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史密斯:公民不服从与公共领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36 次 更新时间:2016-05-19 00:3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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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史密斯  
从而结合成在特定话题上的公共意见”。(BFN,p.360)使用空间甚至戏剧做比喻——论坛、舞台、剧场——突出了公共领域的一个关键特征:它既包括了潜在的行动者,也包括了观众(BFN,pp.365-366)。公民社会中的协会和代理机构通过塑造和动员公共领域中的大众意见,从而影响决策机构(BFN,pp.362-363)。

   在审议民主中,公共领域发挥着一种“认知”作用,因为它为旨在找到解决社会与政治问题最佳办法的、以充分信息为基础的(informed)公共讨论过程提供了一个场所(BFN,p.151)。这一“意见形成”(opinion formation)过程假定了公民愿意根据看上去最有说服力的理由和论证来修改他们审议之前对法律和政策的偏好。根据哈贝马斯的观点,公共领域中的各种信息与意见应该变成“公共话语,这些公共话语揭示出与所有社会成员都有关的话题,对价值观进行解释,促成问题的解决,提出很好的理由,同时也反驳不好的理由”[9]。约翰·德雷泽克(John Dryzek)对“话语”(discourse)概念进行了提炼,他将“话语”界定为:

   一套共享的概念、范畴和观念,它们为话语的支持者提供了一个理解各种情境——包括判断、假定、能力、倾向和意图——的框架。它为分析、讨论、赞成和反对提供了基本的术语。它的语言使得赞成它的人能够把他们所得到的信息编辑为连贯的解释,这些解释是根据主体间能够以有意义的方式共享的那些故事情节组织起来的。[10]

   他列举了市场自由主义、全球化、人权和可持续发展作为话语的例子。一种话语可以作为一套或多或少被看作理所当然的、并隐然地指导着思想和行动的假定而发挥作用。它也可以被带到公共审议的面前,比如在下列两种情况中就是这样:话语的基本主张被明确地用来支持一个论点,或者一种话语本身变成了反思或争论的对象。另外,一种话语是一种不断进化的思想体系,它所包含的概念和价值观可以有不同的以及不断变化的解释。[11]

   不同的话语都得到讨论,这种讨论是为了找到对相关数据的最好分析以及对社会问题的最合适的解决办法。在这种意义上,公共领域发挥着它的认知功能。根据哈贝马斯的观点,讨论和决定的质量将得到改进,因为公共领域接近于一种认知上的劳动分工(BFN,p.307)。负责决策——哈贝马斯称之为“意志的形成”(will-formation)——的立法机关擅长处理现存的问题并提出详细的解决办法。这些受到高度规制的领域可以利用许多由代表和行政专家——他们来自公务员以及其他政府官员——所提出的意见。公民社会中的协会和网络处于很好的位置,可以发现新的社会与政治问题,并让公众注意到看待老问题的新方式(BFN,p.308)。公民社会的行动者所强调并致力于解决的问题包括环境和生态问题、基因伦理学问题以及全球贫困问题。根据哈贝马斯的说法,“这些问题几乎没有一个首先是由国家机关、大型组织或功能系统的支持者所提出,相反,是由知识分子、感到忧虑的公民、激进的专业人士、自称‘提倡者’的人以及诸如此类的人所提出来的”(BFN,p.381)。

   这些新问题最初是在公共领域的“边缘地带”、行动主义者(activist)圈子、教育机构或专业性出版物当中得到讨论。由于公民社会的行动主义和运动,这些问题和议程才被推入公共领域的“中心地带”,在立法机关、主流的政党和大众媒体当中得到公开讨论。某些方面的发展预示了这一过程,比如下列发展:这些问题在主流出版物或广播媒体中得到讨论,主要的政党试图在它们的政纲和宣言中处理这些问题,边缘性的候选人出人意料地当选,或者某一个问题或某些激进政党的地位得到提升。根据哈贝马斯的观点,对这些议程来说,最终目的在于得到意志形成的民主机关以严肃认真且出于良心的方式加以处理。公民社会中的行动者对公共领域中的一系列话语产生这种积极影响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他们使自己的议程受到广泛关注的技艺。哈贝马斯指出:“有时候,只有存在着对轰动性行动、大众反抗和不断运动的支持,一个问题才能……进入政治系统的核心并在那里得到正式的考虑。”(BFN,p.381)这一过程在认知上的好处在于,处于民主制度的中心的行动者将因此而意识到重要的新问题。如果公共领域并没有发挥它应该发挥的功能,那么新的社会与政治问题,或者更恰当的处理积重难返问题的方法,将仍然处于民主过程的边缘。这就使得民主社会下的意志形成过程不可能产生以充分信息为基础的结果。

   公共领域还有两个方面需要加以评论。第一个方面关系到哈贝马斯所谓的公共领域的“自我指涉性的”(self-referential)再生产(BFN,p.486)。公共领域是对法律与公共政策诸多方面进行讨论的地方,但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维度则是关系到公共领域本身的运转。在一个民主社会中,公共领域应该以某种特殊方式发挥作用,以便在民主决策的结果中让一种至关重要的所有人的利益都能够在意见形成和意志形成的过程中被考虑进去(BFN,p.365)。这条原则对公共领域来说至关重要,因此可以支持一种对排斥力量(exclusionary dynamics)的内部批评。哈贝马斯声称:“对不受限制地被包容(unrestricted inclusion)的权利和对平等的权利——这些权利内在于自由的公共领域之中——防止了……排斥机制,并为自我转变的潜在可能性提供了基础”(BFN,p.374)。公共领域的这一属性在自由世界中已经成为民主化的一个标志,因为被排斥或被边缘化的群体——比如妇女、劳工、少数民族或少数种族——已经通过诉诸“普遍主义话语”逐渐地改造了他们的社会,这种普遍主义话语要求社会与政治安排要对他们的根本利益做出反应(BFN,p.374)。对排斥某些社会群体进行反对的计划——比如通过给予平等的权利与自由以更好的保障,通过推进那些赋予被边缘化的群体以权力的话语,批评那些支持排斥实践的话语——被描述为一个实现并再生产公共领域的平等主义逻辑的持续过程。[12]

   第二个方面关系到哈贝马斯所谓的公共领域的界限或“边界”(BFN,p.371)。公共领域概念被作为对复杂而多样的社会中人民主权的意义进行重新解释的一部分。共和主义的主权者意志观念——这种观念把主权者意志理解为一个反映了作为整体的人民之利益的集体判断——被另外一种观念取代了,这种观念把主权者意志看作一个“主体间的”、“匿名的”公共审议过程。哈贝马斯写道:“自我组织的法律共同体的‘自我’消失在没有主体的交流形式当中,这些交流形式以一种特定的方式调节着……意见和意志形成过程,使得它们易错的结果被假定为具有合理性。”(BFN,p.301)交流形式应该“调节”意志的形成,这种观念意味着,公共领域中的行动者应该注意去影响由民主选举的代表所构成的议会机关的议程。不过很重要的是,公民社会中的行动者应该将他们的雄心壮志限定于通过他们的论证的质量去影响立法,而不是通过将他们的意志强加于民主制度的方式。这里的考虑在于,民主制度在提炼那些形成法律与政策的话语方面,以及在防止群体不通过成功运用理性和论证来实现他们的目标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发生在公共领域中的意见形成过程要转变为法律和政策的依据,就必须先“通过民主的意见与意志形成过程的制度化程序过滤,并经由议会讨论进入合法的立法程序”(BFN,p.371)。

   2.审议惰性

   公共领域的作用在于为以充分信息为基础的、遍及政治体的意见形成过程提供空间。我们回忆一下,意见的形成是一个争论和讨论的过程,通过该过程,关于一个特定问题或关于一场争论的公共意见得到了确切的表述和检验。产生于这一过程的话语应该贯穿意志的形成过程,而意志的形成被理解为民主的立法制度中的决策过程。不过,如果一些主流话语或根深蒂固的正统观念共同赋予某些议程相对于其他议程的特权,那么实现信息充分的讨论和决定的希望就会变小。

   如果再一次运用马克维茨用过的一个比喻的话,我们可以把这种情形解释为一种审议惰性(deliberative inertia)。[13]审议惰性之所以有产生的可能,是因为话语在影响民主讨论和民主决定的方向方面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记住,一种话语是一个概念框架,它使得人们能够理解情境与问题。话语是使得民主的审议成为可能的重要资源,因为它提供了公民用来发现政治问题并提出解决之道的框架。同时,一种话语如果变得无处不在,以至于压制了其他观点的声音或使它们边缘化,那么它也会限制审议。如果“处于霸权地位的”话语与其他话语相比能够为公共政策提供一个更为合适的框架,从而增加了审议程序产生信息充分的讨论和决定的可能性,那么这也许并不特别成问题。也有人可能会指出(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一种民主制度要想形成一种连贯而稳定的制定公共政策的方法,一定程度上的话语惰性(discursive inertia)是必要的。[14]不过,如果法律和政策是由这样一些话语框架决定的,它们不如其他那些被边缘化的话语框架那么善于找到并解决重大的政策问题,或者,如果主流话语所产生的惰性使得政治体对重要的新问题不敏感,那么审议惰性就变成问题了。

   审议惰性现象至少会在两种情况下阻碍公共领域的认知功能。第一种情况关系到处于霸权地位的话语对遍及政治体的意见形成过程的影响。处于霸权地位的话语的影响也许会减小其他观点——它们以一种与霸权话语不同的方式识别新问题或处理老问题——从公共领域的边缘地带走向审议过程的中心的可能性。这将意味着,重要的话语要被完全排斥在审议议程之外,或不能被当作一种制定公共政策的合理方法,至少当提到审议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意见形成过程时应该这样。第二种情况关系到主流话语对意志形成过程的影响。一种新的话语可能会成功地让公众意识到一个重要的问题,甚至能够在审议过程的核心环节赢得一个发言的机会,但是,由于其他与之竞争的话语的阻碍,它并不能对民主决策过程产生重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普遍承认,问题或危机的解决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但是,由于某些假定——这些假定在新的话语广泛流传之前就已经对公共政策形成了巨大影响——具有的根深蒂固的影响,有效的解决办法并不能变成法律和政策。这里的危险在于,审议惰性抑制了社会通过必要的创新来应对不断变化的环境的能力。[15]

   第一种情况可以通过反思“解释性民族主义”(explanatory nationalism)话语对全球贫困问题的意见形成所具有的无所不在的影响来说明。[16]根据涛慕思·博格(Thomas

   Pogge)的观点,这套话语包含了几个核心假定:(1)这个世界由多种多样的民族经济体构成,它们通过贸易、借贷和外国投资相互影响;(2)全球贫困现象应该用地方因素来解释,比如国内政策或民族文化;(3)如果受到贫困问题困扰的社会引入正确的社会、政治与经济改革,全球贫困问题就可以得到根除。博格对这种话语进行了批评,他的根据是,它忽视了全球经济安排与政治安排——比如国际借贷与资源特权——对贫穷社会内部事务的巨大影响。根据他的说法,这些全球因素“影响到很多问题,比如,在贫穷国家由什么样的人来决定国家政策,这些人将面临什么样的激励因素,他们有哪些选择,贯彻他们的某一种选择会对国内的贫困和人权的实现产生什么影响”[17]。解释性民族主义在意见形成过程中的影响已经根深蒂固,这样,由于它让我们无法看到在多大程度上全球贫困产生于地方因素与全球因素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所以它扭曲了我们对于全球贫困问题的理解。它起到了把其他话语边缘化的作用,那些话语强调全球秩序在导致全球贫困方面的作用,并提倡对那种秩序进行改革,这些改革可能会在解决全球贫困问题上取得重大进展。

第二种情况可以通过反思许多民主社会中的环境话语的最近经历来说明。哈贝马斯提醒我们,“绿色”问题的提出,比如保护生态系统、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必要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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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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