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智: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1980—2010)*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30 次 更新时间:2016-04-05 11:54:53

进入专题: 农业革命   单向的城乡贸易  

黄宗智 (进入专栏)  
主要是因为拖拉机能够在特别紧张的“三秋”(秋收、秋耕、秋播)时间段里(在8月10日之前的两周之内),在收割晚稻和种下小麦之间,完成更多必须的翻土耕地工序,因此使推广一年三茬的耕作制度成为可能。如此,拖拉机悖论地推进了农业的进一步劳动密集化(黄宗智,2014c:192-195),而那样的“内卷”(即由于地力的限制,每一茬的按日劳动报酬会递减),则意味着按日劳动生产率和收入的停滞或缩减。

   另一重要的不同是,日本由于历史的偶然巧合而建立了比较成功的农业合作社。笔者已在另文中集中探讨了这个课题(黄宗智,2015a),这里只简单总结其主要结论:首先,日本的基层地方政府在明治晚期便把农业现代化确立为其主要的任务,为农民提供了现代的投入。其后,战后在美国的占领下(以及一群认同于罗斯福总统之前的“新政”政策的进步美国官员的影响下——Cohen,1987),实施了以建立小自耕农为农业主体的土地改革,而后设立了由农民控制的高度民主化的合作社,由这些合作社来接管之前地方政府相当部分的支农资源(因而获得了农民的广泛支持和参与),借此来为小农提供“纵向一体化”(即农产品的加工和销售)的服务。(尤见Kurimoto, 2004;Moore, 1990;Esham et al., 2012;亦见黄宗智,2015a)结果是日本农业的持续发展,尤其是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Hayami and Yamada, 1991:19,表1-2)这些合作社成功地为农民确立了有尊严的生活,也为日本全社会确立了比较公平的收入分配,避免了中国在改革期间所呈现的大商业资本对小农在极端不对等的权力关系下的榨取(下面还要讨论)。结果是日本比较高的社会公平基尼系数:37.6(2008年),在全球141个国家中排行第65位,相对于中国的47.2(2013年),排行第114位。(C. I. A.,2015;亦见黄宗智,2015a)

   衫原薰把较公平的分配也纳入到他建构的所谓东亚模式之中,但他根本没有考虑农业合作社在日本所起的作用,以及其与改革时期的中国的显著不同。(Sugihara, 2003)今天,农业只占日本整个国内生产总值(GDP)很低的比例,农村人口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分配已经不那么重要,但对(农民仍占人口大多数的)中国来说,不解决农民乃是二等公民这个现实、不解决对农民工的不平等待遇,便没有可能做到比较公平的社会——这是笔者已经在一系列的文章中详细论析过的问题。(黄宗智,2009,2010b,2013;更新于黄宗智,2014c:第11、12、13章)

   合作社的问题多被观察者所忽视,但它其实远比乍看起来要重要得多。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中国在其集体化时代曾经是世界上最平等的国家之一,但如今已经成为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其中的一个关键原因是中国没有能够像日本(尤其是其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那样建立起有效的合作社来为小农的利益服务。笔者在另一项研究中,论证了如今中国的务农农户中,只有约三分之一是合作社的社员,而在那些合作社中,只有约20%能够被视作真正为农民所掌控并服务于农民利益的合作社。它们几乎全是不可能向国家正式银行贷款的小型合作社。此外,还有约30%是“翻牌”的合作社,是由出资的资本家所控制的,他们采用合作社的虚名是为了获取国家的补贴和资助。另外有约40%是性质介于两者之间的合作社。(黄宗智,2015a:27-29)因此,大多数的小农今天只能自己单独和“大市场”的商业资本打交道,被迫处于极其不对等的权力关系之中。(黄宗智,2012;更新于黄宗智,2014c:第10章)这是中国今天收入分配极端不平等背后的主要原因之一。

   这是一个特别显著的历史讽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源于农民革命的国家,一个在其早期曾经通过土地改革和集体化而做到平等分配的国家,但在建立农业合作社和社会公平方面则远远落后于(资本主义的)日本。中国今天特别需要的是,社会(或“社会主义”的)改革——尤其是建立真正服务于农民的合作社,让仍占全民中大多数的农民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才有可能克服如今的严峻社会不公。(黄宗智,2015a;亦见黄宗智、龚为纲、高原,2014)

   另一个能够说明问题的比较是中国大陆与韩国和台湾地区的比较——后者是所谓的“东亚”发展模式中的另外两个主要国家/地区。它们和中国大陆的不同主要源自于日本的殖民地统治(虽然主要是为了日本本国的利益的统治),以及它们后来所经历的与日本相似的历史偶然巧合,即日本的地方行政传统和美国的占领政策(或决定性影响)的交结。

   在台湾,一个关键的因素是,日本殖民地政府为农民提供了大量的农业现代投入。在1910年到1940年的三十年间,该地农业的化肥施用量上升到之前的730%,科学选种也起到一定的作用。(Ho,1968:318)农业产出因此在1917年到1937年间平均每年上升了3.6%,显著地超过了人口2%的平均增长率。(Lee[李登辉] and Chen, 1979:78)结果是,在日本统治的五十年中,台湾农业产出足足翻了一番(Amsden,1979),相当于18世纪英格兰农业革命一百年的增幅,其农业劳动生产率和收入也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与中国大陆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经历十分不同。

   韩国的经历基本和台湾地区差不多。日本的殖民地政府为农业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把灌溉面积扩大到之前的1600%,从1万公顷增加到16万公顷,同时,在1920年到1940年间,把化肥施用量从每公顷1.5公斤提高到208公斤。(Kang and Ramachandran, 1999:792,表6)同时期,韩国的人口只以平均每年0.87%的速度增长,但农业产出则在1930年到1939年间,平均每年增长2.9%(1920年到1930年间的年均增长率为0.5%)。(Ban, 1979:92-93)总体来说,在1918年到1971年间,韩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平均每年增长了1.4%,在此五十多年期间翻了一番,也就是说,在一半的时间段中达到英格兰百年农业革命的成绩。(Ban, 1979:105)

   被忽视的是,台湾地区和韩国与日本同样得益于一个历史巧合,即日本地方行政体系传统在美国的统治(或决定性影响)下,促成了农业合作社的建立。其关键因素是相似的:日本地方行政成功地为农业提供了现代投入;在美国的影响下,实施了使小自耕农成为农业主体的土地改革;由合作社来为农业产品提供了纵向一体化(加工和销售)的服务(虽然,韩国的合作社要到20世纪80年代方才具备农民的民主化参与——Burmeister et al., 2001: 9-20;亦见黄宗智,2015a)。而成功的农业现代化则为较充分的城乡贸易和市场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促使两地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便达到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

   日本(1880年—1950年)和韩国-台湾地区(1920年—1980年)与中国大陆(1960年—1980年)之间的关键不同在于,在现代投入进入农业的初始期间,农业劳动生产率方面不同的经历。在日本和韩国-台湾地区,农业产出的增长超过了人口增长,因此导致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和收入的上升,而中国大陆则没有。中国大陆真正的现代化(即连带劳动生产率和收入上升的)农业革命,包括农村消费城镇产品的增长(亦即城乡贸易的发展),要等待不同的动力,而不仅仅是现代投入的来临。

   日本和韩国-台湾地区的农业现代化对中国大陆真正的启示不是仅在其比较明显的劳动密集上的共同点,而更是其由于历史的偶然巧合而建立的高效农业合作社——它们成功地协助农民摆脱像改革期间的中国大陆那样的商业资本对小农的榨取,借此为农民提供了有尊严的收入。悖论的是,资本主义的日本和韩国-台湾地区,居然会变得比(曾经是革命的和完全社会主义的)中国大陆要平等。上面已经说明,现代日本要比改革期间的中国大陆平等。更使人惊讶的是台湾地区,其基尼系数是34.2(2011年),在世界141个国家和地区中排行第47名,和韩国,31.1(2011年),排行第29名(C. I. A.,2015),远高于中国大陆的47.2(2013年,排行第114名)。这是一个戏剧性的讽刺:曾经是革命的和完全社会主义的中国大陆居然在发展合作社方面要远逊于日本-韩国-台湾地区。

   (三)中国新时代的农业革命与印度的比较

   下面我们先借助比较经济史学家麦迪森(Angus Maddison)关于以上各国不同年代的人均GDP的合理估测,来为以上的讨论给出一个大约的量化概念,并借此进入与印度的比较。之所以说“合理”是因为麦迪森较少像许多其他学者那样受到理论-意识形态前设假定的影响,而之所以说“估测”是因为前现代的经济数据大多是依据轶事证据而来的,并没有现代经济数据那样系统的统计。虽然如此,麦迪森的估测,结合现代的统计数据,仍然可以为我们的质性论析提供一个大约的量化尺度。表5综合了麦迪森做出的相关估测。

   在以上的讨论中,我们已经看到这些数据所显示的变迁和其背后的动力:不列颠早在18世纪便已经历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革命,远远早于中国大陆;日本则在1880年—1950年间成为经历了同样的革命的第一个亚洲国家;韩国和台湾地区(由于日本殖民主义统治所打下的基础)在1950年前便已经逐步迈向现代型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麦迪森的数据,如果谨慎对待,为我们以上的论述提供了一个合理的量化维度。正像其数据所示,中国大陆的经验是和印度极为相似的:两国迟至1978年人均GDP仍然同样只处于较低的水平,中国大陆是978美元,印度是966美元,与不列颠和日本相去甚远,与台湾地区和韩国也相去较远。

   中国和印度的基本共同点在于其相对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在那样的制约下,两国在现代投入进入的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绿色革命”中,都没有能够成功进入现代型的变化。两国都处于年均2%的人口增长率压力之下(源自现代医药和公共卫生设施所导致的死亡率下降),由于此,其人口的增长基本“蚕食”掉了现代投入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和收入的提高。如表5所示,在1950年到1978年间,两国人均GDP只呈现了较小幅度的增长。显著的现代化增幅要等待1980年以后的,来自非农经济发展的消费革命。

但是,我们需要同时指出,两国之间也有鲜明的不同:一如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和其合作者)所论证的那样,两国在1978年,虽然人均GDP大致相当,但中国在一些重要的社会发展指标上要远高于印度。表6显示,从1960年基本相同的婴儿死亡率出发,到1981年,中国已经成功地把每千名婴儿中有150人死亡的人数降低到37人,而印度则只从165人降低到110人。同时期,中国把出生了的婴儿寿命预期从47.1岁提高到67.7岁,而印度则只从44.0岁提高到53.9岁。另外,中国把其男子识字率提高到68%,印度则只提高到39%。(中国的这些成绩当然主要是通过其由村庄集体组织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卫生和教育而做到的。)森等学者争论,如此的差别正是中国之后所以能够更成功地发展经济的重要原因(Drèze and Sen,(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黄宗智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农业革命   单向的城乡贸易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中国政治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98438.html
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6年第2期

3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3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