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从整体上把握中国海洋安全

——“海上丝绸之路”西太平洋航线的安全保障、关键环节与力量配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91 次 更新时间:2016-01-25 10: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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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木  
一旦中国与南海国家矛盾激化,后者就可能都会投入美国怀抱并产生与日本联手的冲动,这样中国就犯了“围渊驱鱼”、“围丛驱雀”的错误。更重要的是,它容易导致目前尚存且有利于亚洲和平的远东雅尔塔体系发生分裂。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讲,该地区相对封闭,对中国而言,它既不与印度洋直接相连也不畅通太平洋,巴士海峡与马六甲海峡都受到美国的控制,同时又是美国海权的核心利益所在。依中国目前的实力,中国在南海方向突破可能会取得一些的胜利,但事后遗留下的副作用要比东海大且极难以消化,且消除这些负面影响的时间要长得多。

   有观点认为,南海石油资源丰富,因而具有较高的战略价值。但笔者认为,仅从石油资源角度考虑南海问题并不属于国家战略层面而属公司层面考虑的“坛坛罐罐”问题。战略是谋势的学问。资源的控制权只能在“形势”即国际体制中才能存在,不谋体制性的大势,资源的控制权是不可持续的。古人有“守险不守陴”的说法,险,势也;陴,城也。无势则城不保,资源控制同理。如果将三海连为一体观察,则南海对中国的西太平洋谋势不具有纲举目张或关键“抓手”的意义,却有配合和策应主要方向的作用。

   更重要的是,中国在东海和南海面临的问题涉及的并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主要对手,即日本和美国,而后者更是世界头号海权强国。日本的战略目标是打通经台湾海峡进入南海的战略通道,在这一目标下,台湾地区便是日本尽管非法但却是至今不愿放弃的核心利益。如果说台湾地区位于日本地缘战略的核心利益线上,那么,它于美国则只能说是具有战略利益而无核心利益。美国的战略核心利益线在中、南太平洋海区,即从夏威夷到关岛、菲律宾,再到马六甲一线。在西太平洋海区,美国要保的关键目标是马六甲海峡,这是其不容他人染指的核心利益。至于东北亚,成熟的美国政治家——比如20世纪前半叶的两位罗斯福总统——则不会对其倾注太多的资源。但在台湾问题没有解决的前提下,中国如果将海洋战略的重点转向南海,就必然会在东海、台湾问题存在的同时又在南方增加一个更强大的对手。这是目前日本右翼及在台的“台独”分子最乐观其成的形势。

   明乎此,我们对于“海上丝绸之路”线上存在的问题及其任务就有了清晰的判断,即中国的目标不是争夺几处岛屿的“坛罐小利”,而是为布势天下,其抓手就在东海。

   不仅如此,东海还是关乎中国整体安全的重要海域。东海北接朝鲜半岛,朝鲜半岛居高临下,从东南方向包卷中国东北大平原。从朝鲜西进,便可进入一马平川的中国东北地区。当年日本占领朝鲜半岛后日本接着就进入中国东北,进而威逼京畿且直取中原,控制中国东部达八年之久。我们说东北事关中国全局安全,就是因为与山区和海上相比,在东北大平原可以形成成建制的、可持续的和大规模的装备制造及由此装备的集团军力,而没有成建制装备的大规模制造和递进及相应军力,就不能全局性地控制中国。日本先是以朝鲜为跳板占领了中国东北,继而造成持续八年的侵华战争,除本土外,日本能够长时期侵华的能力生成点就在朝鲜半岛继而占据中国平原面积最大的东北地区。

   1945年日本战败前夕,身处陕北的毛泽东注意到东北的重要性。5月31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作关于政治报告讨论的结论时明确指出:“东北四省极重要,有可能在我们的领导下。有了四省,我们即有了胜利的基础。”[19]9月17日,毛泽东复电周恩来,表示完全同意力争东北的方针,指出:“东北及热河、察哈尔控制在手,全党团结一致,什么也不怕。”[20]1948年年底,辽沈战役后,东北已稳操共产党手中,接下来夺取中原已有胜算;淮海和平津战役的胜利,则使共产党夺取全国的胜利已无悬念。

   毛主席在1937年撰写的《祭黄帝陵文》一文说:“琉台不守,三韩为墟。”[21]“三韩”即朝鲜半岛[22],同样的道理,“三韩”不保,中原为墟。朝鲜对于中国东北安全而言是关键。1949年年初,从西柏坡准备进京的毛泽东风趣地将此行比喻为“进京赶考。毛泽东在回答周恩来“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的话时说:“退回去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23]与李自成进驻北京的当年即面临多尔衮率八旗军进逼山海关的形势相似,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美国于1950年6月27日美国便出兵朝鲜。然而,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彻底杜绝了新中国重蹈李自成因忽视或失控于“关外问题”而功败垂成的任何可能。值得一提的是,在朝鲜问题上,毛泽东一改隋、唐远征为援助的方式,借苏联的支持出兵协助朝鲜,一举将“关外问题”远远推到“三八线”以南。中国的东北从而华北地区由此稳定至今。毛泽东在抗美援朝(乃至抗美援越)战争中实现中国的地缘政治利益的经验,对当前构建“一带一路”,推进其中的战略利益,仍有巨大的指导意义。

  

   三、“三海一体”:从整体上把握中国海洋安全环境

   笔者在研究中国海权的初期曾把海权置于很高的地位,那是因为当时中国海权处于起步阶段,需要矫枉过正。在笔者在2014年出版的《论中国海权》(第三版)[24]和《印度与印度洋——基于中国地缘政治视角》[25]两书中里,鉴于中国海上力量已有长足推进,这一立场已有适度回调。在上述两书中,笔者提出绝对的制海权要依托于绝对的制陆权,反之,绝对的制陆权也要依托于绝对的制海权。在陆权和海权的边际地带,制陆权可以反作用于制海权,同样,制海权也可以反作用于制陆权。占据较大版图的制陆权可以在较大范围内影响(反作用)周边的制海权,同样,占据较广阔海域的制海权也可以影响(反作用)制陆权。比如,在印度洋地区,因占领了印度半岛,近代英国在此地区拥有比当代美国更大的制海权;同样,由于拥有广阔海域的制海权,近代英国曾使陆权霸主沙俄帝国多面受敌,疲于应对。马汉(Alfred Mahan)也曾论述过海权与陆权的这种相互作用的关系,但他并没有这么从整体予以强调,更没有形成理论概括,而且出于是美国国情的需要,马汉更多强调的是远海。

   陆权与海权的作用与反作用理论告诉我们,尽管中国海权起步较晚,但自然条件相对于英国和美国还是有比较大的优势。中国东接西北太平洋、南近北印度洋,因超大的近海大陆板块,特别是具有中远程导致打击技术,使得当代中国对两海有着强大的反作用力以及由此形成的较强的近海制海能力。西方国家因距离印度洋太远,因此产生了“岛屿链”思维,但这实属无奈之举,这是因为,最有效的制海权一般都有依托大陆板块的条件,并由此获得可持续的巨量资源跟进。而在远海建立岛屿链则需要巨大的资源支持,英国和美国要控制或占领印度洋,而首先从大西洋经过地中海和太平洋过来,而中国进入印度洋遑论太平洋则可就近直达,如果中南半岛国家同中国建立了紧密合作的关系,则中国可将在该地区更占主动。这种地缘政治中的大陆板块优势,使得中国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被西方人所认为的海权不足。有利的地理位置,使中国在处理海洋事务中远比西方国家有更从容的时间。

   然而,尽管中国接海面积巨大,但能从海上深入中原的地段却不多。中世纪和近代对中国政治冲击最大的蒙古人和英国人,他们都试图从西南方向进入中原,但因地形的原因,他们都没有成功。英国人只能从沿海东进。东进南海后,中国东南山地使他们不得不继续北上由东海入侵中国。这说明,台湾海峡以北的“东海—黄海”海域是中国海洋防御中最脆弱的地带。

   有人认为,印度对中国安全构成了重大威胁,事实并非如此。当前的中印实控线在毛主席时代就已稳定下来,而且受到喜马拉雅山地形的影响,中国和印度(以1950年印度共和国成立后的版图为限)在千余年的历史中几乎没有发生过战争——仅在1962年发生过历时月余的边境冲突。现在一些同志不理解1962年打过去为什么不占领,这是因为地理条件不允许。在海拔四五千米的西藏高原上我们的资源难以形成大规模的持续顺畅的调度,由北而南居高临下的地形可使大部队一泻千里地进去,却不能自由地顺利返回,更不能持久地占领。正因此,当年亚历山大和成吉思汗打到印度河都放弃南下进入印度平原,理解了这一点——如果再能重温一下三国时曹操占领汉中又主动撤回秦岭一线的经验——也就理解了1962年中国军队打入藏南又迅速撤回固守和原因。

   黄海、东海和南海事实上是一个整体。历史经验表明,黄海动则台海动,而台海动则中国动,而中国动则东亚动。近代以来,远东均势格局决定性的转折———比如1895年的甲午海战和1950年的朝鲜战争———都是从黄海开始的。对此,日本军事历史学者司马辽太郎解释说,他说:“谁控制了黄海,谁就主导了在东北亚大陆说话的话语权。”[26]

   中国加强在黄海的战略力量的目的在于从侧翼保护台湾地区,因为如前所述,对台湾地区安全具有颠覆性的危险来自日本的军国主义势力。台湾海峡是西北太平洋海权的关键环节,中国国土东界应在台湾地区的东海岸。中国实现台海统一后,制海范围就可直推至台湾地区以东的深海区,并对台湾地区以北的宫古海峡和南边的巴士海峡施加影响。如此,中国黄海、东海和南海的海上国防力量就可以形成合力,并使中国海南岛、台湾岛和辽东半岛得以联动,形成“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27]之势。因此,唯有将黄海、东海和南海视为一体并使之相互呼应,长期拖延的南海主权问题才能得到顺利解决。照此逻辑,从“三海一体”的视角看,在不过远的将来,将并排于东部海域东海、南海、北海三大舰队合成一体并编为“西太平洋舰队”,实属必要。

   在海上作战力量体系中,台湾回归祖国以及捍卫东海南海海域的中国主权已成应有之义,同时又不至将其力量伸展过远,大体在远东雅尔塔体系安排之内。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地努力,在不远的将来,切实将中国海上实际控制线前移至台湾东界——这原本就是中国领土的东界,届时台湾和平回归就是可以想像的事。台湾回归祖国意味着中国有效的安全边界真正推至西太平洋深海海域,有了深海,中国的核潜艇才可发挥终极反击作用,中国航母建设才能大步向前迈进,中国大陆的经济建设成果才能得到有效保卫。

   朝鲜半岛位于中国黄海的北翼,而黄海的安危事关东海的稳定乃至中国台湾的安全,台湾的安危更是事关中国在西北太平洋的海上安全。如果将中国大陆沿岸和西北太平洋衔接的“三海”(黄海、东海、南海)视为一个连续的整体,我们就会发现,辽东半岛犹如人的肩膀,黄海犹如连接肩膀的上臂,南海部分则相当于下臂,海南岛相当于手掌,而位于东海的台湾地区则是连接和联动上下臂的肘关节。黄海失,则台湾地区不保;台湾地区局势失控,中国在南海就不能持续发力。由此,台湾地区就成了中国在西北太平洋制海权有效发挥的关键环节。

   在台湾海峡南北两段中,北面是中国贯通西北太平洋制海权的主要矛盾所在,而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则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也就是说,不管是对日本还是对中国而言,控制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就接近控制了台湾地区,而控制了台湾地区,也就控制了沿中国海岸的西北太平洋的制海权的关键环节。台湾回归是实现西太制海权的关键;鉴于日本对台湾野心不死,东海黄海一线是解决台湾的关键区域,其中钓鱼列岛的主权回归则是破局的关键环节。

   “中国是亚洲的重心”[28],而台湾是远东南下北上的海上枢纽。从需求上说,美国用于遏制中国的所谓“第一链条”以西即靠近中国海区属浅水海域,而核潜艇只有在深海隐蔽的条件下才可能实施二次反击,显然,突破“第一链条”,实现台湾回归祖国,对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29]的伟大目标具有越来越迫切的意义。国防新常态应当包括台湾回归祖的安排。

现在人们常说在新的起点上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新的起点当然应该包括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所需要的最起码的地缘政治及海上安全环境安排:“三海”安全牵涉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最低的安全环境,如果台湾问题能够解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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