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颀:文明冲突与文化自觉

——《三体》的科幻与现实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78 次 更新时间:2016-04-14 15:1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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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颀  
第二次要求为人类生存战斗的维德弃权,让已经在人性层面终结的末人社会遭遇物理层面的历史终结。

   当然,程心的错误并非她的个人错误。自始至终,她依赖和反映的是整个末人社会的支持。末人们中止光速飞船的理由很多,而且貌似非常充分。比如,自信掩体计划足以守护人类文明,害怕光速飞船轨迹加速未知文明的打击,害怕研究飞船过程制造黑洞造成人员伤亡,少数人逃亡违反人类平等自由的道德理念等等。在个意义上,程心虽然也是“公元人”,但她与威慑纪元之后的末人们共享同一个精神世界——他们都是末人。末人们傲慢地自以为“我们已发现幸福”,殊不知维持他们的普世道德感和爱心的是彻头彻尾的自私,以及对人类生存的真正责任的逃避。[81]末人的精神世界一如刘慈欣对程心的诊断:

   “她会认为自己很崇高,认为自己不自私,认为自己的价值观和道德准则是普世的、正确的。至于遵循它会带来什么后果,她只考虑能不能让自己的良心得到平安。这种人有牺牲精神,能够为自己的价值观和道德准则牺牲生命,但这也不能改变他们自私的本质。在小说里,真正做到‘大爱无仁’不自私的人,会从人类的整体去考虑,因为牺牲良心是最难的事情,比牺牲生命要难得多。”[82]

   在成为乘坐光速飞船逃离太阳系之后,程心在漫长的宇宙时空中获得云天明留给她的小宇宙。在大宇宙掀起质量回归运动,试图恢复和创造新的宇宙之际,基于全书的末人叙事基调,程心毫不意外地犯了第三次错误:为自己的小宇宙保留5公斤物质。尽管这个生存着小鱼和水草的生态系统看起来很美,然而对于新宇宙的而言,缺乏这5公斤物质的回归可能导致宇宙重生的失败和毁灭的致命后果。这是《三体》全书的结尾:死神永生(dead end)。

  

五:结语:刘慈欣的“文化自觉”

   2011年《死神永生》的完成札记中,刘慈欣表达他对科幻与现实关系的“盛世危言”,同时对“急功近利”完结《三体》系列做了一个委婉的自我辩护:

   “说科幻是一种闲情逸致的文学,他们都不以为然,但这是事实。只有在安定的生活中,我们才可能对世界和宇宙的灾难产生兴趣和震撼,如果我们本身就生活在危机四伏的环境中,科幻不会再引起我们的兴趣。事实上,中国科幻的前三次进程中的两次,都是被社会动荡中断的,社会动荡是科幻最大的杀手。现在,平静已经延续了二十多年,感觉到在社会基层,有什么东西正在绷紧,压跨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随时都可能出现。但愿这只是一个科幻迷的杞人忧天,但愿太平盛世能延续下去,那是科幻之大幸。”[83]

   从这段自述可见,刘慈欣清醒地认识到科幻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辩证关系”:兴于安乐,衰于忧患。社会安定和发展是科幻繁荣的前提,因为安定的社会才会促使人们思考世界和宇宙的可能灾难,从而居安思危,进而改善现存社会。相反,如果社会本身动荡不安、危机四伏,那么忧患之中的人们不会对预言和描述世界和宇宙灾难的科幻文学感兴趣,因为人们本身就生活在更真实因而必然更有感染力的动荡现实之中。而且,为了防止人心不稳或过于悲观,动荡社会一定会有意无意地限制科幻对未来社会的负面想象,甚至质疑或否认科幻文学的创作动机本身。刘慈欣表达了对“太平盛世”延续的期待,但字里行间透露出一种悲观主义。

   一直强调科幻与现实的区隔,为什么刘慈欣在《死神永生》后记中开始“批判现实”?在我看来,答案在于《死神永生》的基本线索,文明终结的末人叙事。纵观《三体》三部曲,刘慈欣认为,在极端灾难来临之际,造成人类社会悲剧的是人类社会本身的道德体系。因此,《后记》里批判的“社会现实”,不是特定的政治制度也不是具体的某个统治者,而是人类自己。这是科幻作家刘慈欣的反思和介入现实的自觉意识,在我看来,可以用“文化自觉”加以总括。

   结合《三体》三部曲以及刘慈欣的其他作品,本文尝试总结刘慈欣在科幻与现实之间的“文化自觉”。

   第一,“硬科幻”是中国科幻作者介入现实的最佳方式。

   刘慈欣曾说,科幻文学相对于主流文学的主要差异是主流文学描写上帝已经创造的世界,科幻文学则像上帝一样创造世界再描写它。[84]科幻是用文学塑造种族形象和世界形象的最佳方式。唯有“创造世界”的意义上,科幻文学才具有超越一般类型文学甚至主流文学的独特价值。反之,如果科幻文学丢掉科学设定和推理,这种文学不仅不可能因此融入主流文学,而且必然在成熟的主流文学面前瑕疵毕见、自曝其短。

   从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背景出发,欧美科幻特别是硬科幻近三十年的衰落,与欧美国家去工业化的社会背景下不无相关。而近几年以刘慈欣为代表的中国科幻作家的崛起,与中国六十年来特别是近三十年来的全面工业化的大时代背景有关,也跟刘慈欣本人的理工科背景和所具备的真正人文精神有关。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的工业背景而言,真正的问题不是中国科幻为什么涌出一个刘慈欣,而是为什么中国(科幻)文学暂时只出现了一个刘慈欣?[85]

   二、如果未来(必然或很有可能)发生文明冲突和宇宙灾难,知识分子/精英需要反思和推进自己现有的道德、文明和历史观。

   刘慈欣曾说:“在整个文明史中,道德和价值体系也是在不断变化的。现代价值观的核心——珍惜个体生命和自由意志,其实是很晚才出现的。”因此,人类不能傲慢地相信和坚持所谓的永恒人性或道德法则,应当从科学和理性思考当现有文明遭遇灾难之际的应对逻辑和可能结果,再从未来的多种可能性中反思当下人类文明。因此,“道德的尽头就是科幻的开始”。[86]

   《三体》三部曲中有许多关于现代道德的反思叙事,的确涉及到当下中国社会的某些核心道德争议。刘慈欣最为熟悉和关切的是《三体I》中汪淼视角的知识分子叙事,他最崇敬和高扬的是《黑暗森林》中罗辑的英雄叙事,而他最思索和担忧的是《死神永生》中程心视角的末人叙事。这三种视角代表的人类群体构成了当代社会的整体群像。

   在《三体》每一部的结尾中,主人公都获得某种“文化自觉”。汪淼觉悟到, 面对“落后文明”与“先进文明”的文明冲突,知识分子必须明白文明的科技水平与其道德水平并无必然联系。“落后文明”的真正问题不在于科学技术的差距,而在于对本文明的历史和传统有无信心,以及有无决心和能力反抗和追赶“先进文明”。罗辑觉悟到,社会精英无权用自己的道德标准去要求和支配全体人民的生死存亡,一个真正的人类英雄应当秉承“信念伦理”,因此,政治行动的后果和责任高于个人的道德信念。程心觉悟到,末人们自以为发现永恒人性和道德法则,然而结果却导致人类文明和历史的终结,因此,人类应当摆脱末人时代的诱惑和束缚,勇于继续创造历史。这不仅仅是因为人类社会还存在如此多的不完善之处,而且意味着人类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三、英雄主义与历史必然性之间的纠结及其克服。

   刘慈欣曾说,科幻文学是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最后一个栖身之地。他的几乎每部作品都有英雄的存在。在《三体》系列中,罗辑、章北海、史强和维德都是“超人”式的英雄。能够“在关键时刻,能够有精神力量和魄力跳出道德的限制,奔向最后生存的目标”。[87]另一方面,刘慈欣也反对“英雄史观”,他认为:“历史一定有自己的原则和必然性存在。”于是,我们可以发现,刘慈欣给《三体》英雄的安排命运常常是悲剧。

   英雄主义与历史必然性之间的纠结,反映了刘慈欣对人类未来的悲观主义态度。尽管他反复强调,宇宙终结并不是一种悲观主义。在我看来,刘慈欣的真正的觉悟和纠结之处,在于他在《三体》中创造和揭示了现代社会中精英与大众的深刻分裂。一方面是分裂的大众,每个人类个体都把“自我保存”和“个人权利”视为文明的首要价值,却无法组织和整合起来。另一方面,是孤独的精英,尽管可以在危难中拯救人类,甚至可以为人类社会立法,然而这样英雄总是不被大众所理解,甚至遭遇大众的报复和惩罚。刘慈欣曾经设想,技术可以做到把人类用一种超越道德底线的方法组织起来,用牺牲部分的代价来保留整体。然而《三体》系列的悲怆结局中,精英和大众都没有找到合适的人类社会的组织方式。

   在谈及《蝙蝠侠:黑暗骑士》电影时,刘慈欣评论导演诺兰“虽然很出色地营造出这个道德死局,却没有胆量对自己提出的诘问做出任何有价值的回答。”在我看来,类似的诘问也可以向刘慈欣提出:科技发展似乎也无法解决英雄与历史的纠结和精英与大众的分裂,我们可以怎么办?刘慈欣看到了问题,但他无法回答。从对民众创造力和自我组织力模式悲观(大史这样的传统中国人真的极少嘛?),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普遍推崇(《三体》系列只有私有企业!),对政党和社团对民众的组织性的漠视(《三体》最强有力的组织是ETO这样的邪教),以尼采式的超人的推崇(罗辑、章北海和云天明在骨子里蔑视大众),我们可以发现刘慈欣的纠结背后的精英主义。然而这种精英主义却在末人时代无所适从。因此,我愿意用“文化自觉”而非“政治自觉”来描述和总结刘慈欣对于科幻与现实的自觉意识。

   不过,正如时代的不同让汪淼最终没有成为叶文洁,我们或许不必苛责刘慈欣没有给出答案,而在于这个时代本身尚在变化和波动之中,关于许多根本问题的回答的争论尚未终结。历史没有终结,中国文明和人类文明的未来存在多种可能。[88]如果未来历史中存在着一种调和英雄主义与历史必然性的解决方案,那么刘慈欣笔下的英雄与大众最终会达成和解。在这个意义上,我想刘慈欣会同意这样一个说法:我们需要未来,所以理解当下;我们敢于想像未来,所以认同传统。

   其实,中国现代文明本来就有这样既敢于征服宇宙,又甘愿献身于民众的伟大英雄。早在1935年,一位24岁的中国青年就立下了这样一个足以激励百年乃至千年之后又的科幻迷们继续为之畅想和奋斗的梦想:

   “你在一个清朗的夏夜,望着繁密的闪闪群星,是否有一种可望不可及的失望?不,决不!我们必须征服宇宙。”[89]

   [1] 参见达科•苏恩文:《科幻小说面面观》,郝琳等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年,特别是第一卷第一章和第二卷第四章;韩松:《当代中国科幻的现实焦虑》,《南方文坛》2010年第5期;纽约时报中文网:《中国之现实,比科幻还科幻》,网络链接:http://cn.nytimes.com/books/20130606/cc06scifirealism。本文所有网络链接最后访问时间为2014年6月8日,特此说明。

   [2] 艾萨克•阿西莫夫:《阿西莫夫论科幻小说》,涂明求等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96页。

   [3] 搜狐读书专访刘慈欣:《我对用科幻隐喻反映现实不感兴趣》,搜狐网,网络链接:http://book.sohu.com/20110720/n314035545.shtml。

   [4] 刘慈欣、张东亚:《刘慈欣:未来早已到来》,《中国企业家》2014年第2期。

   [5] 搜狐读书专访刘慈欣:《我对用科幻隐喻反映现实不感兴趣》。

   [6] 刘慈欣:《从大海见一滴水——对科幻小说中某些传统文学要素的反思》,载《刘慈欣谈科幻》,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年,第49-50页。

   [7] 陈幕雷:《很多莫言,为什么只有一个刘慈欣》,观察者网,网络链接:http://www.guancha.cn/Books/2012_11_17_110033.s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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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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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理论研究》201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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