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世雄 蔡翠红:西方国际体系论探索——从科学行为主义到建构主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25 次 更新时间:2016-01-11 21:0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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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抽象掉对单位层次的分析,把国际体系作为因变量,集中讨论了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结构对国家行为的约束。他的结构概念具体由三部分内容组成:(1)结构是根据系统排列所依照的原则界定的;(2)结构是根据不同单元的功能来界定的;(3)结构是根据单元之间力量的分配来界定的。华尔兹的结构就是“权力结构”,而权力则是由物质实力构成,体系层次的“权力分配”体现为“物质力量的分配”。

   如果说霍夫曼和沃尔兹关注的重点是世界政治体系,那么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24) 则既包括了权力基础上的世界政治体系,还包括了以资本转移为基础的世界经济体系。世界体系理论认为,世界体系有三种主要形式:世界帝国、世界经济和社会主义世界政府。(25) 世界帝国靠的是政治权力,世界经济靠的是资本转移。

   三、从自由制度主义到建构主义

   国际体系概念一直处于当代国际关系研究的中心地位。有学者认为,国际关系理论中有三种主导性体系理论,即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基欧汉的新自由制度主义和温特的建构主义,它们都强调从国际体系层次出发研究国际关系的重要性,因而认为只有体系理论才能称为国际关系理论。(26)

   1986年罗伯特·基欧汉主编的《新现实主义及其批评》(27) 代表了新自由制度主义的诞生。新现实主义是一种体系结构层次上的分析方法,重点在体系角色之间的权力分配上;而与新现实主义的国际体系观不同,新自由制度主义也认可“结构层次”,但更加注重系统“过程层次”的分析,强调研究体系角色相互作用的权力模式。(28) 基欧汉的新自由制度主义承认国际体系中权力分配状态的作用与重要性,但认为仅仅强调权力结构是不够的,因为国际体系层次上的人类活动同样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国家间相互依赖所产生的国际制度也是国际体系的重要特征。(29)

   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以亚历山大·温特为代表的新一代国际政治学者,开始改变仅仅从权力、制度等外部制约因素的视角研究国际体系的传统方法,转而从历史社会学和后现代主义哲学的角度,在承认国家是基本分析单位的情况下,解构现代国际体系的基本概念,研究并分析国际体系的转换,从而创立了国际政治理论的建构主义学派。

   温特对国际体系转换的研究在建构主义学者中最具有代表性,他通过建构主义社会理论的逻辑和含义来阐述国际体系。(30) 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中,温特对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基于微观经济学的结构理论提出了质疑,并重新思考了国际体系结构的主导本体论。首先,温特提出任何结构都包括三个因素:物质结构、利益结构和观念结构。其中利益结构是一个最关键的概念。温特从理念主义出发,认为“观念是无所不在的”,正是观念才使得物质具有意义和价值,物质力量只有通过观念才能起作用。因此,利益结构是由物质和观念共同定义的,而且利益的大部分内容是由观念定义的,其余一小部分利益由根植于人性的物质力量构成。国际体系结构的本质是“观念的分配”。

   温特认为,观念所导致的角色认同差异建构出不同的国际体系,(31) 即:(1)霍布斯式的国际体系。又称古代国际体系,出现在17世纪民族国家体系之前,建立在“敌人”角色认同结构之上;(2)洛克式国际体系。这种体系已有近400年的历史,在当前的国际政治中仍居主导地位,它是建立在“对手”角色认同结构之上的;(3)康德式国际体系。后现代的国际体系模式,初显于欧美、大西洋地区的多元安全共同体当中,目前不占主流。

   温特还指出,国与国的互动实践将促使国家间的社会学习和模仿,在社会学习和模仿中形成了国家的文化选择,文化选择的形成过程实际上也就是集体认同变迁的过程,集体认同的变迁最终促成国际体系转换。温特提出,在转换过程中,有至关重要的四个变量,即相互依存、共同命运、同质化以及自我约束。相互依存是国家行为体间有赖于强制力或者说是付出代价的相互影响和相互联系。温特认为,遵循国际制度的内化、推行民主和法治、主张道义上的安全承诺这三种自我克制的途径,将使集体认同更容易实现。

   英国学派新一代学者巴里·布赞和理查德·利特尔在其新著《世界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32) 中,考察了辛格行为主义、沃尔兹新现实主义和温特建构主义等三种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国际体系概念模式后,认为它们没有能够揭示出现代国际体系与其看起来相似的前身之间的重要差别。认为正是由于历史研究的匮乏,致使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陷于只能孤芳自赏的境地。而只有融理论研究于历史探讨,建立一个超越现有诸种框架之上的新时空观,国际关系研究才能走出误区。(33)

   在布赞和利特尔看来,世界史的结构就是前国际体系和不同时期的国际体系的结构,世界史的变迁就是国际体系从无到有、从不完备到日趋完备的发展过程。(34) 《世界史中的国际体系》长时段的历史考察、多元论的阐释方式,不仅在国际关系学与历史学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而且也为这两个学科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交融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平台。(35)

   四、结语

   以上挑选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国际体系理论,总结了西方国际体系论研究的一些主要成果。国际体系是西方国际政治学科建立以来的关注重点,关于其理论也不计其数。而且,随着“外交政策和国内政策界线日益模糊以及人们再度面对双重忠诚和权力领域交叉重叠”(36) 的趋势,还有学者提出了“后国际”体系新范式,如“新中世纪主义”。(37)

   纵观西方国际体系论的发展与演变,我们可以总结出如下几点:

   首先,西方国际体系理论是国际关系理论的一部分,不同的体系理论对国际体系的多维度解释是理解国际关系的前提。肯尼思·华尔兹将国际关系理论分为两大类,即简化理论和系统理论(亦称体系理论)。简化理论以相对独立的实体和国家为出发点,考察和分析各种国家行为以及动因和影响;系统理论则超越个别的实体和国家,对国际体系进行宏观的整体研究。与简化理论相比,系统理论的研究内容更广泛,问题更复杂,方法更多样。而国际体系论的范畴又存在着狭义与广义两种观点。一种看法含蓄地认为,只有研究严格意义的体系层面的变量的理论才是体系理论。(38) 严格意义上的国际体系理论应该建立在体系理论的基本原理之上,也就是说建立在对体系与环境互动的整体分析基础上。另一种看法则暗示只要是研究国际体系内的国际政治进程、状态及其原因的理论都可以看作是体系理论。体系理论不应由其研究的变量的性质,而应由其探讨的问题的性质来界定,只要研究的问题是属于国际体系层面的,而不仅仅是局限于一国的对外政策分析或国内政治分析,这样的理论就是体系理论。

   不同学派的国际体系论所关注的重点不同。新现实主义主要讨论国际体系的结构及其变迁。自由制度主义主要分析国际体系的制度及其变迁。国际体系制度的确立或改变,都会对成员国的行为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建构主义则主要讨论国际体系的身份分配及其变迁。它们从不同的侧面分析了国际体系这一重要概念及其运作。

   其次,国际体系理论的发展是与国际体系的变化分不开的。理论是为现实服务的,是对现实的解释。国际体系理论的发展同样植根于国际体系的现实变化中。战后国际组织的普遍出现及其在国际事务中作用的日益显著,使得国际社会角色发生了变化,国家不再是唯一角色。这一变化直接促成了体系理论的产生。

   战后50余年来,国际关系的体系理论不断向纵深发展,研究领域也不断扩展,几乎每一次国际体系的调整与动荡都会引发国际体系论的争论与探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相当长时间里,现实主义理论支配了国际政治体系的现实,其核心即国际社会的基本性质是无序的,各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基本规则是丛林法则,即弱肉强食。

   随着世界政治经济的一体化、全球化,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性日益强化,发达国家之间的协调及国际组织的作用进一步加强。80年代以来,主要发达国家间的对话更为频繁,有些已经成为制度性的协调,“有序竞争”开始被人们接受。这些都为自由制度主义的国际体系论提供了佐证,因为全球化需要游戏规则的存在,否则就会出现混乱。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持续40余年的雅尔塔体系顷刻间解体,国际力量重新分化组合。在以美苏冷战为特征的雅尔塔体系时期,国际体系运营和维持很大程度上取决两个超级大国,国际体系处于矛盾统一的相对稳定状态。在冷战后的过渡时期,各种力量分化改组,处于尘埃未落定的过渡状态,各主要国家安全战略对象出现移位。各国间在经济、军事、政治及意识形态方面的关系都不再同步划一。政治上是盟友,经济上可能是敌手。意识形态上的对立不妨碍政治外交上的友好。国际体系首次没有了单一威胁,每一个国家都将从自己的角度判断危险的来源,包括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使得建构主义学者开始超越权力与制度深入剖析国际体系,认为国际体系包括物质、利益与观念等多重结构。

   最后,随着中国融入国际体系步伐的加快,国际体系理论研究越来越显示出重要性与迫切性。中国正在国际体系内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有关“中国崛起”的话题引发了对今后国际体系走向的争论。中国正由原来的落后、弱小转变为先进、强大,而且中国可以凭借其实力对国际体系格局、秩序、行为准则产生重大影响。中国的崛起要有一个正确的历史定位,有一个正确的符合当今国际体系结构的历史选择,有一个达到选择目标的正确的策略图构。这些都需要我们对国际体系进行进一步的理论研究。

   同时,国际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它们的相互作用能力、它们的目标,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变化得如此迅速,如此具有全球性质。国际体系愈来愈呈现错综复杂的态势。在冷战体制下被控制或被掩盖的地区冲突、民族纠纷、边界争端、海洋权益矛盾开始出现失控现象。核扩散、人口爆炸、环境生态恶化、恐怖主义、难民、毒品、粮食危机等都使国际体系呈现无规则化、无序化趋势。因此,透过变幻莫测的国际风云,深入到国际体系的发展脉络中去,捕捉和探求其运行的机制与规律,对把握当今国际体系及其未来发展走向具有重要的意义。

   收稿日期:2006年5月

   注释:

   ① Robert Lieber,Theory and World Politics,Winthrop Publishers,1972,p.121.

   ② Charles McClelland,Theory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The MacMillan Company,1996,p.20.

   ③ Ibid,p.90.

   ④ George Modelski,“Agraria and Industria:Two Model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s,” see:Klaus Knorr and Sidney Verba,ed.,The International System:Theoretical Essay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1,pp.121—122.

   ⑤ Hedley Bull,“The Emergence of a Universal International Society,” in Bull and Watson,Th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Clarendon Press,1984,pp.117—126.

⑥ 部分特点可参见:倪世雄等著:《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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