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史密斯:公民不服从与公共领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36 次 更新时间:2016-05-19 00:32:18

进入专题: 公民不服从   公共领域   审议民主   审议惰性  

威廉·史密斯  
其目标应该限于让公众注意到相反的观点,以及推动反惰性的审议。[28]

  

三、反对意见

   上述把公民不服从作为一种恢复公共领域的方法来辩护的做法,对审议民主的理论和实践具有更为广泛的意义。我将在结论部分讨论这些意义,不过在此之前,有必要回应三种针对这里所提出的公民不服从理论的重要反对意见。第一种反对意见认为,到此为止,还没有证明公民不服从是一种特别有效的对抗审议惰性的方法。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可能有其他一些能够动摇惰性制度的方法,这些方法无需公开地、出于良心地、非暴力地违反法律。这一反对意见要求说明,为什么要用公民不服从行为来反对惰性,而不用符合法律的政治参与或反抗方法。

   我们可以通过考察作为一种表达方式的公民不服从的特征来满足这一要求,这些特征把公民不服从与符合法律的参与区别开来,并使得它是一种对抗惰性的更有效的方法。具体而言,公民不服从有三个这样的特征,它们都源于一个事实,即公民不服从意味着一种对法律公开的、出于良心的、故意的违反。首先,正如人们经常所指出的那样,被逮捕的可能性以及与公民不服从行为相伴的监禁和惩罚可能会让更多的公众注意到这种特殊的事业。这是因为,相对于符合法律的游行或运动来说,出版社、广播和网络媒体组织当然更有可能报道涉及违法的反抗。支持公民不服从行为的这一考虑在自由社会中特别有说服力,在自由社会,无论出于何种原因,新闻媒体往往不会全面报道符合法律的政治运动。其次,这种反抗还有另外一个常常被人提到的特征,即拒绝将反对形式限定于符合法律的意见分歧,并甘愿冒受惩罚的危险,这是从事公民不服从者用来表达对法律和政策的强烈反对的一种特别有效的方法。这种表达的价值并不是像功利主义所认为的那样,在于让法律和政策对偏好强度作出反应;相反,这种表达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表达强烈的反对往往是一种影响听众的有效方法,没有这种影响,听众就是被动的或者自鸣得意的。从事公民不服从的公民以一种能够表现出他们对法律和政策的强烈反对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反对,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希望这种表达可以形成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下,他们的观点的价值能够在公共领域中得到考虑。

   这种反抗方式的第三个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在于,通过从事公民不服从,公民发起了一场与当局和公众的道德对话。这种反抗提出一种挑战,因为当局必须决定是否要对从事公民不服从者的行为进行起诉和惩罚。鉴于人们普遍认为符合法律的惩罚表达了道德上的谴责或不赞成态度,因此这种决定具有一种重要的象征意义。在做出这种决定的过程中,当局也许不得不反思受争议的法律与政策的价值,反思不服从的公民所采取的反对这些法律与政策的行为的恰当性。当局有可能会将注意力的重点限定于谴责从事公民不服从的公民的行为,从而回避就受争议的法律或政策的价值进行对话。在这种情况下,当评论者、意见的塑造者(opinion-formers)以及感到忧虑的公民争论反抗所引起的制度谴责以及反抗本身的价值时,公民不服从仍然能够引起公共领域的道德对话。公民不服从并不是引起当局和公众的赞成反应或不赞成反应的唯一方法。不过,相对于以符合法律的方式表达不同意见,它确实具有一种优势,因为它自动地引起了公共领域中关于惩罚的恰当性的争论。换句话说,相对于符合法律的反抗方式,要忽视公民不服从会困难得多,因为必须在是否应该惩罚公民不服从的实践者这个问题上做出判断。罗尔斯抓住了在这里发挥作用的那些因素,他指出:“一个共同体的正义感更有可能在下述事实中得到揭示:多数派不可能让自己采取对于压制少数派并依照法律的允许来惩罚公民不服从行为来说是必要的那些措施。”[29]

   第二条反对意见并不否认公民不服从是一种对抗惰性的有效方法,但是它声称,这是一条追求该目标的不当方法。这里的担忧在于,审议理论为公民不服从的正当性所设定的门槛太低了,从而会给民主社会带来有害的后果。存在着陈旧的、站不住脚的、甚至是霸权式的观点与假定,这是任何公共领域的一个或多或少具有永恒性的特征。若允许公民从事针对民主社会这一常见特征(endemic feature)的公民不服从行为,就可能会导致这种可能破坏社会稳定性的非法行动主义本身变得很常见。

   有两种方式可以回应这一反对意见,它们都无需否定下述合理主张:惰性是公共领域的一个常见特征。第一种回应指出,正如这里所理解的那样,公民不服从是一种受到约束的或自我限制的非法行动主义。它是公开的、非暴力的、出于良心的反抗,旨在向民主的多数派进行呼吁。其运用被限定于推进重要的话语,尤其是这样一些话语,它们在受重大决定影响的各方的根本利益方面,以及在重大决定的长远后果方面,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考虑。它的目的并不在于强制多数派修改一个决定,相反,它旨在通过向公众提出一种观点来推动或促进审议。因此,简单地将公民不服从等同于无法无天,或等同于旨在阻碍民主决策的贯彻的挑衅式反抗形式,都是错误的。这种反抗形式所包含的自我限制意味着,事实上,就算公共领域吸收了大量的公民不服从行为,民主社会的稳定性和完整性也不会遭到任何总体上的威胁。

   第二种回应方式是强调公民不服从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个特征可以缓和下述合理担忧:公民不服从的运用将变得如此常见,以至于对民主社会的稳定性和完整性构成威胁。理由在于,正如我们刚才已经看到的那样,选择用公民不服从来表达他们对法律的谴责的公民承担了被起诉和被惩罚的巨大风险。从事公民不服从的公民可能会遭受惩罚,这一事实不仅促成了他们的反抗的影响和象征意义,而且对于公民不服从行为本身来说,也是一种内在于其中的遏制因素。从事公民不服从行为可能会付出高昂的代价,这种代价可以用来阻止其运用,除非它支持的是最为重要或紧急的话语。安德鲁·萨博(Andrew Sabl)提出了一个类似的观点,他注意到,以惩罚相威胁或运用惩罚,这可以作为一种遏制不真诚的或轻率的公民不服从行为的因素。他将这种遏制因素比作开放的体育锦标赛的准入费,因为“锦标赛的开放性要求参赛者付出一定的代价,以便阻止那些不太可能赛出好成绩的轻率参赛者入赛”[30]。这种“准入费”通过阻碍那些可能会威胁到民主社会稳定性与完整性的公民不服从行为,从而促成了公共领域的成功运转。它也促进了作为一种表达方式的公民不服从的效能,因为它有助于预防一种危险,即由于过度的使用和太常见而导致公民不服从的影响可能减弱。

   这些思考也许激起了第三个针对公民不服从的审议理论的非常不同的反对意见。这种理论把受惩罚的危险作为公民不服从的有效性的一个方面,并把它作为一种威慑机制。这种思路也许会遭到一些捍卫公民不服从的道德权利的人反对,他们认为这种权利包括了一种反对惩罚的权利。戴维·莱夫科维茨(David Lefkowitz)最近将这种权利建基于公民通过符合法律的渠道和受到适当限制的非法手段来参政的利益。[31]他主张,仅仅因为从事了公民不服从便惩罚公民是不对的,因为惩罚是在表达道德上的不赞成或谴责,而这是对运用我们道德权利作出的一种不恰当的反应。[32]如果这个观点是正确的,那么以审议理论所建议的那种方式利用受惩罚的危险就是不恰当的。

   这是一种颇有说服力的反对意见。但是作为回应,我要说,公民不服从的道德权利(如果存在着这种权利的话)最好被认为已经包含了一种反对惩罚的权利,这根本不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公民有道德权利从事公民不服从行为,我们似乎可以合理地主张,这种权利至少有一部分理据在于,公民可以从事一种受到适当限制的非法政治参与(这种参与意味着受惩罚的危险或风险)乃是符合公民利益的。这是因为,正如前面所讨论的那样,从事公民不服从使得公民能够要求当局用惩罚来谴责他们的行为,从而发起并加入公共领域当中的一场道德对话。事实上,公开承认一种反对惩罚的权利,这会阻碍公民发起这样一场道德对话。如果并没有受惩罚的风险与公民不服从相伴随,那么公民选择一种非法的而非符合法律的政治参与方式的理由就要少得多。这里的观点并不是说,当惩罚降临时,公民应该表示“欢迎”。公民希望不要遭到惩罚,这是完全合理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受惩罚也许就意味着他们的运动获得了一种道德上的胜利。也有可能,在很多情况下,当局利用他们惩罚从事公民不服从者的自由在道德上是错的,尽管这样做可能有一种好处,即阻止未来的行动。关键在于,因为从事公民不服从行为而面临的遭受惩罚的风险不应该被取消,因为这样做会阻碍公民的一种利益,这种利益源于公民能够进行一种包含此种风险的政治参与,尽管这或许听起来是违背直觉的。

  

四、结论:审议与行动主义

   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促进一种持续不断的努力,即构建一种公民不服从理论,这种理论要作为典型的自由主义进路的合理替代理论。我认为,可以借助于公共领域概念来构建这种理论。不过这种想法涉及许多更为广泛的问题,这些问题与审议民主和某些形式的直接行动之间的关系有关。在即将结束讨论的时候,尝试性地说明一下这种公民不服从理论对于我们理解审议民主与行动主义之间的关系具有何种意义,是恰当的。

   在最近的理论界,这一关系已经成为一个有争议的话题。有人——尤其是爱丽斯·马瑞恩·扬(Iris Marion Young)——主张,有些人所支持的那种政治参与(至少,某些审议民主论者所支持的那种政治参与)和政治行动主义者所践行的那种直接行动之间存在一种根本的张力。[33]这种观点指出,审议民主论者建议,公民应该进行相互尊重的对话来解决他们的分歧,然而行动主义者通常拒绝这种策略,而偏爱对抗与不合作。审议与行动主义之间存在一种基本的张力,这种主张被一种越来越著名的审议理论以一种令人信服的方式加强了,这种理论认为,审议只能在高度组织化的小规模场所或“微型公众”(mini-publics)当中进行,而不能在组织化程度更低、更松散的全社会的公共领域中进行。[34]

   对行动主义的重新关注是一个值得欢迎的发展,而对某些类型的直接行动与广为接受的关于民主的公民身份的规范(norms of democratic citizenship)之间的张力更为敏感,这也是值得欢迎的。不过,正如一些评论者所指出的,认为所有形式的直接行动都与审议民主之间存在着一种根本的矛盾,这是很危险的。[35]直接行动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包括了从作证、良心拒绝(conscientious objection)到武力阻挠、暴力冲突等在内的一系列策略。这些策略的多样性表明,从事某一类直接行动的政治行动主义者完全可以在审议民主的范围内活动。本文的论证如果站得住脚的话,就能够表明,公民不服从就属于这样一种直接行动。其审议资格(deliberative credentials)可以得到一个尽管很熟悉但却毋庸置疑的主张支持,即公民不服从可以作为一种重要的审议资源,因为它试图推动或发起那种相互尊重的制度化对话,很多人都认为这种对话是审议民主的本质。

   这种观点认为,尽管公民不服从从本质上讲是一种非审议的政治参与模式,但是面对挑战和阻碍,它最终起到了维护和恢复一种审议环境的作用。不过,一个更为有趣的暗示是,公民不服从不仅是一种推进审议环境的手段,而且它本身也可以作为一种审议式的参与形式。至少根据本文所作的辩护,公民不服从具有这样一些本质特征,它们当然使得它看上去非常类似于一种可以被说成是审议式的表达方式。它从被人忽视的话语中找到一些理由和论据,将它们输入进意见形成与意志形成的过程。通过邀请听众进入一场关于法律与政策的价值的道德对话,它包含了一种规范,即要尊重其听众。它拒绝使用强制作为手段来影响或指定对话的结果。固然,这些思考是尝试性的,但是公民不服从的这种情况表明,审议民主与行动主义之间的界限——事实上,还有审议的政治参与模式与非审议的政治参与模式之间的界限——绝不像当代的争论有时所认为的那样鲜明。

   (作者WilliamSmith系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助理教授;译者:西南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注释:略

  

    进入专题: 公民不服从   公共领域   审议民主   审议惰性  

本文责编:lihongji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思想与思潮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99643.html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2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