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承:论中国式“生活政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9 次 更新时间:2016-04-22 10:4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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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承  
在常态的政治文明建设中应予以弱化。

   可见,中国古代以来的“生活政治”的表现形式各异,但其特点基本一致,即将日常生活政治化,民众接受某种政治理念或者秩序从而在日常生活中践履并内化为信念,极端的“生活政治”则更进一步呈现出“泛政治化”的特质。民众的日常生活无法离开政治,政治是凝聚人心、维护社会秩序、促进公共利益有序分配的必要手段。但如果日常生活走向了“泛政治化”的极端,那么生活必将因为受到政治过多的约束而失去生动和自由,这是“生活政治”所需要扬弃的一种可能性。

   中国式“生活政治”的问题与启示

   社会政治有赖于日常生活,日常生活无法和政治脱离干系,这形成了中国式“生活政治”的主要特点。而中国传统的“生活政治”对于社会进步而言,有着双重的意义,换句话说,存在着积极的“生活政治”和消极的“生活政治”。积极的“生活政治”能推动良好的、正义的理念在日常生活中落实,而消极的“生活政治”则会加剧各种不合理的政治观念和政治权力通过日常生活化的路径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积极的“生活政治”,是一种在好的政治理念指导下的日常生活秩序,在这种状态下,政治理念与人类的本性相通,政治为人们的良善生活服务。或者说,政治对生活起到促进作用,日常生活又能验证和体现政治理念的嘉益,日常生活中人们形成的政治观念可以矫正为政者的过失,督促为政者实施善政。儒家倡导礼乐文明,痛斥礼崩乐坏,正是希望其倡导的伦理政治能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从而匡正为政者的行为,使得他们遵守礼乐规范。现代社会崇尚法治、民主、平等、公正、自由等价值,而这些价值除了在现代政治生活中通过法制治理、选举政治、议会政治等“政权政治”形式体现出来以外,更多的是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遵守规则、保证男女平等、实现家庭事务中的民主、崇尚生活观念的多元自由等行为和理念,也集中地体现了现代社会的主导性政治价值。举例来说,如果要培养人们在政治生活中遵守规则、遵守法律,那么就应该从培养他们养成遵守交通规则、尊重公共秩序做起。

   而消极的“生活政治”,则是不合理的政治理念强迫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处处烙下政治的阴影,在这种状态下,“政治理念”或者错误地理解了人类发展的道路,或者不是为了从根本上推进人类福祉,而是为了权力或者其他利益。如此,则会导致人们的日常生活因政治而失去生动、自由,人们往往被为政者实施的暴力和恐惧所裹挟,在日常生活中主动或被动的“助纣为虐”,强化为政者的统治力量,从而带来社会的巨大危机。历史上存在的各种极权主义的“生活政治”的危害正是在此,人们由于畏惧权力或者被权力“洗脑”,从而自觉或不自觉地在日常生活中按照为政者的意愿行事,将为政者的极权力量在最大的空间中散布。另外,生活中出现的“泛政治化”现象也是“生活政治”的消极后果,一切行动都无限制的与政治关联起来,如中国古代生活中可以由“不孝”联系到对政权的“不忠”,现代日常生活无限制的裹挟着政治符号,极端的“泛政治化”甚至可以导致人们为了避祸出现“道路以目”的局面,身份等级的意识和制度在日常生活中造成了人群的割裂,等等,这些都是“泛政治化”所带来的损害社会生活的后果。

   中国式“生活政治”的影响,无论积极影响还是消极影响,皆可以进一步从“政治生活化”和“生活政治化”的角度来进一步理解。就中国传统而言,“政治生活化”,指的是政治权力、政治观念变成了日常生活中的身份等级、生活秩序、风俗习惯等,从而使得人们在生活中“日用而不知”。在“政治生活化”的路径下,政治元素转化为生活元素,从而消解了政治中不可避免的暴力性、强制性,转变成为生活中的道德传统和风俗习惯,当然,这种道德传统和风俗习惯是服从于某种政治观念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在孔子看来,政刑之具,使得人们因害怕受到惩罚而服从秩序,但这并不能保证长治久安,而德礼之风,则通过教化人们在生活中恪守礼教来保证不去触碰刑罚,这可以使得人们因“心悦诚服”而真诚的归服于政治秩序。孔子的为政思路是将“政刑之具”转换成“德礼之风”,把道德纳入政治的领域。其意义在于,孔子把治国理政的“工具”,从常态生活中不是每个人都会碰到的惩罚性措施替换成日常生活中每个人一定都会碰到的伦常性感受,通过政治的生活化路径来实现政治原初的维持秩序之目的。当然,“政治生活化”是政治权力、政治观念得以落实的隐秘路径,作为一条路径,它既可以推行善的理念,也可以推行恶的理念。如果凭借政权的力量将各种不合理的等级观念强行渗透到日常生活中,进而摧毁人们的心灵与正常的社会生活,那么这种“政治生活化”无疑是一种值得警惕的做法。

   “生活政治化”则是将日常生活赋予政治的意义,将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上行到政治秩序、政治观念的角度来理解。非但政治人物的日用常行可以进行政治的解读,普通民众的“柴米油盐”亦可以作如是观。政治人物及其主导的服饰、起居、交通等,会因社会变化、身份等级而有所不同,这种差异是为了体现秩序,有时还可能是传递政治信号。《礼记》中所概括的日常生活的变化皆因“政权政治”的变化而起,政治人物及其主导的社会生活既可以从等级秩序的角度来看,也可以从政治象征意义来分析。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一方面受到了“政权政治”的影响,一方面也体现了“政权政治”的优劣。从受“政权政治”的影响来看,“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具体如明清之际的“发辫之革”,等等,都是民众的日常生活受到“政权政治”影响而发生重大变化的例证。

   “政治生活化”与“生活政治化”是中国传统“生活政治”发生作用的两种指向。两种指向实际上都关涉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的关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公私之辩”。在中国传统“生活政治”的视域里,公共生活秩序与私人的生活秩序二者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二者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因此,公共性的“政治”与私人性的“日常生活”常常混同一体,“政治”的影响力可以通过日常生活表现出来,而“日常生活”常常也围绕着“政治”而展开。这种“公”、“私”不分的情况,其积极的后果是公共性、集体性的权力意志能够有效的实现,而消极后果往往则是牺牲个体的自由意志。

   中国传统的“生活政治”把“政治”转化为日常生活问题,同时又将日常生活提升到政治层面,展现的是为政者的政治力量和政治意志弥散在日常生活中的一种社会生活状态,它依靠政治权力以及人们对秩序的尊重而推广,为政者期望通过日常生活礼仪所带来的权威性安排生活秩序,期望通过日常生活规范来强化政治价值与政治权力的存在,并逐渐形成浸润着政治观念的风俗和习惯,达到“收拾人心”、“凝聚人心”的效果。“生活政治”的展现路径是“政治生活化”与“生活政治化”,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都有着或深或浅的痕迹。作为一种政治观念落实的方式,在具体的中国社会历史中,“生活政治”有着积极的一面,但更需要我们警惕的是其消极的影响。生活的泛政治化以及将各种原属政治范围内的事务推进到日常生活领域,使得生活失去其原初意义而演变成了政治的场域,模糊了“公”、“私”边界,进而使得日常生活丧失了自由与生动。当代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无疑需要关注“生活政治”传统,厘定公私界限,进一步反思与扬弃“泛政治化”的“生活政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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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干春松.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修订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13.

   [7]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4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5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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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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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沪)2014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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