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清:台湾民主将亡于蔡英文时代?——分化社会挑战台湾民主政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08 次 更新时间:2016-04-28 00: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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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清  
政治摩天轮的转动只会加快,不会暂停,而马英九的今天将会是她的明天。因此,对蔡英文来说最现实的选择,就是既要设法稳定两岸经贸关系现状,也要争取台湾工商界的投资信心和配合。这两方面是她从选前到就任初期投入精力极大的工作。因为有经济实务经验的人都会看出,她近年来所主张的“内需经济”、“以创新为动能的经济发展模式”等理念,落到实处无非都市更新、医疗照护、精致农业、民宿服务、物联网、新能源等具体的产业,要么产值弱小,要么缓不济急,不足以扛起突破台湾经济困境的重任。近来,她在多个县市阐述以“创新、就业、分配”为核心的发展策略,提出将在台湾北中南部同时打造五大产业创新体系,涵盖绿色能源、防务产业、生物医药、亚洲硅谷、智能机械等,希望让各种产业政策同时发挥作用,堆大“柴火”驱散景气寒流。但其致命缺陷在于无视外贸的萎缩和大陆市场的流失,因为没有市场的创新是没有产业生命力的,而台湾内部狭小的市场不足以支持蔡刺激经济动能的产业计划。此外,她十分渴望加入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协议”(TPP),但由于TPP在劳工、环保、政府采购等方面标准极高,台湾能否顺利加入还有很多变数,而且即便加入也很难短短几年就能帮助台湾经济脱困。所以,目光只能回到两岸——今后两岸经贸关系仍然是台湾发展的最重要动力源。根据我们的实证研究,十多年来,台湾对大陆的投资占对外投资的比重始终保持在60%以上,对台湾GDP增长的贡献率最大的是台湾对大陆的投资,其次是对大陆的出口。可见两岸经贸攸关台湾经济命脉。

   如此,经济问题再度回到政治层面:如果蔡英文的两岸政策不能得到大陆的信任,如果继续搁置两岸服贸、货贸,那么台湾所占有的大陆市场份额迟早落入其国际竞争对手的手中。更何况,由于她迄今不承认“九二共识”,台商和外商普遍投资信心不足,大都停足观望两岸局势,有的甚至准备撤资台湾,这对今后台湾经济发展都是雪上加霜的事。

  

分化社会的治理困境:民进党如何应对公共治理的挑战?

   (一)贫富分化在台湾

   短期的经济波动和中长期的增长乏力导致台湾社会的贫富分化不断扩大。近年来,不管按十等分还是五等分,台湾家庭的最高所得组与最低所得组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台湾在工业化时期没有阶级固化的弊病,但是在经济波动的年代,随着贫富差距的扩大,台湾的中产阶级出现了分化,其中一小部分发展成高收入群体,另一部分则掉到低收入阶层。

   对执政者来说,贫富分化社会的最大难题是政府主导下以社会公平为取向的二次分配永远抵消不了基于市场效率原则的一次分配对既有分化的强化,因此弱势群体的相对剥夺感是永远存在的,理性的公共政策逃脱不了感性的不公平认知的扭曲。在选举竞争的年代,这种相对剥夺感和政策扭曲只会得到强化,而非减缓,因为社会的政治张力的加强有利于候选人塑造敌我分野的阵营格局,进而动员投票并收割选票。这是台湾民主化以来政治发展的基本逻辑之一。

   (二)民进党的新定位

   蔡英文带领下的民进党深谙此道。从2010年底“五都选举”开始,蔡英文和民进党就努力摆脱陈水扁“政商勾结”的不良形象,追求“中间偏左”的政党定位,亲近社会中下层和弱势群体,极力诉求“公平分配”、“社会正义”的选举主轴,竭力把马英九当局描绘成独厚资本家的“右翼政府”。最近五年来,阶级论战的话语在台湾大小选举动员中十分流行,社会公平分配问题一度代替“政治不正确”的族群认同话语成为政党论述的利器。这是很不寻常的事情,因为从基尼系数、大岛指数等常用衡量贫富差距的指标来看,台湾的贫富差距问题并不比菲律宾、泰国、印尼等国家严重,何以公平分配和阶级话语在台湾如此盛行?甚至冲击到了两岸关系?一个最可能的原因,就是认同、世代、地域等分化问题加码作用于贫富分化问题,使其凸显出来并且通过学运/社运舞台加以传播,从而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压力。

   这是一个由社运和政党共同推动的政治建构过程,公共政策问题和两岸问题都被卷入这个政治建构过程之中,无不沾染上阶级分化的标签。蔡英文在她的文集《英派》里指出:“全球化经济加大贫富差距,在台湾已产生阶级及社会矛盾;此时两岸加速经济交流,又出现扭曲的政商利益结构。两者产生的分配问题产生加乘效应,终于演变成世代之间的冲突。”这里把贫富分化、世代分化与两岸问题牵连起来了。而“太阳花学运”组织者传播的《反对黑箱服贸行动宣言》写道:“这些由大财团、大企业、少数执政者所组成的跨海峡政商统治集团,随时可以抛弃台湾,随时可以转往世界上任何一处劳动力更廉价的地方。他们就像吸血鬼一样,吸干一个国家青年的血汗,就开始寻找其他国家青春的肉体。”在这里,“跨海峡政商统治集团”作为学运斗争的靶子,汇聚了贫富、认同、世代等多种分化内涵,不仅是为富不仁的代表,而且具有“吸血鬼”一样丑陋、恐怖的形象,成为号召新世代良善爱台青年勇于抗争的最大激励。这种制造对手并进行妖魔化渲染的手法,也使学运中各种冲击、霸占公权力机构(“立法院”、“行政院”等)的现实违法(illegal)行动看起来似乎具有“合法性”(legitimacy)与“终极正义”(ultimate justice),从而提升了学运参加者及支持者的道德形象。对于新世代学运的仇富、恐中、反马心态以及展现出来的大规模社会动员能力和反体制冲击行动,蔡英文和民进党精英是十分欣赏的,甚至自感“望尘莫及”,钦佩莫名。为此,蔡英文强调民进党应与社运团体建立“伙伴关系”,开展“默契合作”,形成“分进合击”的策略以对付国民党。

   正是在这样的政治建构下,贫富分化与其他社会分化形态互相影响,使台湾社会遍布复杂的社会分歧点,极易成为政治动员的导火索。这是台湾民主化以后公共治理最难于处理的问题,也是各种吸引眼球的政治敏感事件之所以层出不穷的社会根源。

   (三)分化社会与社会动员

   因此,我们必须系统地思考台湾的社会分化问题(social differentiations)。我所提出的社会分化是一个多重的动态概念,既包括过去几十年来台湾社会既有的认同分化问题(基于省籍--族群--统独问题的认同分化)和地域分化问题(主要是南北部的经济发展程度差异),也包括近年来日益凸显的贫富分化问题(包括阶层分化、财富分配不均、反商仇富心态等)和新兴的世代分化问题(以“首投族”为代表的新世代与中老年世代在社会心理、国家认同、政治参与、生活态度等方面的矛盾)。而且,当前台湾社会分化的突出特点及其运作效果是:各类新、老分化问题相互影响、渗透,形成了行动能力十足的社会力量、政治敏感性极强的社会舆论以及更加直接的政治参与方式,一方面冲击了过去习以为常的精英主导的公共政策决策过程,另一方面催生出新的选举动员模式,改变了主要政党的社会基础。前者的典型例子是2014年春“太阳花学运”对服贸协议的冲击,后者则体现在2014年底“九合一”选举以及2016年初台湾大选中的各种网络政治动员,特别是对柯文哲的网络造神运动和对“周子瑜事件”的政治情绪宣泄。

   这些具有网络化、年轻化、民粹化、具有高度社会动员能力甚至反代议制民主的社会运动,乃是上述四类社会分化汇集反应的结果。2013年8月因陆军下士洪仲丘受虐死亡案引发的25万“白衫军”凯达格兰大道示威事件,可以视为这类社运成型的标志性事件。类似的事件还有苗栗大埔拆迁案争议、台北文林苑都更案争议、反媒体垄断运动、反核四运动、反国光石化案等。在这类社运中,Facebook和PTT等网络社交工具成为从网络到现实的社会动员的利器。“公民1985行动联盟”、“巢运”、“民主阵线”、“岛国前进”、“基进侧翼”、“民主斗阵”、“民主黑潮学生联盟”等正式和非正式的学运/社运组织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有的甚至只是在Facebook上注册一个账号,就可以开展网络社会动员),挑战马英九当局的土地政策、住宅政策、两岸经贸政策、军队改革政策、环保政策以及能源政策,甚至激化两岸认同矛盾,最终在2016年初的大选中汇聚成时代力量和社会民主党两大新兴政党。其中,接续“太阳花学运”声势的时代力量在党主席黄国昌的带领下赢得了5个“立委”席位,组建“立法院党团”,一举由反代议民主体制的先锋翻身而成这个体制的既得利益者。

   (四)不良政治周期的运作

   2008年以来,随着台湾经济波动减幅到失去动能(2015年台湾GDP增长率只有0.85%),各种社会分化相互影响下的社会碎片化格局开始固化,台湾的不良政治周期形成了:国民党重返执政不久即遭遇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大衰退,经过一番努力应对,经济稍有复苏后立即面临公平分配财富蛋糕的社会压力,但受财政收支能力下降和贫富差距扩大的双重制约,公共政策决策在分配优先或增长优先之间左右为难。同时,国家认同矛盾、南北地域发展差距刺激了不同社会群体的自利意识,对重大政策议题的社会共识基本没有可能形成。于是,复杂分布的社会分歧点所构成的“导火索”一旦因偶然事件引燃,激进的新世代就能利用网络新媒体迅速开展社会动员,组织社运,引发政治紧张,而政客们大多见猎心喜,想方设法加以扶植和利用。这是马英九第二任期内最常见的社会问题螺旋式激化的模式,是多种社会分化共同作用进而高度政治化的结果。不过,蔡英文上台后其实也很难完全避免按如此模式运转的社会问题。因为经济状况不好,而且社会碎片化,谁当家,谁承担。这一点蔡英文已经意识到了。不过,国民党一贯忽视培养青年外围社团,现有的国民党青工会和青年团要么为高官子弟和地方派系子弟操控,要么缺乏网络草根动员的决心与经验,因此国民党虽然成了在野党但恐怕缺乏利用社运的能力。

   在不良政治周期中,多种社会分化作用下社运的蔓延,就是一种缺乏经济持续增长和整体福利扩张下的自我消耗,长期来看没有赢家,都是输家,因为特定社会群体一时的权利获益往往同时伴随着整体性的制度损伤。各种制度损伤日积月累,最终造成的只会是体制的失能和治理的失败。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三十年左右的台湾民主化和政党竞争,建立起后威权时代的政治秩序,依托各种民主制度和政策过程为台湾人民供给出民主规则、民权保障、市场效率、福利改善以及良好社会规范等重要的政治--社会功能,但是如果这些制度和政策过程一再受损,这些弥足珍贵的功能也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所以,蔡英文执政下如何应对潜能十足的社会力量,将是未来若干年台湾政治发展的新内容。时代力量党已经在“立法院”中发出了要监督民进党执政的声音,各种独派社团、环保社团、社福社团在推送蔡英文和民进党上台以后紧盯着民进党的施政举措。他们不会忘记十几年前陈水扁上台执政却背离社运团体,大搞政商权钱勾结的往事。三年前,“万人送仲丘”活动的主持人喊道:“民进党如果真心诚意捍卫我们的价值观和理想,全世界都会联合起来帮助你,但如果不是真心诚意,只想着下次选举,民众不会站在你这边。”蔡英文说她随时把这句话放在心上。那么,在高举“公平正义”理想旗帜但又兼有反全球化、反市场化和仇富心态以及强烈“台湾国认同”的新世代社运面前,直接承受中、美大国压力的蔡英文和民进党还能像在野时期那样纵情欣赏和支持社运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问题,因为民进党政权与社会力量的互动将重新界定台湾参与亚太经济整合的步伐以及两岸政经互动的格局。

  

台湾政治的未来

   在台北,一位曾任政府文官的社区义工的老先生告诉我:民主当然好,但是民主越多,下层老百姓就会越想念威权领袖蒋经国。因为不是民主越多社会就治理得越好,不是社会越多元民众福祉就越能得到保障。

   台湾民主制度的核心是一人一票的全面普选,这不是问题,问题在于这个制度的形成过程(即“民主化”)受到不少“先天病灶”的影响,包括早期的省籍--族群冲突、南北部发展差距以及近年凸显的国家认同矛盾和贫富分化问题。基本上,民主制是系统性代表社会利益的方法,但仅凭本身无力去改变社会利益的分配,需辅以其他现代国家建设(state-building)制度,包括法治、市场、公权力配置等。三十年前台湾民主化的启动有其问题意识,亦即改变权力资源的产生和分配模式,包括开放政治市场(开放“党禁”、“报禁”),让民众平等获得利益代表(解散“万年国会”)以及最高权力的普选(“总统直选”)等。

   不过,随着第三次“政党轮替”的完成,即便按民主化研究的最严格标准,台湾民主也已进入了“巩固期”(democratic consolidation),这时候,由于四大社会分化形态同时存在,不良的政治周期隐然成型,促使台湾民主政治运作的问题意识发生了重大变化,可持续发展、有效公共治理以及公平分配的供给成为新的政治任务。这就是未来台湾政治经济发展的重大命题,是分化社会对民主社会的时代挑战。如果民主选举产生的领导人不能完成这些任务,就不能嫉妒威权领袖的余荫,自然也无法逃脱政治摩天轮的无情周转。

   民主政治不确定,分化社会无共识,这两条是现代公共政策执行的难关。大陆对台政策虽然还算不上完整意义的公共政策,但也不可避免地要直面台湾政治发展的这两条逻辑。今天,台湾的社会分化和政党轮替成为大陆对台政策继续发展的激励因素,未来政策改进的着眼点应更有针对性和前瞻性,在坚决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的基础上推行让台湾民众“有感”的政治经济接触,扩大对台湾新世代的政策吸纳,全面布局构建两岸安全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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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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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化纵横》2016年4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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