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德军:关系性契约与中美信任维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20 次 更新时间:2016-01-28 15:2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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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德军  
除了理性物质回报的目的以外,也期望能够获得归属感和认同感。当被信方能给信任方提供身份感和认同感的时候,国家便能够在其中得到情感满足。中美拥有长期相互纠缠的历史,不可以否认相互之间存在复杂的情感。类别3:关系型信任(或过程型信任)。国家的理性行动是“嵌入”在社会行动中的,理性因素与情感因素并存于社会关系中。信任行动者在社会互动中有着多元而混杂的行动动机,理性的经济目标通常与对社交、赞许、地位等社会性目标交织在一起,故很难从纯粹的理性-感性二分法解释信任。因此,在心理层面与行为层面之外,还存在基于互动进程的“关系信任”。

   依据梳理出的三种信任类型,我们可以简要评估中美信任的现状。在情感认同方面:首先,历史记忆复杂。自二战以来,中美关系历经盟国-对抗-准盟友-合作与竞争并存的伙伴关系-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走向。不同历史时期的历史记忆对中美战略互信建构有着深远的影响。但是双方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忆、历史叙事与历史教育,会影响双方的信任进程。[26]1949年至今,中国曾先后经历过六次战争。[27]在这六次对外战争中,与美交战最早,持续时间最长,伤亡人数最多。再加上剑拔弩张的三次台海危机,美国基本上给新中国留下了完全负面的印象,促成了新中国长期对美国的低信任感。其次,中美文化价值、意识形态、政治体制差异较大。当然,中美之间也存在一些有利的主观因素,比如两国均为全球化体系的受益者,有着趋同的市场经济目标,两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与思维模式也开始接近。在主观条件方面,两国自身的属性特征对信任造成重要影响。

   在理性认知方面,中美信任外在的相互依赖与“不确定性”构成信任发生、续存的重要基础。首先,客观国际结构压力是中美战略互疑的体系根源。中美关系悲观派往往援引历史上的修昔底德陷阱,认为一个新崛起的大国与现存大国之间的利益是零和的,战争变得不可避免。[28]“权力转移理论”也认为所谓的经济“权力转移点”在2020-2025年左右出现时,美中之间的冲突难以避免。另一方面,在地区与全球事务中,两国在有关气候变化、防扩散、反恐、减贫、能源通道安全等议题上具有广泛的共同利益。这些利益的交汇点,成为中美信任维持的基石。中国的崛起是在美国建构的体系内崛起,自身利益完全融入于其中的中国怎么可能亲手毁了这个它赖以生存的体系?其次,中美两国间的利益依赖构成中美信任的重要来源,日趋紧密的中美经济相互依赖不仅制约,而且激励了双边信任。进入21世纪以来,经贸合作成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与“稳定器”。中美双边贸易从1979年的25亿美元,扩大到2014年的5551亿美元,增长了约222倍,平均每年增长6.34倍。[29]截至2015年7月底,中国外汇储备仍居于世界首位,在高达3.6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美元资产占绝大部分份额。[30]与此同时,中国长期是美国政府债券的最大持有者。[31]为此,尼尔•弗格森(NialFerguson)等人认为中美之间的利益抵押,发了挥抑制互疑的重要功能。[32]

   在关系互动方面,两国官民交往达到前所未有的密度与广度。首先,高层交流频繁塑造了丰富的互惠经验。在冷战结束后发生的三次危机事件中,两国高层交流及时化解了不信任危机。在1996年台海危机中双方高层之间的沟通次数为15次,1999年炸馆危机为27次,2001年中美撞机危机则达到了41次。双方使用10次以上的交流手段为:领导人讲话、发言人谈话、主要官员讲话和谈判;使用5次以上的沟通手段为:会谈、交涉和互致信件。政府声明、热线电话、派遣特使等手段也发挥补充性作用。[33]近年来,领导人之间坦诚布公的互动更密切,每年两国政府机构会举行60多场政府间对话。其中,2012年2月习近平副主席访美、2013年习奥庄园会晤、2014年北京峰会就加速《双边投资保护条约(BIT)》谈判、启动军事互信机制磋商、气候变化问题联合声明等重大问题达成共识。[34]其次,“多轨外交(multi-track diplomacy)”与人文交流密切,有利于培育双方公民社会的信任感。根据国家旅游局统计,2014年全年美国至中国旅游的游客为209.32万人次,中国成为美国第三大入境目的国。2007年至2014年,中美旅游人员往来规模已突破2200万人次。[35]长期互动促进了双方对彼此偏好的了解。

   然而,在中美经济利益高度依赖,互动关系彼此交叠时(图1),两国公众间信任却出现较大波动。“皮尤全球态度调查项目”、“BBC国际台国家评价调查”、“百人会中美公众看法和舆论调查”三个调查项目结果发现,2012年前后大部分美国人(52%)将正在崛起的中国视为一大威胁。[36]并且56%的中国人和50%的美国人认为两国间只存在很少的信任。[37]总体看来,中美战略信任在减少,构成倒“U”型关系(见图2)。[38]

  

   图1 中美经济利益依赖关系

   资料来源:中美间贸易额数据来源于COW数据库,参见http: / /www. correlatesofwar. org;GDP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 参见http: / /www. worldbank.org/。转引自邝艳湘:《经济相互依赖、退出成本与国家间冲突升级》,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4期,第135页。

  

  

   图2 中美公众信任水平变化

   资料来源:盖洛普民调数据,http://www.gallup.com/poll/1627/China.aspx;“皮尤全球态度调查项目”数据,http://www.pewglobal.org/2012/09/18/u-s-public-experts-differ-on-china-policies/;“BBC国际台国家评价调查” 数据,http://www.globescan.com/news-and-analysis/press-releases/press-releases-2014/315-negative-views-of-russia-on-the-rise-global-survey.html;“百人会中美公众看法和舆论调查”数据,http://www.survey.committee100.org。

   总体而言,两国民间信任的变化趋势基本上与官方保持了一致。冷战后,中美政府之间的相互意向也发生几次转变。1989-1991年,两国是完全的负面意向,北京政治风波使得美国对“中国向西方模式转向”的期盼化为泡影,中美政府之间的战略互信大起大落,跌入谷底。1991-2001年,中美非敌非友意向:双方都努力恢复接近冰点的两国关系,1990年11月钱其琛外长正式访美,1991年11月16日美国国务卿贝克访华,中美关系基本改善。克林顿执政时期美国对华意向始终在敌人和朋友之间波动。[39]2001-2009年,小布什政府对中国的国家形象认知经历坏-好-坏三次重大转变,由上台伊始的“战略竞争对手”,到“9.11”事件后的“建设性合作者”,再到强化中国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这展现出美国对华政策朝着务实方向发生了积极变化,然而军事上的威慑、政治上的角力并没有减少。2009-2015年,奥巴马第一任期开始时对华态度乐观,政策积极。但是一年后中美关系就突然迎来下行拐点,人权争议、东海军演、南海争端、网络攻击、贸易失衡、汇率争端、谷歌退出中国事件、重返亚太战略、TPP协议等均展现中美关系进入到一个战略漂流期。[40]官方信任的波动趋势也明显以2010年为分界,此后中美信任衰退明显。

   四 关系性契约:互惠交换中的风险与信任

   中美信任维持都离不开规则性约束。规则有正式与非正式之分,即“硬约束”与“软约束”两类。“硬约束”将中美互动类比为自由市场交换中的法律约束,用规则明确双方利益以此维持信任;“软约束”基于心理交换,认为心理默契或共识是信任维持的微观基础。[41]但是两者都存在约束力不足的问题。“硬约束”强调正式制度的惩罚,缺乏“社会性”因子。例如,即使中美两国建立了大量信任维持机制,两国可能仍然不相信对方所作的承诺。因为它忽略了信任的情感成份,制度不一定能转化为“内心相信”。如果没有被广泛接受的规范,正式合同只是一种休战。而“软约束”则强调了共享文化、价值观和心理共识。但是心理契约因其内隐性、单边性的特点,常常增加“一厢情愿”的风险。因而,对在信任契约的理解上,我们需要更多元的思维。传统研究忽视了一个事实:信任是一种双方关系,是社会交换的结果。[42]某种意义上制度也是“关系”,而“关系”反映了不同的心理/情感程度或层次。所以,关系契约居于核心,而制度契约与心理契约则是“关系”的形式化和内在心理属性的延伸。

   (一)双边信任是一束关系

   内生于双边关系中的信任,可称之为“关系性信任”,为维持这种信任而达成的契约就是“关系性契约”。其内涵有三个要点:

   首先,“关系契约”内涵既有理性判断,也有心理情感。理性层面上,施信者要审慎评估被信者的品行与可信度,基于已有信息和以前的声誉、经验与规范记录,其理性内涵可以外化为正式的规则制度。对中美而言,“关系契约”外化的主要功能在于通过订立双边或国际机制,增加决策的准确性(accuracy)、透明度(transparency)与适时性(timeliness),以此约束双方行为,“管控分歧”。“关系契约”的情感内涵包含一种内隐的相互承诺、责任和理解,即心理默契,根源于理解他人行为动机的情感共鸣(empathy)。在这个意义上,中美信任是双方基于互动关系的一种理解(understanding)。中美之间往往通过非正式契约“划红线”,例如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多次联合声明中,已经表明了双方的核心利益与重大关切,但是联合公报毕竟不具备法律效力,因此可以归类为非正式契约。隐性的关系契约虽然不具备正式法律效力,却同样具有约束力。一旦一方违反这些期许,就会导致谴责、交涉、冻结关系等抵抗。

   其次,关系契约源于“礼尚往来”的互惠实践。在社会交换中,当他方表达善意,自己也将愿意承担一定风险去回馈对方时,互惠文化与合作气氛就会转化为国家间的信任行动。回报与礼尚往来会引发个人的责任、感激和信任感。[43]中美之间最典型的互惠例证是为了表达对双边关系的重视和彼此互惠,当2008年小布什总统决定出席北京奥运会后,作为交换回报,胡锦涛主席也决定出席2010年华盛顿核安全峰会,双方关系保持默契。建立在互惠基础上的的信任关系是一种“你赢,我也赢”的“共赢”关系。为此,不可孤立看待中美战略信任问题,其效果大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国关系的总体氛围。作为互惠关系的凝结,战略互信的建立需要中美相向而行。

最后,“关系契约”的效力与执行是内生的、过程性的,不依赖外在力量。当双方被锁定在一种关系中,为了维持长期关系,中美两国在危机面前宁愿克制对短期最大效用的追求,避免苛刻的交易。目的在于维持积极关系,为应对不确定的国际环境留下空间,即认为“世有不测风云,凡事应留余地”。[44]正如秦亚青教授所言,只要合作进程得以维护,(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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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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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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