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国勋等:走出韦伯神话(三)

——《儒教与道教》发表百年后之反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49 次 更新时间:2016-06-03 00: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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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韦伯也发现了类似的问题:“无论何处,只要近代资本主义通过提高劳动强度而开始提高人的劳动生产率,它就必然会遭遇到来自前资本主义的……极其顽固的抵制。”14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对此有着深刻刻画。我们也看到,在欧洲、美洲、日本,人们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而近代中国的企业家们对解决这一问题有着不同的思路。

   我们以卢作孚的民生公司为例稍做说明。卢作孚对工人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培训和塑造,这种管理和训练远远不止是为了提高他们的技能和工作效率,而是全面的人格塑造。对此,卢作孚和工人们也都有着明确的自觉意识。卢作孚用一系列的制度和方法来推进他认为中国人最缺乏的“集团生活”。在他看来,“教育”甚至就是民生公司最重要的事业。“企业管理方法的实施,特别重在工作人员的训练,训练所有的工作人员使有秩序的配合活动,使其活动有效率,有技术,且有管理的技术,事业即学校,且为最实际的学校,此其精神为教育。”卢作孚认为:“管理问题的核心,全在建立秩序。在使每人行动有确定的秩序,全体行动有相互配合相互衔接的秩序,贤明的管理者即为此种秩序的建造者与执行者。”15卢作孚长期在公司内部坚持的这一工作在今天看来是令人震惊的。虽然程度不同,但当时一些重要的、标志性的企业当中,都或多或少有类似的举措。比如宋棐卿的东亚毛呢纺织公司、刘国钧的大成纺织染公司、陈蝶仙的家庭工业社有限公司、萧则可的宝元通兴业公司、陈光甫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范旭东的永久黄集团、荣家企业等等。这些尝试大多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1949年后共产党在国营企业中也进行了类似的由官员主导的更为激进的尝试。

   表面看起来,这些企业家借用了基督教、佛教、民主等等伦理资源,乃至一贯道等民间宗教来塑造工人和工厂秩序,但究其实质,差别并不那么大,就一定层面而言,可以说都是儒教的变种。企业家不仅改造和借用了儒家的伦理资源,而且也是在尝试接替士绅的社会地位。

   中国近代的企业家大致可以分成两代或者三代。第一代,也就是张謇那一代,本来就是从士绅转变过来的。20世纪初期出现的企业家,受到“五四”影响,或者有留学背景。由于“五四”的洗礼,这两代企业家的世界观有着巨大差异,但在社会层面上,不仅张謇那一代绅商继承了士绅的地位,“五四”一代的企业家也在尝试承接这一传统。他们在工厂中树立自己的权威,确保工厂的秩序,尝试成为社区领袖,只是他们的舞台不再是乡村,而是工厂。他们不仅要扮演主导者的角色,同时还希望自己是道德权威和庇护者,乃至教化者。在近代中国,社会和国家得以成立的前提并不是社会契约,自由的人从没有出现过。因此,在企业这样一个人为创造出来的团体之中,正像卢作孚阐明的那样,它同时是政治的、教育的和心理的。企业家不得不担负起“立法”的重任,并且为这样的“立法”训练合格的“国民”。

   当然,企业家在实践中对儒家伦理做了改造、发挥,比如更注重积极入世而不是个人的道德修行;用社会和经济成就来重新构造地位和特权,而摆脱了对土地和身份特权的依赖;在实际的管理和制度建设上,更为强调和重视理性,而不是经验。他们试图借助家族伦理或者类家族伦理来加强与工人的联系,强化对工人的影响。企业家尝试把这种伦理精神以相应的方式灌输给工人,通过训练、强制,使之信服遵从。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企业家和工人的关系是中国近代以来精英和大众关系的一个缩影。

   回顾中国近代企业家的这些尝试,我们会发现,他们的精神属性、追求,他们所建立的企业制度和模式,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港台企业家迥然不同,但我们可以毫不迟疑地说,这两种模式当中都贯穿着儒教的精神元素。我们可以从很多方面来解释它们的不同,但如果从儒教来说,这一现象则深刻地告诉我们,儒教内部有着怎样的张力和丰富性,同时,它也有着很强的生命力,尤其是在面对巨大现实冲击时,儒家产生出了完全不同面向的变种。因此,或许任何对儒家过于简单的、本质性的判断都是可疑的。

   遗憾的是,20世纪90年代,当中国企业再次快速发展的时候,企业家选择了港台企业家所创造的家庭式的资本主义,而鲜有人继续近代中国企业家的努力。虽然对于类似富士康这样的企业,人们往往不认为它们与儒家伦理之间有着紧密联系,但实际上,它们正是此前港台企业家精神,也就是所谓华人资本主义的继承人,无论是在制度和文化上,还是在经营企业和管理工人的方式上,都是如此。这种企业制度存在着很大的问题,但我们几乎没有能力从根本上找到解决的办法,因为我们缺乏选择,无论是现实中,还是理念上。中国近代企业家的尝试被完全忽视和遗忘,在某种意义上加剧了这一困境,本来两种充满张力的企业模式可以展开竞争,推动企业制度发展和创新。或许在企业制度上,中国能给世界做出更多贡献。

   综上所述,就我们所讨论的韦伯命题而言,究竟是否只有新教提供资本主义诞生的精神资源,如果用经济发展来衡量,这一论断还需要更多的实证检验,从目前的研究来看,或许这个结论过于武断了。至于儒家是否限制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实证研究的结果大多是否定的。经过一些改造和转型,儒家伦理不仅适应了现代企业,而且创造出了两种不同的企业模式。当然,这些典范,以及儒家的转型,都还需要深入研究。但可以肯定,认为儒家是阻碍中国资本主义诞生和发展的主要原因,恐怕很难成立。

  

   梁治平:有个小问题给高超群。你提到对两个韦伯命题的验证,你说的对前一个命题的验证,是针对韦伯以后的社会做的,还是对韦伯所设定的那个历史节点来搜集资料做的呢?

   高超群:关于韦伯的那个研究,他们使用的是1900年前后德国各个地区的数据,可能没有更早的完整的数据。此外,也有学者做了进一步的研究,用1300—1900年德国272个城市的数据和类似的方法,其结论更为激进——新教本身对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没有显著影响。

  

   梁治平:资本主义的发生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发展

   这里有一个区别,资本主义的发生和资本主义的发展,韦伯讲的是发生的问题。韦伯提到,儒教和中国内部的理性化程度,在社会不同领域和部分都有所表现。他甚至认为儒教和资本主义可以有一种融洽的关系,会有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但他的基本判断是,产业的资本主义在中国社会的精神和制度的条件下没办法产生。另外,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里面还讲到一点,即便是在欧洲,新教伦理也只是在资本主义发生的时候才是重要的,一旦这个阶段过去了,资本主义产生以后,它就不再重要了,可以被别的东西替代了。当然,这样的命题肯定有很大争议,因为当时没有现在的统计学手段,没有各种现代科学工具,它是一个定性分析。但是逻辑上来说,现在的验证要针对发生的问题,要证明或者证伪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进而产业资本主义兴起之间的内在联系。至于儒教文明与资本主义的亲和性,现在已经不是问题了,这方面的实例很多。有意思的是,中国的史学界曾经想证明中国已经有资本主义萌芽,任其发展下去就能够产生资本主义。

  

   苏国勋: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产生只是具有选择的亲和性

   自从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出版之后,这个问题一直争论不断,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众说纷纭,一直延续到现在。韦伯在世的时候反驳桑巴特等一些很有名的人,后来出了一本论战的专辑,收入了韦伯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命题的一些回答。从经验和材料可以看到有很多,从调查研究证明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相关的,有的是无关的,两方面都有,包括一直到后来工业化时期变量的数目在增多,如识字率等。

   这里面有一个什么问题呢?韦伯从来没讲过新教伦理是导致资本主义发生的原因,并不是说资本主义产生一定和新教伦理发生关系。他讲的是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产生具有选择的亲和性,一定在其他因素配合下,如结构因素、历史性因素等,才能起作用。同时,我们讲空间和时间的问题,也就是地域和时代的问题也在起作用。另外,还有很多偶然因素也在起作用。而一到东方,尤其到我们这里就简单化了,好像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就是一回事。

   从现实来讲,我们可以看欧洲。欧洲2009年经济危机以后,一直到现在经济没摆脱危机的都是天主教国家,像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法国,而经济上挺过来且表现很好的是英国、荷兰、瑞士、德国,都是新教国家。现在天主教国家经济出现问题有好多因素,比如说法国还有好多内部的因素,北非的移民实际变成了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毒瘤,弄得国家一直不安定,疲惫不堪。这样的经验材料既不能证明韦伯的命题,也不能反驳这个命题。

   韦伯这个人是学法学出身,一生在德国几所著名大学都是做经济史教授,全部著作都是社会学著作。他就是这么一个人物。去世前,他在慕尼黑大学一直教经济史。《社会经济史》就是他的讲稿,之后由学生根据记录整理出来的。他讲促使经济发展的因素有好多,在这本书里面就列举了资本主义产生或者发展的诸多原因,除了新教伦理以外,还有其他制度性因素,最典型的是要有形式主义法律,因为资本主义的产生必须要求社会运转得像机器一样稳定。许许多多的制度性因素、结构性因素、法律性因素、行政因素与文化性因素的相互作用,才导致了资本主义在欧洲发生和发展。韦伯是从文化论和制度论两方面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的,它的比较宗教研究主要以文化论为取向,如《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儒教与道教》等,而《经济与社会》、《社会经济史》主要以制度论为取向,多管齐下研究宗教伦理与经济心态之间形成关联并相互作用。

  

   黄万盛:是“资本主义精神”而不是“资本主义”

   从上午到现在,反复涉及的一个问题,就是凭什么韦伯要把新教和资本主义的关系当作一个标准来看待中国的问题。各种各样的讨论,实际上都指向这个问题。有老师说了一个方面,就是因为在世界范围里资本主义实践的成功。我相信这的确可以成为理由。但对很多韦伯学者而言,这是把历史倒回来看的结果,可谓结果推理前提。在当代,这种学术方法和学术立场有不少拥护者,至少一部分美国学者是这样看的,认为全球化的出现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张有关,既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又是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最好条件。这样就进一步强化了韦伯学说中资本主义精神的因果论——资本主义的新教前提。

   韦伯不仅讲新教,还以新教论儒教和道教,除中国外,还涉及其他宗教。为什么这么关注宗教形态和宗教文化?这就是为什么上午我特别强调他那本书的名字里讲“资本主义精神”,而不是“资本主义”。他实际上是讨论有一组伦理价值要素在新教的改革中出现了,而这些要素的成长和资本主义产生所需要的精神体系形成了逻辑关系,重点是在研究资本主义精神。他有这样一个观念,后来成为很多人的共识,即认为新教最核心的特点,是改变了基督教当中人必须通过教会和上帝沟通,即人可以不经过教会直接与上帝对话,人自己就是面对上帝的责任主体。所以,通过新教完成了人文主义的转变,就是人的主体性,人的自我觉醒。我非常赞成苏国勋早上讲韦伯关心的是“入世的境遇”。什么叫入世?入世是把个人从教会的宰制性统治下面解放出来。新教虽然是基督教体系,但有它的世俗性。

韦伯及早期的先行者是在这个意义上讨论宗教精神的意义,强调作为自觉和独立的个体怎么去面对上帝,怎么去承担责任的。具体到新教教规伦理,例如,人有创造财富的责任,却没有挥霍财富的权利,我们可以想象这套伦理体系跟资本主义发生所需要的一些要素可以形成配置关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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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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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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