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月枝:媒体啊媒体,你真能“一仆二主”吗?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50 次 更新时间:2016-06-14 00:1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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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月枝  
王斌余是一个讨薪的工人,被工头逼得没办法了,一怒之下杀了几个人。因为出现了讨薪出人命的事情,刚开始,新华社作为传统党报原则的体现,就把他当做一个让各级领导和全社会汲取教训的案例,其报道口气相当于说,“你看看,如果逼急了他们是会走这样的一条血腥的路的”,所以我们要给工人发工资。但是,当左翼网站有把王斌余的境遇为全体工人阶级说事的时候, 商业化的媒体就非常警觉,不愿意把王斌余的事情和工人阶级普遍利益相联系,而说媒体应该就事论事地客观报道王斌余杀人这一事情,也即刑事案件本身。也就是说,商业化的媒体——尤其是以《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为代表的商业媒体很快就认识到,在王斌余这个事情上,不能把他的当做为工人阶级整体利益说事。在他们看来,受到压制没法拿到工资这个问题应该是一个个体问题,而不应该当成工人阶级的普遍的问题。这个事情就和前面孙志刚事情成为对比。报道孙志刚事件的时候,媒体用的是自由主义的框架,孙志刚代表者所有在城市里面没有户口的公民。总之,商业化媒体在这两个问题上有两套标准。

   还有一个例子,2004和2005年那段时间,在郎咸平反对国企的私有化的极端行为的同时,重庆的一个工厂的工人阶级为反抗工厂私有化正在进行艰辛的抗争。但是商业化媒体就是不报道工人阶级的这些斗争,却把郎咸平报道成“孤军奋战”的英雄。

   从以上案例,我们也可以发现,国内媒体和工人阶级的抗争的互动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到了通钢事件发生的时候,由于其极端性和暴力性,包括《中国新闻周刊》这样的媒体对工人阶级的抗争开始有所报道;但是,直到本田罢工的时候,媒体的报道才更多一些,对工人阶级的利益呼吁也有所正面反应。但是,我们也能清楚看到,商业化媒体对工人阶级的阶级利益的报道,尤其是工人阶级为掌握自己生产资料所进行的抗争,没有任何的同情,甚至连最起码的理解都没有。对这样的立场,商业化媒体就是视而不见。

   也就是说,相对于党报,有时候市场化媒体还是报道了一些包括工人抗争这样的底层问题,但是这个报道本身是放在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的框架中的。一方面,改革开放的过程本身就包含着媒体的商业化过程,不管执政党或者媒体改革者是否有意要把工人阶级的声音边缘化,但是客观上就是这样的效果;另一方面,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是新工人阶级形成的过程,而在新工人阶级在形成过程中,在主流媒体上没有自己的声音,在商业化媒体上也是没有声音的。这就是我们中国改革开放的意识形态现实。

   新时期由于媒体对工人阶级视而不见,最多大概五一节的时候来一句“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再做一点官样文章,平时基本上很少有工人阶级视角。在上海某大学任教的一位同事告诉我,在给本科生上课的时候 ,有一个学生站起来问:老师,什么叫做工人?也就是说,连“工人”这个词都在公共话语里面都消失了。这个现象的确触目惊心,也不能不让人揪心。一方面宪法宣称这是一个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另一方面在现实中工人阶级的声音基本上被边缘化了,或者在话语层面根本就不存在。

  

工人阶级传播的希望?

   通钢罢工事件中,工人阶级的铁拳都把资本家的代理人给打死了,这种是属于“人咬狗”性质的新闻,具有所谓的“新闻价值”,这种情况下可能媒体再也忍不住了。官方的媒体也好,商业化的媒体也好,都开始报道这个事情。但是这种报道不可能真正地站在工人阶级一边说话。中国媒体是通过革命出来的,它的合法性建立在一个列宁意义的党性原则的基础上,但是这个过程中由于党本身的阶级基础的变化,党本身变得右翼化或者说全民化——有些党员甚至官僚资本化,政治立场发生了变化。当上面主管舆论工作的领导,在指说市场逻辑和掌握舆论导向是一致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他们是不懂装懂呢,还是真的不懂。官方的说法是说,社会效益第一,商业效益第二,争取两者结合,但是怎么结合?如果你承认这个国家是要走向社会主义的,那怎么想象一个商业化的媒体体制能与此同时是一个保持社会主义性质的媒体体制呢?国内媒体一直宣称改革道路是一个康庄大道,在这个过程中要保持舆论导向。那么市场化怎么能保证媒体的社会主义导向、保证工人阶作为国家领导阶级的文化领导权呢?这几年有关部门不断重申党媒要姓党,也通过党政号令要求媒体“走基层”,开展“三项教育”、群众路线教育等活动。也就是说一方面它要深化媒体市场化,通过商业逻辑把媒体做大做强,一方面又用政治手段、动员的手段,让记者们不要脱离群众不要脱离底层人民。虽然这些政治措施也有一定的作用,但要从根本上要扭转媒体的中产化甚至资产阶级化的倾向,是不容易的,因为整个奖赏机制和日常运作逻辑都是商业化的,媒体人已经内在化了的价值体系和专业规范也是深受西方新闻观念影响的。从习近平总书记的文艺座谈会中对极端商业主义的批评可以看出来,也许上面对商业主义是有所警觉的。但文艺座谈会的所针对的是艺术界、艺术家、文艺界,而不是媒体界。到现在为止,据我从外部观察,除了近年两会上针对收视率的一些道德主义的批评,政治体制对媒体商业化的政治后果的认识仍然是不清晰的。

   实际上,就是在学界,深入研究媒体商业化的本质的传播学者也非常稀缺,只有我们这些搞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少数学者,苦口婆心地希望把商业化媒体的政治逻辑解释清楚。现在是很关键的一个时刻,从文艺座谈会上对极端商业主义的批评和对所谓的党管媒体、政治家办报的不断重申可以看出来,官方是想从政治角度来认知媒体的。但是如果对媒体商业化的政治内涵的理解出发,如果从共产党的宗旨出发,我觉党性原则和商业化的媒体运作机制,更不必说网络媒体的国内外资本主导,这两者之间,是有张力、甚至不可调和的矛盾的。

   这几年,主管部门在压制某些声音方面是变得越来越重手,如果用西方新闻自由的话语来看中国媒体管理的现实,就必然会得出管得越来越紧这一结论:西方媒体也是这么报道的。当下的理论挑战是,能否理直气壮地回到列宁的党性原则和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而当下的媒体机制和媒体实践挑战是,能否真正让“工农联盟”这一宪法中的权力主体在舆论场中有更实质性的表达?

   (本文根据赵月枝教授在破土内部学习中的讲座内容整理,综合整理:胖头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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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破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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