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景迁:蒋介石的正面和侧面——评《蒋介石与现代中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635 次 更新时间:2016-03-30 20:2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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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景迁 (进入专栏)  
他就已经通过自己的阅读和并不愚蠢的德国顾问了解到德国是一个管束有序的国家。他尤其欣赏近些年来德国、日本和土耳其提升其“国民精神”的方式。在送自己的养子(蒋纬国)去慕尼黑Kriegsschule(军事学院)之前,蒋介石对他说:“德国是我们可以从那学到什么东西的唯一一个国家。德国能给我们培养自己做事方式的基础:严谨、朴实。”

   但这种对德国取得成就的青睐不是怯懦的纳粹主义的标记。日本人在关键方面复制了纳粹意识形态:种族优越性、地域扩张、对整片大陆(如果不是整个世界)的征服,蒋介石则对此毫无兴趣。在日记里他从来没有提到德国法西斯主义崛起过程中的任何里程碑式事件:希特勒被选为总理、议会大厦纵火案、德国变成一党国家、希特勒自命为元首……对这些事件表示接受就更谈不上了。在目的和手段上,蒋介石都不是法西斯主义者。

   在陶涵看来,蒋介石是个实干家,并且最终说来是个领袖,将自己视为“同时接受了中国和西方启蒙主义对理性或世俗人道主义的追求——自由民主主义、实用主义专制以及雅各宾式的集权主义”。陶涵认为,正是因为此,蒋介石才会引领中国在193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调动对日本的最大抵抗力量,以便将后者逐出中国,这不是像他的许多敌人(尤其是左派敌人)指责的那样,是对日本懦弱的妥协。因为在蒋介石看来,日本和德国一起以及包括意大利和西班牙在内,都是他所谓“极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返祖性法西斯主义的极端化”的黑暗例证。在这样一种解读中,蒋介石严厉而又令人捉摸不定的审查制度、在他命令之下举行的大规模政治集会、残酷的情报系统、精英主义的准军事秘密社团、对政治敌手和人权主义对手的暗杀、对领袖崇拜的坚持等,看上去都变成了可以接受的统治手段。

  

失败的孤独者

   现代中国历史是一个漫长而又复杂的故事,就让读者尽可能通过蒋介石本人的目光来看待时世来说,陶涵对我们贡献良多:就是以这样一种方式,他将蒋介石在1945—1949年国共内战中不断的失败和退守台湾勾连起来,并将这种联系一直延续到朝鲜战争。之后,他又继续论述了共产党对近海岛屿的炮轰、台湾的暴力专制时期及随后的变革期,以至最后在蒋介石领导下台湾经济的快速增长。在陶涵的解读中,蒋介石通常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并不缺乏作为一个伟大战略家的技巧。举例来说,陶涵认为1940年代中期共产党的胜利不仅是因为蒋介石的错误分析和拙劣的军事领导,同时也是因为美国的误判和干扰。

   在我看来,将蒋介石描述为一个重要政治家的尝试本身就有缺陷:作为一个领袖他有严重的缺点,就建立一个合格的政府来说,他的视阈有限,他明显不具备掌管整个中国经济的能力,他不清楚如何管理美国人用来诱惑他的巨额贷款,而且这些贷款还经常被他的伙伴、他的家族及家族中经济无法自立的成员挪用。所有这些都是确定无疑的事实。蒋介石从来不愿意下放自己的权力,并且不顾任何情况都倚仗同一批助手和顾问,后者在蒋介石早年求学及参加军事院校时就和他在一起了。在其政治宣言中,蒋介石武断而又自负。因为缺乏个性上的魅力,蒋介石通常很顽固且不懂得变通,他领导的部队在生活上铺张浪费,而对发生在中国农村地区的令人担忧的腐败事件,蒋介石同样不闻不问。

   尽管陶涵用大量细节来描述一个更人性化的蒋介石并展示他的政治家品质,在我读来,从这种繁复描述中涌现出的大帅形象依然披戴着失败者的盔甲。当然这不是否认以下事实:陶涵从鲜为人知的资料中细致收集来的其传主的人性光芒,最终能够帮助我们描述出一个令人信服的、作为完整的人的蒋介石。蒋介石同时要处理太多事情,并且因为命运或其本人被剥夺了完成任何他真正关注的事业的机会。

   在发掘那些引人共鸣的细节上,陶涵慧眼独具:在阅读了蒋介石生平所有大起大落的史料后,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正是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从大帅在台湾的医生提供的证词中陶涵得知,蒋介石多年以来一直饱受尿道疾病之苦,到1960年,这种疾病已经严重到让蒋介石接受劝说,同意让一个从冲绳来的美军泌尿科医生为他做手术。手术并不成功,蒋介石决定再次尝试——这次是位更著名的外科医生,后者在纽约开业,专程飞到台湾为蒋介石做手术。这一次效果更好,不过却让蒋介石在其余生中都经受小便失禁的折磨。陶涵告诉我们,“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让蒋介石保持着一个习惯,那就是在所有会议结束之后坐在原地不动,直到他助手之外的所有人已经离开”。

   我觉得这幅景象既平淡无奇又具有一种奇特的感染力。平淡无奇是因为这个细节如此平常,它也许会是许多人人生记录中的一个小偏差。不过,如果病人是一位大帅,某种特别的惨痛就很明显了:这个人曾经历北伐和西安事变的生死关头,他曾梦想击溃日本人、压倒共产党并将中国永远嵌在世界强国的版图中,他曾梦想反攻大陆,最后他曾梦想使台湾成为美好世界的一个小小的模型,可他只能静静地坐在一摊潮湿之中,等待着每次公务会议结束。

   年复一年,这个场景一再重演,它会让我们想起那句老生常谈:极端依赖于对自己尊严的维护通常会得不偿失,最终说来是种徒劳。它同样会让我们明确另一个事实,即蒋介石的人生旅途通常是孤独的。或许只有在现在,我们才有可能不受阻碍地将其作为一个整体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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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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