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海斌:“守护最后的堡垒”

——新编《近代中国研究入門》读后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47 次 更新时间:2016-03-12 00:2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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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海斌  
想继承前作的精神,写一部新的《近代中国研究入门》,意图也是向这样的现状投入一块小小的石子。也许,这不过是逆潮流而行的反时代的尝试,但既然作学问,感觉到抱有这样的“意气用事”也还是必要的。(前言,ii页)

   相较两书作者群,已经发生至少两代以上代际更替,他们处理时代的范围未必一致,但在史学理解、精神气质、使命感以及那一点“意气用事”上,却有明显的继承关系,哪怕只是隔代遗传。

   全书章节设置,一本前作,仍循传统专史分野,编者承认这些都是“非常古典的部类”。吉泽诚一郎执笔“社会史”一章,从“社会”、“社会史”概念的“暧昧感”入手,指出其研究对象、方法与史料的多样性,继由人口、家族、民族、村落等视点具体展开讨论,并提示近来盛行的田野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或许会让中国读者略感意外,目前在海峡两岸都相当火热、引领“新史学”趋势的社会生活史、物质文化史等,在书中几无体现,这当然不代表日本没有人研究,只是至少还未深刻地反映到学界主流视野中。无论概念厘定,或问题提出,吉泽发言的前提都在于对既有社会史(包括社会学)研究学脉的内在把握,同样的,西英昭再三叩问滋贺秀三的老问题——“什么是法”,在确认了“没有这一问题意识的研究,不可能是‘法制史’”的立场后回顾研究史,村上卫以积累了最丰富成果的地域经济史为焦点,指出“模式化”意义的同时,提示避免琐碎实证的可能方向,斋藤希史在文学史语境中继续讨论“近代中国”的位置,基于传统观点的批判,呼吁视点转换,这些论说,无一例外都体现先因后创的取向。

   各章执笔者有自己的问题意识和相应对手方,但在史料重视程度上几无差别,均注意对其位置、相互关系、使用原则与方法作细腻解说,从而响应编者初衷:“历史研究说到底以史料为基础,清楚表现研究领域个别特征的也是史料。本书没有对史料作网罗性质的介绍,但既然是‘研究入门’,那么展示处理史料方法之一端,也是不无意义的。”(前言,ⅳ页)村田雄二郎执笔“思想史”一章,由丸山真男的“思想史”类型说阐发,在区分中国思想史叙述类型为“学案型”、“运动型”、“主题型”的基础上,强调语汇概念、文体及语境研究的重要性,分别与第四、五、六章形成呼应。先以郑观应《盛世危言》屡次修订、再版为例,说明文本与语境的互动关系,“先应了解各时期《盛世危言》编纂的动机与意图,进而对郑氏思想与行动的全体像有更为深刻的理解”;其次强调“史料精读”,其援引国内学者桑兵的话——“‘看得到’不一定‘读得懂’”——在史料总量极端丰富、研究者面临选择障碍的今日尤具针对性;复次依据实践经验,总结文献解读“四重苦”,即“文体混杂”、“语汇流入”、“编纂史料的圈套”、“笔名与年代误植”;最后提醒避免从现代价值观出发去理解历史,而应经由史料将过去“去熟悉化”。“总之,研究近代中国思想史的要谛,在于尽量精读现存史料,同时理解史料书写、编纂、解读的背景与状况,也是极其关键的。”(225页)这样就把史料批判从真/伪、一手/二手、间接/直接的简单二分法,拓展到更加丰富和多元的层次,相应解读也立体化,从而逼近整体的“实相”。石川祯浩在检讨政治史研究动向时,也非常注意“史料性质”问题。他将传统研究类型定义为“旧案新探”、“破案型”(又称“揭秘史学”),与之区别者为“新境开拓型”,特指将信息传送(包括误传)、情报操作等要素纳入的政治史路径,在情势瞬息万变的紧急事态下,信息处理方法本身也是一种政治行为,一旦意识到信息与政治的双向互动性,信息(伪信息)不只单方面受到政治规定,那么也就有可能规避“阴谋史观”的窠臼。(167-169页)姑不论他对“揭秘史学”的评价公允与否,以“史料本身来源为分析对象”,确正体现了政治史研究的精髓。

   本书衡之于史料利用的标准,可以说非常苛刻,但并不狭隘。比如对公刊编纂史料,即使在档案至上的外交史领域,仍予以适当位置,冈本隆司接续前一代外交史学者坂野正高的话头,平实地解说已刊史料的利用价值及与未刊档案的关系,并无抑扬的偏向。(131-137页)村田雄二郎亦提醒利用者,史料复制、拼贴、编辑过程中会有信息误传和遗落,包括数据化的场合,如亚洲历史资料中心(Japan Center for Asian Historical Records)的电子文档亦并非完璧。(261页)他另举大陆学者王奇生《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一文为例,提示这篇极具原创性的论文所用主体史料,实际上早在八〇年代已经出版,建议“从极常见的编纂史料开始,好好拾阶而上,这是非常重要的”。(264页)以上种种,对于日下横行的档案原教旨主义,无疑具有解毒的作用。

   实证而外,本书在表述、思辨层面着墨不多,这亦非意味着轻忽。编者强调的一点是,“掌握基础素养,临时磨枪肯定不行,要注重平素的留心和修炼……直接使用理论、术语、概念当然不用说,即使不用,影响到构建思考框架的例子也不少”(10页);“实证是论文中表现出来的部分,支撑它的、看不出来的非实证部分的素养与积累有多少,这是相当大的问题。阅读文本,没有职业训练,是无法胜任的”。(245页)这里贯彻的依然是长期累积、循阶而上的思路,而对偏离此思路、挑衅“基础素养”者,则缺少容忍。“导言”中罕见地点名批评了美国学者何伟亚(J.L.Hevia)《怀柔远人》(Cherishing Men from Afar)一书,然后重新确认以下一点:

   只有正确理解字词意义、文献来源,才能确定事实,通过持续的积累,描画时代,这是非限于历史学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但现在从这一初始就变得反常。不管世界潮流如何,既然是学问,就必须是这样。(10页)

   书后附录了二〇一二年二月十八日全体执笔者的座谈会纪要,就各章写作未尽的问题及平常研究中的疑惑、想法展开讨论,很多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实已经溢出近代史范畴,差不多也适用于观照日本整体的中国史研究,甚至,还可以反观中国的研究。比如针对来势汹汹的“现代中国”研究的冲击,正文的批评相对委婉,座谈会上的言论则要直接犀利得多——

   冈本:近年来一个趋势是,历史研究的形势不佳,可以说是置身逆境之中。并不是说对历史的兴趣减弱了,现状分析的研究者谈及历史的场合非常多,尽管对历史也有兴趣,但是对历史“研究”是否有兴趣和尊重,确是让人怀疑的。(235页)

   冈本:我本人,明白说吧,反正那些搞现代中国喜欢谈论历史的家伙实在靠不住,很气人的。(248页)

   村田:基本问题是,研究现代中国者的历史视野,俨然对历史学成果持无知、不关心的态度。一部分人虽已意识到该问题,但因相互研究过于细化,不知道从何进入。……搞现代中国的人至少需要有一百至一百五十年的视野来看中国。(249页)

   当然,批评以外,仍然有反省——

   村田:另一方面,近代史研究一方也许努力不足。如果说近百年到一百五十年之间,反复出现的类似现象之下存在着历史的底流,或者说有构造变动的话,那么对此做清楚地提示,也是历史研究者的责任。像冈本《中国反日の源流》[7]、笹川裕史《銃后の中国社会》[8],是给关心现代中国的人启发的历史书。(249页)

   关于“研究案内”,执笔者均有自己的切身经验与感受——

   村田:研究指南或者详实的解说书一类是必要的,并非没有意义,但真正的研究,必然是超越研究指南的。……制作文献目录、案内,研究指南一类,我是不干的。我感觉,这种事情应该让学生自己去做。……京大的情况不知道,东大有一种“放养”的说法。

   石川:大学时过于“放养”……连教你“读这个”、“读那个”的人也没有,更不要说有人告诉你有这样的入门书。

   村田:学会和研究会的作用大,今天稍微有些变弱。……我觉得能够读书的地方不是研究会,而是读书会。

   冈本:自己是地方大学出身,周边谁都没有。……在“放养”这点上是一样的,一是通过研究会露脸,二是找手边的书看,田中正俊先生的话,简直当做金科玉律。(237-238页)

   又谈到“项目中心主义”的流弊——

   斋藤:写研究提案什么的,对文学研究来说还是挺难的……

   村田:“预测效果”和“社会效果”,很难写。

   斋藤:不知道写什么啊。

   冈本:因为不知道,所以有研究的必要。

   村田:只能写“丰富人的心灵”。(众笑)

   村田:这不仅是日本的问题,韩国、中国也能看到“项目中心主义”。五年、三年,年轻人都被牵涉其中。以前日本的研究会、读书会招来外国学者,在恳亲会上常常说:“自己也想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回去后,即便想做似乎也不顺利,现在项目化趋势早已超越日本。(241-243页)

   在言语交流向来温和的日本学界,如此直率陈说、自由讨论,并不多见。刺耳批评与不断反躬自问,都有原汁原味的记录,很可以一读。这中间可窥见执笔者的心声与苦恼,也能读出对后辈的期待,由周遭环境、压力出发的平易可行的建议,而不尽是居高临下的批判。谈到读书法——

   斋藤:不是光了解那些指南化的研究,而是完整地了解某个学问体系,然后才知道自己到底想做什么。

   吉泽:不是从某个学者的论文中选择一两篇来读,而是好好地读全部,在研究生阶段作为训练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说全集是个好东西。(240页)

   作为日本式读书会的典型,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共同研究班”最有成绩,与会者均追念不已。不过,事随时迁,读书会的形式和作用也在变化——

   石川:和以前相比,京大人文研的共同研究班对年轻学者的养成作用更强了。研究会平时白天进行,由于最近大学事务繁忙,一般大学教员不能来参加,研究生占的比率增大。在这里发表、讨论,对应读史料提出建议,重点转移到这里了。”(243页)

   归根结底,日本学者无法躲避变动的时代,同时又在保守自己认为最重要的东西。由新一版《近代中国研究入門》反映的因应策略,与其说是更新,毋宁说以回溯的视点展望,与其说开拓,毋宁说以致敬的姿态创造。如村田所言,“文本、原典的精读,大概是日本百年以来,或者说近世以来的传统。和老师面对面,慢慢地精读原典,此谓‘读书’(本読み)。”(246页)在他看来,这在由老师单向教授的中国和“工场生产”、“大量生产”模式的美国,都是没有的,而这一点正是日本的优势所在,故而也有这样的自信:“说日本的中国研究‘空洞化’,悲观的人有很多,我对这方面相对乐观,在方向上应该考虑如何守住日本的优点会比较好。”换用另一作者冈本的话说,即“守护最后的堡垒(最後の砦を守る)”。(247页)也许,我们可以把这理解为日本人在给自己打气。不过,可以反问和思考的是,在鼓励“创新”、打造“工程”、争取“与世界接轨”的今天,我们自己有什么是值得和能够守护的呢?

   注释:

   ①近见桑兵先生新著《治学的门径与取法——晚清民国研究的史料与史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或为国内近代史研究领域首部以“为初学者提示读书治学的门径”为题旨的专书,而其主张“良法必然高深,不可专为小夫下士乃至坊间流俗道”,“基本的途辙门径,看似简单易行,实则暗藏玄机”(同书“绪论”,3页),则书中所论“门径”取向,有较为特别的意味。

  

  

   【参考文献】

   [1]吕思勉.从我学习历史的经过说到现在的学习方法[M]//吕思勉论学丛稿.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578.

   [2]抱冰堂弟子记[M]//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10613.

   [3]吕思勉.经子解题•自序[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4]余嘉锡.目录学发微[M]//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余嘉锡 杨树达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16.

   [5]罗志田.经典淡出以后:20世纪中国史学的转变与延续•自序[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5.

   [6]坂野正高,田中正俊,卫藤沈吉编.近代中国研究入門[M].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74:ⅳ.

   [7]冈本隆司.中国“反日”の源流[M].东京:讲谈社,2011.

   [8]笹川裕史,奥村哲.铳后の中国社会——日中戦争下の総动员と农村[M].东京:岩波书店,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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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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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研究》(成都)2015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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