方式解决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法还是要接受社会监督,公开透明,执法时也严格按照法律程序,拘留所内部也要在监督之下,必须有摄像头,不能说没有装或者刚好坏了,另外还有“临时工”经常沦为执法机构替罪羊的问题,素质不够的“临时工”被雇佣来执法,但出了问题经常替正式人员背黑锅。

  

   我认为立法、司法、行政还是要分开,行政部门要受到法律约束。其实相关的拘留行为都是需要法律依据的,但有不执行的问题。不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最终还是会留下后遗症,如孙志刚案之后,报道孙志刚案件的《南方都市报》领导程益中、喻华峰、李民英不久就被调查,有的因“经济问题”被判刑,这是否算是一种秋后算账? 虽然依法治国的国策已经制订了二十年了吧,但是法治如何才能真正实现?现在看来,最近一段时期在某些地方是在倒退。

  

逝去的中国新闻“黄金时代”

  

   爱思想:2003年记者节当天央视《讲述》栏目评出八大“风云记者”,您在之前和2013年评论陈永洲事件时,写下《愁云惨雾笼罩下的记者节》一文,认为“这期节目成为一种新闻事业的励志片,激励了一代新闻学子,同时我隐隐感觉它势将成为一种绝唱。”您为何在记者的“黄金时代”就感觉到这个时代是个绝唱?

  

   展:因为当时(2003年前后)环境确实是非常理想,官方与新闻界有共识,要一起推动这个环境的改善,即形成跨行业、跨地区的舆论监督,随后这种共识不复存在。地方当局开始向中央告状,说是新闻媒体的监督干扰了他们的工作。应该说,这种告状效果是很明显的,到了2004年秋天,中央就出台了禁止跨行业、跨地区舆论监督的规定。我觉得这背后是维稳思维和地方官员对自身利益和地位的担忧。地方官员经常因为腐败担心自己的命运,而腐败越厉害,越希望利用手里权力干预对当地的新闻舆论监督。

*《南方周末》曾是中国新闻黄金一代的象征

  

   在习近平倡导反腐以后腐败有所遏制,但实际上腐败现象是普遍的,揭露的是少数。地方上产生腐败的原因之一是对官僚的评估以经济指标为主,地方政府经常靠出售项目特许权和国有资产盈利,以创造高税收的指标成果,其中难免权钱交易,所以就出问题了。比如对环境的破坏问题,地方上通常不喜欢主张环保的媒体人。

  

   好像有种说法是中国记者是最危险的职业,其实中国记者面临的最主要的风险不是人身安全、而是记者的职责在这样的环境下无法履行。2014年之后,揭露问题性质的新闻报道空间进一步压缩。眼看新闻理想无法实现,很多人渐渐离开,有的尝试其他行业,有的去了其他媒体,有的离开了又恋恋不舍地回来。可见媒体从业者并不完全以报酬高低为职业选择的主要标准,多多少少有一些热忱的理想。关于业内工资多少合适还有过南北之争,南方报系主张记者要过上体面的生活,新世纪之初南方系记者的工资就差不都达到1万元左右,当时北京的王克勤这样的资深记者也还只是拿着两三千的工资,而且北方媒体整体上工资低于南方系。但对于很多从业人员来说,还是有共识的,主要的共识就是实现自己的价值。

  

逆境下求真新闻人的火种

  

   爱思想:您刚才也提到了新世纪初新闻环境与当前是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您认为在当下新闻从业者和新闻院系学子如何做才能更好地追求新闻理想?

  

   展:我也很难开具体药方来谈如何改善中国的新闻环境。目前一些新闻系的学生以女生和中产阶级子女为主,追求稳定和稳当的工作,他(她)们的家长也不主张子女去冒险,这个当然是无法强制的。但我还是相信,这里有一部分人是很有想法的,中国还有一小部分媒体还是不错的,如财新、《财经》、《中国青年报》和《新京报》等,还有一些人可以进入国际媒体,这个当然比较困难一点。说到财新,创始人胡舒立刚刚获得普林斯顿大学荣誉法学博士,胡舒立做了一届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的院长,不过仍是这个学院的教授。

  

   选择这个专业的人,就业未必是大问题,但选择到自己喜欢的专业岗位,未必完全可能。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信息市场里有太多质量低劣的东西,而社会迫切需要准确、客观、具有解释性的信息,这就需要新闻专业主义了,它的火种还是可能被艰苦地保存下来。比如现在我们看到,一些传统媒体的调查记者在当前的环境下很难再开展调查性报道,他们就转移到门户网站或者行业报,以一种非传统的方式来承续,新闻理想的火种还在。但是门户网站的记者没有记者证,这对记者职能的发挥还是很有限制的。

新媒体与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

  

   爱思想:老师对当前美国新闻体制在大选期间发挥的作用是否有观察?比如像桑德斯及特朗普这类两大政党内的边缘人是怎么样利用新媒体的?

  

   展:今年大选我倒是没有特别关注桑德斯和特朗普,我稍微关注了希拉里。今年好像都是老人的选举(笑)。曾经的里根总统被人嫌老,但今年三个重要的候选人平均年龄差不多都是70岁上下。桑德斯、特朗普为非主流候选人,偏左翼的桑德斯还有缺乏主流竞选资金募集渠道的困扰,所以可能比希拉里更加依赖非传统媒体。新媒体最突出的好处就是省钱,当然特朗普因为是富豪,有可能并不窘迫。在政治选举中,最为重要的是如何吸引选票。回到传播学的研究,传播学有专门针对大选中如何改变人的态度的研究,如1944年出版的《人民的选择》一书,专门研究大选过程中的媒体影响当地有多大。改变人的态度是很困难的,这本书提出了两个理论:两级传播和意见领袖。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主要候选人希拉里和特朗普


美国战争时期新闻体系的演变

  

   爱思想:老师曾经特别关注美国战争时期的新闻体系,您现在对最近二十多年来战争时期的美国新闻体系有什么看法吗?与过去一战、二战和越战时的新闻体系的比较起来如何?其中是否有什么重要的演化?

  

   展:嗯,这个议题我已经很久没关注了,不过可以随便说说。美国战后成为超级大国,后来战胜另一超强苏联并主导了整个世界秩序。1991年时的波斯湾战争,电视几乎主导了整个新闻,直到2000年左右电视一直是最强势的媒体。CNN记者阿内特曾经只身一人留在巴格达,被允许做伊拉克方面的独家报道,当时看来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联军对报道是有管制的,但因为是局部战争,这种管制并不是全方位的。而一战和二战时有全面的新闻管制,当时成立了五花八门的官方和军方机构来负责这些管制。在波斯湾战争中,中国的官媒也开始参与报道,主要是《人民日报》、新华社这些媒体。二十一世纪以来互联网开始更多介入,互联网这样的非传统媒体在弱势一方被作为“弱者的武器”广泛使用,比如现在的“伊斯兰国”,似乎根本不存在“官方”的传统新闻机构。另外,半岛电视台在阿富汗战争以后迅速崛起,半岛台依据语言和文化背景的优势,轻松占据了阿拉伯世界的市场。半岛台的背景是官方的,但似乎又是非官方的,它用和西方媒体不同的角度去开展报道,自称客观中立,但是它是否真的中立,到底是谁提供资金等支持,还值得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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