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史密斯:公民不服从与公共领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36 次 更新时间:2016-05-19 00:3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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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史密斯  
最初发生在审议过程的边缘地带。在各种各样的环境保护组织形成以及一系列提高公众关注程度的长期运动之后,对环境的关心被推到了公共领域的中心,结果,绿色问题在大众媒体上得到了广泛的报道,并且被吸收进主要政党的政纲当中,许多政府和国际组织都承认它们是政策的重要指南。然而,对绿色政治的广泛承诺还很少在国家层面或全球层面变成有效的行动。比如,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制度已经受到批评,理由是,其目标往往过于中庸,而且缺乏执行机制。[18]根深蒂固的反对性话语的广泛影响也许有助于解释这种情形。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指出,民族国家的政府未能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问题上进行有效的全球合作,尽管在这个问题的可欲性上已经达成了广泛共识,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主权学说。这一学说向民族国家施加压力,让它们不要放弃对国际协议的否决权,这当然就减小了在诸如气候变化这样的问题上进行有效的全球行动的希望。[19]另外,还有一些根深蒂固的话语认为经济增长优先于其他政策目标,这些话语还继续在对环境保护的考虑产生着不利的影响。[20]如果这种诊断是正确的,那就可以说,一种或更多种强势话语在绿色问题上正在阻碍着从意见形成通向意志形成的道路。意见的形成没有受阻,但是一系列的话语在决策层面造成了惰性力量。

   3.针对审议惰性的公民不服从

   前面关于审议惰性的讨论可以在详细阐述公民不服从的审议理论时加以运用。这种理论把公民不服从作为一种确保公共领域在惰性条件下运转的手段来辩护。它认可一种熟悉的想法,即公民不服从未必要违反作为反抗对象的那些法律,但是可以违反其他法律,只要这种行为是理性的,且旨在表达对法律和政策的故意反对。另外,这种理论主张,如果公民不服从满足了三个假定的条件,它就是正当的。第一个条件关系到公民不服从行为要宣传的那些话语,第二个条件关系到运用公民不服从的环境,第三个条件关系到对公民不服从的目标的限制。我们将依次讨论这三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要求公民从事公民不服从行为不能以自我提升为目的,而应该旨在宣传这样一些话语,这些话语能够找到并试图解决对民主共同体来说具有明显重要性且非常紧急的问题。有两种总体上的考虑可以让我们更加相信,一种话语提出了一个具有充分重要性的问题,以至于使得公民不服从成为正当的。首先,一种话语可以通过参照一种对个人的或社会的处于危险关头的根本利益的合理解释来组织它对问题的诊断以及相应的政策建议。比如,人权话语往往包含了一种对个人基本需要的解释,也包含了一种对那些负责满足这些需要的行动者的解释。[21]这一话语或许提供了对国内政策或对外政策的批评,因为政府未能履行它们尊重人权的义务。其次,一种话语也可以通过证明不借助于政策来处理某个问题便可能产生深远的不利后果,这些后果要么无法用随后的努力来消除,要么很难消除,从而证明一个问题非常重要或迫在眉睫。比如,环保主义话语往往通过分析人类行为将以各种方式对自然环境和脆弱的生态系统产生重大的、负面的、永久性的影响来说明它的议程和目标的重要性。[22]这种话语也许会被调动起来,以便批评政府的政策导致了这些后果,或者批评政府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来保护和维护环境与生态系统这些善物。如果一种话语支持对根本利益的合理呼吁,并且(或者)为严厉反对某些具有深远的且或多或少不可逆转的后果的决定提供了基础,那么公民不服从的理由可能就很强。

   第二个条件是,支持这种话语的公民不服从行为应该限定于存在审议惰性的情况。利用我们在前面提出的对审议惰性的解释,我们就有可能通过描述两种典型的正当的公民不服从来阐明这一条件。第一种典型的情况涉及这样一种公民不服从,它宣传一种重要话语,是为了让这一话语能够在公共领域的中心地带被人关注。这种不服从必定是一种更广泛的宣传活动的一部分,这种活动鼓励人们反思当前主宰着意见形成的霸权话语的缺陷,并为思考更好的替代性话语创造空间。下述建议是合理的:一旦一种话语已经成功地从公共领域的边缘地带进入了中心地带,公民不服从就应该停止,就应该允许意见的形成按照它本身的正常程序来进行。这并不意味着支持同一个事业的公民不服从在将来不可能再一次成为恰当之举。我们已经看到,惰性也能阻止一种重要话语变成有效的政治决定。因此,第二种典型的情况涉及这样一种公民不服从,它旨在支持一种话语从意见的形成走向意志的形成。不过,这种情况下的公民不服从应该限定于针对在政治体中得到广泛支持的话语,或由这种话语所支持的重大政策目标。如果政府声称它要全力以赴地去实现一种议程或目标,但由于受到根深蒂固的反对话语的影响,它没有采取恰当的行动去支持那种议程或目标,那么在这时就出现了这种情况。从事公民不服从的公民呼吁决策机构履行他们处理重大问题的承诺。公民不服从是一种手段,它使那种旨在推进政治改革的运动升级,并提醒更广泛的共同体注意问题的紧迫性,促使多数派采取必要的行动(BFN,p.382)。

   这样,两种典型的针对惰性的正当的公民不服从之间就存在一种可以辩护的不对称。第一种典型的公民不服从行为旨在意见的形成。在支持一种话语的公民不服从得到认真考虑之前,这种话语不一定已得到广泛支持。这种情况下,反抗的目的就是让公众注意到一种被边缘化的、还没有在公共领域的核心地带得到广泛讨论的议程。事实上,恰恰是因为这种话语没有得到广泛的支持,为推动它而进行的公民不服从才是必要的。第二种典型的公民不服从旨在意志的形成。在支持一种话语的公民不服从得到认真考虑之前,这种话语已经得到广泛的支持是必要的。在这种情况下,反抗的目的是推动政府采取必要的行动来解决那些在经过了一个完整的且信息充分的意见形成过程之后将被广泛承认具有紧迫性的问题。如果没有广泛的支持,旨在意志形成的公民不服从就不可能是一种改善正在进行的审议的有效方法。我们可以把它看作一种使人们的观点分化的行为,这种行为阻碍了在意见形成过程中对某种话语的不断考虑,或者延缓了它转变为法律和政策的过程。如果在支持一种事业时运用得太过频繁,它也可能会削弱公民不服从——这是一种通过将某个问题戏剧性地夸大来引起公众关注的方法——的效力。因此,传统的政治倡议方法应该更受偏爱,至少,如果那种话语已经渗透进了意见的形成过程,那么就应该更偏爱传统的政治倡议方法。

   我们可以通过回到前面考虑过的那两个事例来阐明这两种正当的公民不服从。针对全球经济秩序的非法行动主义的迅速增长可以被解释为一种反对审议惰性的手段,这种审议惰性在民族国家的政府中以及在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中都存在着。这种惰性在一定程度上或许由一些以前与解释性民族主义相联系的想法所造成,不过也与一种大体上属于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的观点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种观点认为,资本市场的自由化、更少的福利开支以及国有企业与服务的私有化是应该优先考虑的事情。[23]针对这种审议惰性的公民不服从旨在批评一些观念和态度,这些观念和态度在公共审议中阻碍了替代性观点和信息的传播。[24]反抗者引入到审议当中来的那些替代性话语让人们注意到一些问题,比如全球化对人权的影响,未加调节的市场的缺陷,以及国际组织中透明性和问责的缺乏。这些替代性话语在当代民主社会的民众当中并非总是赢得广泛的支持。同时,这些话语拥有相当的认知优势,它们辨识出一系列被边缘化但却很重要的考虑,这些考虑涉及受全球化影响的社会与个人的根本利益。通过引起公众关注的公民不服从行为将这些话语引入意见形成过程的做法,可以作为一种用来扩大并改进公共领域中围绕全球化而展开的争论的手段而得到辩护。

   相反,支持环保议程的非法行动主义的坚持不懈揭示了一条理由,我们可以用这条理由来为公民不服从辩护,把它看作一种促使政府在一系列被广泛认为非常重要的问题上采取有效行动的手段。[25]比如,考虑一下针对英国希思罗机场扩建的公民不服从行为。鉴于这个问题受到了媒体和政界的高度关注,行动主义者也许很难以他们的议程在意见形成过程中没有得到充分的处理为由来为他们的不服从行为辩护。另外,他们也许很难声称这里所涉及的环境话语的某些更为广泛的主张——比如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必要性——在公共讨论当中没有得到充分的考虑。更有成功希望的策略是强调英国政府公开宣称的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这一目标与受经济需要所推动的政策之间显而易见的张力,这种政策可能会因为机场的扩建而增加——或者至少无助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由于人们普遍承认由二氧化碳排放导致的全球变暖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而且,若不采取恰当的政策,就会产生长期的、可能是不可逆转的后果,所以这种辩护是合理的。在这里,公民不服从的价值在于,它凸显了根深蒂固的正统观念——在这个例子中就是经济增长的需要——在阻碍重要而紧急的话语走向意志形成的道路方面的作用。同时,它也是在呼吁多数派根据政府自己所设定的那些重要的政策目标来修正其决定。

   第三个条件规定了对公民不服从目标的两种限制,这些限制有助于公民不服从行为与公共领域的成功运转相容。首先,公民不服从不应该推进这样一些话语,这些话语如果转变成法律与政策,将会阻碍我们之前所说的公共领域的自我指涉性的再生产。这意味着,公民不服从不应该推进这样一些法律和政策,这些法律和政策与那种对公共领域来说至关重要的包容规范(norm of inclusion)是不相容的。因此,公民不服从如果支持的是诸如种族隔离或非自愿性遣返回国(involuntary repatriation)这样的事业,便得不到证成,即便提出这些建议的话语声称,受影响各方的根本利益处于危险当中,或受争议的政策决定具有深远而长期的后果。也许可以基于一条工具性理由而对这种限制提出质疑,即支持这种目标的公民不服从行为事实上可能会促进公共领域功能的实现。比如,在种族关系上宣传一种偏执立场的运动可以激发充满惰性的多数派重申它对种族平等的承诺。不过,必须对这种可能性与宽容支持这种事业的公民不服从会带来的危险进行权衡。这种公民不服从可能会产生一种不可欲的后果,即推动甚至合法化这样一些话语,这些话语支持把某些群体排斥在公共领域之外或将之边缘化。还可能有另外一个不可欲的后果,即鼓励了更多支持类似事业的公民不服从行为。这有可能会对正当的公民不服从的制度本身造成不利后果,因为如果公民不服从与不正义或不民主的事业相联系,这可能会削弱它对下列话语的象征性认同(symbolic identification),这些话语或者与让更多的人进入公共领域这一目标是相容的,或者支持这一目标。

   第二,根据之前所说的公共领域的“边界”,审议理论确立了一个假定,这个假定反对使用强制性策略来提高某种法律或政策的代价以便迫使多数派修改它。公民不服从行为应该怀着这样一种希望来表达对某种法律或政策的反对,即希望多数派赞成和肯定那些从事不服从行为的公民的想法。正如彼得·辛格所指出,公民不服从行为不能以“强制性地改变一个决定,或者使这个决定不可能有效”为目标。[26]这个目标很难与下述想法一致:法律和政策应该通过民主的意见形成和意志形成程序来决定,而不应该由社会群体使用武力来决定(BFN,p.372)。正如金伯莉·布朗利(Kimberley

Brownlee)所指出,这种强制还会扭曲作为一种表达方式的公民不服从。在一定程度上,公民不服从的理据在于表达对法律和政策的不满,这种表达的目的在于鼓励其他公民接受这种反对背后的理由。使用强制不可能促使人们认可这种反对性观点,相反,还可能会激起同胞公民的怨恨,让他们更加反对这些观点。[27]不过,如果认为公民不服从永远不能使用那些可能包含着某种强制因素的策略,那就走得太远了。对于促使公民不服从的审议目标的实现来说,运用一定程度的强制或许是必要的。比如,行动主义者可以制造挑衅性的混乱或冲突来引发公共领域当中他们想要的那种讨论过程。这些强制性策略一定不能以迫使一种政策被取消为目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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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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